全民漲工資，即將進入落實階段…

2025年前11個月，我國貨物貿易順差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達約1.08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

這一數字，不僅超過了美國、日本、德國三大工業強國歷史最高順差總和的三分之一，出口結構也全面轉向高附加值產品，集中反映了中國產業鏈的韌性。

用老百姓秒懂的大白話講：每天眼一閉一睜，就有超過30億美元的財富流向中國，鷹醬瞎鼓搗了老多年，在這個數據面前，尷不尷尬？

然而站在我們的角度來講，必須要清醒地看到另外一重問題——

今年前11個月貨物貿易順差同比飆升了21.7%，客觀來講，如此之高的基數和增速之下，后續增長情況值得理性看待；

但同一時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累計同比增長4.0%，雖較上年同期提高0.5個百分點，但居民短期貸款累計減少了7328億。

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前不久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

深入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

收入分配制度或將迎來重大改革，相信這也是最近這兩天線上線下、街頭巷尾討論最為熱烈的一條新聞。

可能有老鐵會講：“這個事兒咱不是老講嗎？這次有什么不一樣呢？”

還真不一樣！

2024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咱們提出的是“推動中低收入群體增收減負”；

與2025年提出的“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僅幾字之差，但含義大不相同——

一方面，“推動”是一個原則性的意見，“制定實施計劃”更加側重于可操作性；

另一方面，“減負”更多意味著通過財政補貼、稅收減免等調解手段，減輕大伙兒的負擔，而“增收”往往意味著上卡的錢很有可能變多。

首先拆解下政策邏輯，說白了就是從之前的從原則口號，明年就直接開始到“實操”階段了。

我們可以將這一實打實的增收計劃，系統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內容：

第一，從“中低收入群體”擴展到“全體城鄉居民”。

以前是給中低收入群眾的開銷做減法，現在要給所有老百姓的收入做加法。

雪中送炭的事兒得干，錦上添花的事兒也得干，直奔全面改善預期而來！

第二，實施力度將正式從“原則性意見”轉向具體的行動方案。

也可以理解為，具體目標、具體路徑、如何落地等細節內容從2026年開始全面鋪開。

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從老百姓的角度來講，新的一年體感必將明顯。

第三，發改委12月16日下發了《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鮮明提出了“兩個提高”：

提高咱們城鄉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簡單理解，不僅要把國家收入這塊蛋糕做大，更要在切蛋糕時，增大給老百姓的這一部分，提高大家的獲得感。

從歷史的經驗來看，許多發達經濟體也都是采取了類似的方式，促成了“橄欖型”社會的形成。

第四，是強化就業優先政策，發改委下發的文件中，還明確指出：

多渠道穩定和擴大就業，優化創業促進就業政策環境，支持重點群體就業。

客觀來講，這是當前最為務實、也最有可能立竿見影的切入點。

整體來看，主打一個“聚焦當下痛點，落在百姓實處”。

要讓“居民增收”這個大課題從政策語言轉化為百姓賬本上的數字，咱得先弄明白一個事兒：

錢，到底從哪兒來？

按照國家統計的通行說法，居民收入主要來自四條渠道：

1）工資性收入：打工人按月領的薪水，這是大多數人的“主食”，占整個居民收入約56.5%；

2）經營性收入：自己做生意、開小店，刨掉成本后落袋的利潤，占整個居民收入約16.7%；

3）財產性收入：房子收租金、存款給利息、股票拿分紅…通俗理解就是“錢生錢”，占整個居民收入約8.3%；

4）轉移性收入：養老金、社保補貼、社會救助…等等“轉移紅包”，占整個居民收入約18.5%。

換句話說，接下來要落地的“城鄉居民增收計劃”，大概率是要從這四條渠道共同發力。

目的只有一個：要讓大家的收入來源更寬、底氣更足、增長更可持續。

你注意啊！既然是城鄉居民增收計劃，那它就不是發錢那么簡單；要增強大家的切實獲得感，必須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

其一，有效調節結構。

不是過去那種“撒胡椒面”，這次計劃的關鍵詞是“調節結構”。

這件事有多重要？先來看一組數據：

國家統計局統計顯示：2020-2024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扣除物價后的實際增速分別為2.1%、8.1%、2.9%、6.1%和5.1%。

