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方城火災：想見孩子遺體，先簽自愿保密書；晚簽字一天，孩子貶值十萬

文｜李宇琛

2025年12月17日，在經歷了長達698天的等待后，河南省終于對外公布了方城縣英才學校“1·19”重大火災事故的調查報告。

這份由河南省事故調查組編制的報告，為這場奪走13條幼小生命的慘劇，給出了一個等待了近兩年的官方結論。其中，關于起火原因的最終認定，推翻了此前所有關于電暖器的猜測，指向了一個令人錯愕的源頭：

一個打火機。

根據這份由新華社等媒體紛紛轉發的報告原文，火災的起點，極其微小：

“2024年1月19日22時45分許，該學生（一名8歲的三年級男生）被他人上廁所動作弄醒后，在床上玩耍時發現被子露出一根線頭，便從枕頭下摸出隨身攜帶的打火機去燒那根線頭。”

一個8歲的男孩。一個打火機。一根被子上的線頭。

這三個看似稀松平常的元素，在一個本該絕對安全的學生宿舍里，經過一系列匪夷所思的化學反應，最終釀成了一場13人死亡、直接經濟損失1740.5萬元的慘劇。

這個結論，立即引發了所有人的疑問。

一根線頭，是如何在短短幾十分鐘內，演變成一場吞噬13條生命的人間煉獄的？

是這個孩子天生神力，還是說，那個名叫英才學校的地方，本身就是一個一點就著的：

火藥桶？

起火宿舍滅火器處于過期失效狀態，自動噴淋滅火系統也因銹蝕未發揮作用。學校每年在消防方面投入的預算僅占總支出的3.2%，遠低于行業約12%的平均水平。

你看，這事兒就變得有意思了。

他們一方面告訴你，火是孩子點的；另一方面又告訴你，滅火的東西全是壞的。

這就好比說，一個在加油站里劃火柴的人當然有罪，但問題是：

誰把加油站修成了一個露天的柴火垛？

這個問題的答案，藏在報告的字里行間，也藏在遇難學生家長范永歸那漫長的698天里。

那是一段比火災本身，更令人感到寒冷和窒息的旅程。

在這段旅程里，一個叫范嘯南的9歲男孩死了兩次。

一次死于那場大火。

另一次，死于那場大火之后，所有“人”的所作所為。

1

范永歸的悲劇，不是從2024年1月19日那晚的大火開始的。

它開始得更早。

可能始于2017年，他父親因肺癌去世，家里欠下數十萬元債務的那一刻。也可能始于他和妻子為了還債養家，不得不背井離鄉去東莞做早餐攤的那一天。

范永歸在接受看看新聞Knews采訪時坦言，孩子上學、老人生病都需要錢：

“我不出去不行，真的不行。平日日常開銷都是問題。”

這是中國幾千萬農村家庭最真實的寫照。為了生存，父母必須“出走”。但出走之后，孩子就成了問題。

范永歸把兩個兒子留給了六十多歲的母親。但奶奶不會騎電動車，無法接送。于是，方城縣獨樹鎮英才學校，就成了他唯一的選擇。

這所學校的創始人叫李繼忠。綜合多家媒體的公開報道，這位曾經的公辦教師在2000年前后下海，創辦了全鎮第一所民辦學校。他抓住了兩個時代最大的風口。

一個是：

撤點并校。

根據《南陽市201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當年全市共有3763所小學。而到了2024年，根據南陽市教育局的最新通報，這個數字變成了1487所。

這意味著在不到15年里：

南陽有超過六成的小學消失了。

村小沒了，孩子們只能涌向鄉鎮的中心校。但新的問題來了：離家太遠，接送成了巨大的負擔。公立學校又不提供校車，也不管午休。

另一個風口，就是“留守兒童”。

父母在外打工，爺爺奶奶無力接送。怎么辦？

寄宿。

李繼忠的英才學校，精準地切入了這兩個風口的交匯點。他提供的不是簡單的教育，而是一套“全托式”的解決方案：全封閉管理，十天回家一次，校車接送。

對于范永歸這樣的父母來說，這幾乎是完美的答案。你不用操心接送，不用操心吃飯，只需要付錢，就可以把孩子托付給一個看起來很專業的機構。

2020年，他還未滿6歲的二兒子范嘯南，被送進了英才學校的幼兒園大班，開始了他的寄宿生活。范永歸至今還記得孩子的不適應：

“老師感覺他想哭的時候，就會給我打一個視頻。他看到我，視頻里看到我，我跟他講一下，跟他說一下，哄他兩下，他就好了。”

范永歸曾想，如果弟弟不適應，還可以讓同在這所學校的哥哥去看看他：

去哄哄他，應該好很多。

他不知道的是，他為孩子選擇的這個所謂的“解決方案”，本質上是一個被精心包裝過的生意。而這門生意的核心商業邏輯，不是教育，而是：

成本控制。

在這場由貧窮、疾病和消失的村小共同譜寫的命運交響曲里，范永歸以為自己做出了唯一正確的選擇。

但他不知道的是：

這根本不是一道選擇題。

2

李繼忠的發家史，是一部典型的中國鄉鎮能人奮斗史。

綜合多家媒體的公開報道，2000年前后，還是公辦教師的李繼忠辭職下海，在獨樹鎮創辦了第一所民辦學校。

在那個年代，這叫：

有魄力。

據說，他的學校教學質量突出，管理嚴格，很快就在鎮里贏得了口碑。2012年，他正式創辦了英才學校總校，注冊資本107萬。

報道稱，李繼忠當時的目標，是把學校：

做大、做強、做正規。

十二年后，他的學校確實做大了，也做強了，但唯獨忘了“正規”兩個字怎么寫。

李繼忠的商業模式，是典型的“低成本、高密度”運營。

一方面，他通過大量招聘應屆畢業生來壓低教師薪資，維持著1:18的師生比，遠超公立學校標準。一個班塞將近60個學生，老師們忙得像高速旋轉的陀螺。

另一方面，他在安全投入上，摳門到了極致。

一份內部調查顯示，學校的消防預算，僅占總支出的3.2%，遠低于行業平均的12%。

省錢省出了人命。

更要命的是，這位“教育大亨”的學校，早就不是第一次出問題了。

根據方城縣官網一份發布于2022年12月的《關于2022年度民辦學校及幼兒園年檢結果的公示》，發生火災的英才學校硯山鋪分校，以及它的總校，年檢結果均為：

不合格。

公示明確要求學校“限期整改”。

然而，這份早已下達的“不合格”判決書，卻沒能阻止這所學校繼續運營、招生。13個月后，它依然頂著墻上那些“全國民辦教育示范學校”、“河南省百強民辦學校”的光環，安然無恙地燒了起來。

一個“不合格”的學校，掛著“示范”的牌子。

這讓人不禁想起一句潛規則：

你辦的不是學校，是人情世故。

3

李繼忠的成本控制，最終物化成了一座建筑：

英才學校硯山鋪分校三樓的305宿舍。

這是一間由教室違規改造的房間，面積56平方米。根據官方通報，火災當晚，里面睡著32名三年級男生和1名班主任：

33個人，56平米。

簡單計算，宿舍內人均居住面積不足1.8平方米。

這一數據已低于2012年住建部發布的《監獄建設標準》中對囚犯人均居住面積的最低要求。

范永歸回憶，開學鋪床時，家長們私下就在聊：

這么擠都沒有一個滅火器。

這是一個用常識就能看出的巨大隱患。但對于一門精于計算的生意來說，常識，是最不值錢的東西。

官方的調查報告，比常識更冰冷，也更致命。

報告證實，孩子們在河南零下十幾度的冬夜里，唯一的取暖工具，是學校違規使用的大功率電暖器。

而根據教育部、國家消防救援局2024年3月聯合印發的《中小學校、幼兒園消防安全管理規定》：

“嚴禁在學生宿舍內使用電熱器具。”