平均下來，基本上與宏觀經濟增速保持著一致性，可即便如此，還是有不少老鐵覺得收入沒怎么漲，各方面壓力大，其實問題就出在了結構上。

打個比方，熱氣騰騰的火鍋端上來，有人吃牛肉、有人吃蝦滑、有人吃毛肚、還有人吃紅蝦，但是偏偏有人只分到了火鍋底料…

即便是你別的菜點得再多，只分到火鍋底料的那哥們兒也一樣會抱怨“今兒這火鍋做得齁咸”…能不咸嗎？

所以，除了咱們剛才提到的“兩個提高”之外，還要調節不同群體間的收入差距。

對于具體人群而言，為廣大工薪階層穩定和擴大就業、提升技能；

為個體工商戶和小微企業主，可通過減稅降費、融資支持提升經營性收入；

為主要依賴轉移支付的群體穩步提高社保待遇，并加強社會救助的兜底功能。

其二，保持長期持續性。

增收不僅要讓錢包鼓起來的速度，更要跑贏物價、穩得住預期。

這就需要在短期政策與中長期發展動能之間做充分的統籌協調，打造可持續的造血機制。

核心在于讓經濟增長的紅利，更直接、更持久地滴灌到居民部門。

這里面主要是兩方面工作——首先在于國家將通過有效投資來夯實基礎。

國家發改委已明確發力“兩新一重”（新型基礎設施、新型城鎮化、重大工程）。

這不僅能直接創造大量基建、制造業崗位，更能提升整個經濟的運行效率，為各行各業增收創造宏觀條件。

另外，更根本的是產業與就業的升級。

國家發改委12月17日發表《著力擴大有效投資》指出：擴大新興產業有效投資，前瞻布局未來產業項目。

這意味著未來在科技、軟件、信息、物流等高附加值產業以及數字經濟、綠色經濟、銀發經濟等新賽道供給的高技能、高收入崗位將進一步擴充。

可以預見的是，與新興產業相適應的職業培訓也將逐步發展起來，不僅能夠幫助勞動者實現“能力增收”，其帶動的培訓產業本身也將成為創造優質就業的新增長點。

其三，緩解居民后顧之憂。

這一點同樣尤為關鍵，增收，不僅要看“進賬”的數字，更要看“敢花”的底氣。

增收的最終目的在于提振內需、改善生活，因此，本輪增收計劃必然要與“減負”打配合。

關鍵舉措在于強化社會保障體系的托底功能。

譬如說在醫療方面，持續擴大醫保報銷范圍、推進藥品與耗材集采降價、發展普惠性商業醫療保險，有效降低家庭的“健康風險支出”；

譬如說在教育方面，推動學前教育普惠、義務教育優質均衡、減輕家庭課外教培負擔，有效降低教育焦慮；

譬如說在養老方面，可穩步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發展多層次養老服務…關乎每個人切切實實的安全感。

此外，政策面還要著力穩定房地產市場預期，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給，滿足城市青年、新市民的居住需求，從而釋放出更多當期消費能力。

當大伙兒在醫療、教育、養老、住房等方面擁有足夠的安全感時，必然會對過度儲蓄起到一定削減作用。

屆時，大伙兒增加的收入才更能夠真正用于生活品質的提升，形成“收入增加→敢于消費→市場活躍→就業收入穩定”的良性循環。

從這個角度來講，增收計劃的最終成效，既要體現在大家的工資條上，也要體現在千家萬戶內心的從容安定之中。

毫無疑問，我們的社會正在從“投資于物”全面切換到“投資于人”。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提振消費專項行動、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極大可能會比以往來得更加立竿見影。

這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客觀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要徹底弄清這個問題，就要從兩個方面來入手：

一是當前“三駕馬車”的整體表現。

今年1-11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為444035億，按可比口徑計算同比下降2.6%，其中，11月份環比下降1.03%。

一、二、三產業投資增長同比分別為2.7%、3.9%和-6.3%，需要注意的是，基礎設施投資（不含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同比下降1.1%。

設備工器具購置投資、高技術服務業投資、信息服務業投資、互聯網和相關服務業投資均保持了較高水平的增長勢頭，但是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下降15.9%，下拉效應明顯。

在對外貿易領域，盡管今年前11個月貨物貿易順差同比飆升了21.7%，但從結構上看，機電產品出口14.89萬億，增長8.8%，占出口總值的60.9%?。

這里面主要包括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其零部件、集成電路和汽車等，其中，集成電路出口1.29萬億，增長25.6%；汽車出口8969.1億，增長17.6%?。

相比之下，服裝、紡織品等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出口約3.7萬億，同比下降3.5%，占出口總值為15.1%?。

換言之，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占比高凸顯了當前經濟轉型的整體質量，但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在整個貨物出口中的表現，又何嘗不是行業自身發展的縮影呢？

另一個毫無爭議的事實在于，當前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總體規模連續15年保持全球第一；

制造業門類體系完整優勢更加明顯，在全世界504種主要工業產品中，我國大多數產品產量位居世界第一。

所以，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關鍵課題就是：如何讓經濟轉型的紅利惠及更多普通民眾。

深入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

既有利于活躍生產端與消費端的內循環，又有利于切實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二是社會保障體系自身的發展空間。

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發展，正站在一個歷史性的“擴容提質”關口。

其核心發展空間不僅在于投入更多資金，更在于進行一場深刻的功能轉型：

從基礎兜底的安全網，全面升級為支撐消費信心、服務經濟轉型的超強外掛。

當前，我國社會福利與救助支出占GDP比重約5%，與主要發達經濟體相比仍有較大提升潛力。

筆者并不贊賞類似歐盟國家那種福利社會模式，現實也早就證明了其不可持續性。

我們真正應該努力的方向是結合自身發展實際，實現財政端、居民端、公共服務端的多方平衡可持續：

譬如說，通過穩步提高基礎養老金替代率、擴大醫保目錄和報銷比例，可直接減少居民的“預防性儲蓄”，有利于讓增收的每一分錢轉化為消費。

譬如說，填補新市民、青年大學畢業生、靈活就業者的參保空白，并大力推動企業年金、商業保險等二、三支柱發展，構建多層次、可持續的保障體系，同樣具有現實意義。

譬如說，面對老齡化與少子化，社區養老、普惠托育、長期護理保險等短缺服務，是亟待填補的“民生基建”。

通過加大相關投入，既有利于創造高質量就業，又有利于減輕家庭負擔，激活潛在勞動力和消費力。

從這個角度看，社保體系的升級與城鄉居民增收計劃，本質上是“一體兩面”。

講得再直白些，就是通過緩解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的后顧之憂，讓“能增收”和“敢消費”形成閉環。

所以，大伙兒發現啥沒？

當前“三駕馬車”的整體表現與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歷史需要它們雙向奔赴！

我們甚至可以做一個大膽的猜想：

我們60后、70后、80后、90后，終會擁抱更加豐盈的獲得感；

而我們下一代的一生，大概率還會順遂得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