但諷刺的是，最終點燃這場大火的，甚至不是電暖器，而是一個8歲男孩手中的打火機和一根線頭。

這似乎說明：

在這個空間里，死亡已經成了一種必然，唯一的懸念只是它的點火方式。

因為，所有用來阻止死亡的保險，都已被提前拆除。

根據官方調查報告的原文：

起火宿舍滅火器處于過期失效狀態，自動噴淋滅火系統也因銹蝕未發揮作用。

甚至連該校的消防水箱和室內消火栓，都是：

空的，沒有水。

一個8歲的男孩點燃了一根線頭。

這火星，落入了一個擠滿了孩子、堆滿了棉被、沒有任何消防設施的“干草堆”里。

然后，報告給出了一個精確到秒的死亡倒計時：

起火約12分30秒后，宿舍發生轟燃。

這意味著，留給33個熟睡中的師生的逃生時間，只有不到13分鐘。

那么最后，逃生的路呢？

也被堵死了。

現場照片顯示，宿舍所有窗戶都焊接著密不透風的鐵柵欄。而那扇本應是生命通道的門，官方通報堅稱

夜間從不落鎖。

但無論是幸存的學生家屬，還是往屆的畢業生，都指向了同一個事實：

夜里，門是要鎖的。

為什么要鎖？

答案簡單到令人發指。校方認為，鎖門可以節省管理人力，可以防止學生夜里亂跑出意外。

在“防止孩子半夜跑出去”的安全，和“防止孩子被燒死在里面”的安全之間，英才學校的管理層，做出了一個極其經濟的選擇：

他們用一把鎖，解決了所有問題以及孩子們的命。

4

火災發生后的第二天，范永歸從東莞連夜飛回了河南。

迎接他的，不是兒子的遺體，而是一個由當地正負工作人員組成的：

安撫小組。

他和另外十幾個家庭一樣，被一對一地安置在不同的賓館里，與外界隔絕。他們被告知要：

保持冷靜，相信正負。

然后，安撫小組拿出了他們的“安撫”方案：

有遇難學生家長反映，在事故發生次日趕回方城后，被要求先簽署一份賠償協議才能進入殯儀館看孩子遺體。

更絕的是，這份協議的價格，還是浮動的。

在看看新聞的報道中，一位遇難學生家長對著鏡頭證實了這種壓力：

（不簽）每一天下降10萬。

我得暫停一下。

我寫過那么多荒誕的故事，見過那么多離奇的騷操作，但我從沒見過如此冷靜、如此精準、如此富有“商業頭腦”的災難處理方式：

他們把人倫悲劇，變成了一場限時搶購。

他們把一個父親見兒子最后一面的權利，明碼標價，還設置了“過時不候”的懲罰條款。

你悲傷？可以：

但請抓緊時間悲傷。

你憤怒？可以：

但請計算一下憤怒的成本。

這種以探視權為籌碼、以金錢為倒計時的做法，在許多評論者看來，其性質已接近于一場綁票——只不過，人質是冰冷的遺體。

后來，家屬們被迫簽署了那份協議。

據多位家屬和代理律師事后透露，這份協議的核心條款，就是要求家屬承諾：

不訴不訪。

我得再給這幫人普普法。在法律上，有一種東西是絕對不能被交易的，那就是：

人權。

不管是上訪還是訴訟，這是國家法律賦予公民的神圣權利。你給點錢就能讓人承諾“不告了”？那是不是殺人犯只要錢給夠了，受害者家屬就得承諾“不報警”？

這哪是賠償協議，這是把遇難者家屬當成了同謀，逼著他們在一份“封口契約”上畫押：

賠償協議中還含有保密條款，要求家屬不得向外泄露相關信息。

你們想保的是什么密？

是那個人均1.7平米的宿舍？是那個沒水的消火栓？還是你們那張早已被公示為“不合格”的辦學許可證？

這份協議的本質就一句話：

拿錢，滾蛋，把嘴縫上。

5

拿了錢，簽了字，把孩子的骨灰埋進了玉米地里。

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故事到這里就該結束了。生活還得繼續，畢竟，家里還有老人要養，還有一個幸存的大兒子需要照顧。

范永歸也曾試圖回到正軌。

火災后，幸存的大兒子在學校因被同學問及家里的情況，“突然就控制不住，失聲痛哭”，哭了近兩個小時。

這件事刺痛了范永歸，他決定不再外出打工，帶著家人從方城搬到平頂山市區。他說：

“我們再不陪陪大兒子，那心里更難受了。”

但他發現，他過不去。

“我從事情發生到現在，我啥事都沒有做。我會每隔一段時間詢問他們，這個事情報告出來了沒有，結果怎么樣。”

得到的回答永遠是推諉和沉默。

他想不通，為什么13個孩子死了，連一份公開的調查報告都沒有？他更想不通，那份協議，是不是真的就堵死了他所有的路？

于是，這個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快四十歲的男人，做出了一個決定：

他要自己搞明白。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買了一臺筆記本電腦和一臺打印機。

這個連打字都要用“一指禪”一個一個敲的男人，開始在網上搜索所有與兒子案子相關的法律條文。

然后，他去買了書。

在他的社交媒體上，他曾先后展示過自己正在研讀的法律書籍，包括《刑法》、《刑事訴訟法一本通》，甚至還有一本：

《紀檢監察必備法律法規匯編》。

他用筆在書上劃線，做筆記。他想搞清楚，那些“官老爺們”，到底歸誰管。

在接受看看新聞Knews采訪時，他解釋了自己這么做的原因：

“我們選擇走法律途徑來解決，至少我們要懂法，不能說是蠻橫不講理，胡攪蠻纏，那是對法律的不尊重。”

這是一個農民工最樸素的信仰。他相信，只要自己占理，并且尊重規則，規則就應該會給他一個公道。

然后，他開始寫信。

一封，兩封，一百封，兩百封。從方城縣的各個部門，到南陽市，再到省城鄭州，最后到北京的國家部委。

他把所有的申訴材料都用掛號信寄出去，然后把每一張綠色的回執單都小心翼翼地存起來。

在一張他發布的照片里，上百張綠色的掛號信回執單，鋪滿了整張桌子。

這是他一個人的戰爭。沒有戰友，沒有武器，只有一臺老舊的筆記本電腦，三本翻得起了毛邊的法律書，和那堆積如山的：

掛號信回執。

做完這一切后，他又做了一件事。

他把自己賴以為生的、在東莞的那個早餐店，盤了出去。

他在一張照片的配文里寫道：

“店已經轉給別人去做了！事情一定要有個結果，不然我怎么配做范嘯南寶貝的爸爸！！！”

從那天起，為兒子討回公道，成了他唯一的“工作”。

他不再是一個早餐店老板，不再是一個打工者。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成了一名職業的、也是業余的：

“追兇者”。

6

范永歸的戰爭，很快就進入了更高級的階段。

他請了律師。北京來的，梵清律師事務所的臧梵清主任和他的團隊。

2025年10月13日，范永歸在一份《授權委托書》上，鄭重地按下了自己的紅手印。他的戰爭，不再是一個人了。

十天后，他收到了方城縣人民法院的傳票。

案由是“教育設施重大安全事故罪”，開庭時間定在10月29日上午9點。

等了快兩年，范永歸終于拿到了這張進入“決賽圈”的門票。他拍下傳票的照片，在上面寫了四個字：

來吧，開始了！

但他高興得太早了。

就在法院送達傳票的當天下午，他又接到了法院的電話，內容和傳票一樣簡單：

開庭推遲了。

理由更簡單。范永歸在接受看看新聞Knews采訪時復述了對方的解釋：

“他說是，對方的辯護律師沒有時間，時間錯不開，要要推遲。”

一個月后，2025年11月17日，第二張傳票來了。

這一次，開庭時間定在了11月24日上午9點。

為了這一刻，范永歸等了678天。他再次在網上發帖，對著屏幕那頭的“家人們”說：

“咱們河南方城，不見不散。”

他以為這次總該是真的了。

然而，在11月23日，開庭的前一天深夜十點多，那個電話又來了。還是那個法官，還是那個熟悉的開場白：

明天可能要推遲了。

這一次的理由，聽起來比上次“專業”多了。法官解釋說，檢察院在周日下午才提交了新的證據，被告方的律師需要時間研究，所以申請了延期。

這個理由，在程序上無懈可擊。但正如范永歸的代理律師在采訪中分析的那樣，除非檢方能在周日晚上十點搜集到新證據，否則這種在開庭前夜以“補充證據”為由推遲的做法：

有可能就是為了不開庭找一個借口了。

在經歷了兩次“狼來了”式的戲耍后，范永歸終于明白，他面對的不是一個具體的對手，而是一個巨大的、精通規則的系統。

這個系統最擅長的，不是解決問題，而是：

制造程序。

除了法庭這個迷宮，他還闖入了另一個更古老、也更深邃的迷宮——信訪。

在北京排了很久的隊，范永歸終于把材料遞進了鍋?信訪局。幾天后，2025年7月4日，他的手機響了。

是一條短信。

短信的內容很客氣，稱呼他為“范永歸同志”，請他“耐心等待”。然后告訴他，他的案子，又被送回了河南。

范永歸可能不死心，又追問了一遍。三天后，7月7日，第二條短信來了。

這一次，短信的內容更絕。它先說“您提出的有關事項正在辦理中”，緊接著又引用《信訪工作條例》第十九條規定，對他再次提出的請求，表示：

不予受理。

這是一個完美的程序閉環。鍋?信訪局把問題踢回河南，然后又以“問題正在河南辦理中”為由，堵死了他繼續向上反映的路。這條短信的潛臺詞，在許多上訪者看來，無異于三個字：

別再來了。

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后，范永歸終于等來了方城縣獨樹鎮的一紙書面回復。回復里，關于他最想知道的調查報告，只有一句話：

因涉及未成年人，根據《未成年人保護法》，事故調查報告不予公布。

一部用來保護孩子的法律，在這里，成了不讓父母知道孩子是怎么死的理由。

這份以《未成年人保護法》為盾牌的回復，讓人不禁想起魯迅在《狂人日記》中的那段話：

我翻開歷史一查……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7

在所有程序都陷入死循環后，范永歸的主戰場，只剩下了他的那個抖音賬號。

但他不再滿足于簡單的哭訴。在和那個龐大的系統纏斗了近兩年后，這個初中畢業生，似乎無師自通地掌握了傳播學的精髓。

他開始用一種近乎燃燒自己的方式，進行他的抗爭。

在兒子的墳前，他擺上了燒雞、蛋糕和AD鈣奶，然后拍下照片，發了一條朋友圈。配文是：

祝愿方城的領導們健康長壽。

大年初一，當所有人都沉浸在團圓的喜慶中時，他又在一張兒子的照片上寫道：

“我親愛的范嘯南寶貝，今天大年初一了，你們去給方城的領導拜年了嗎？”

在我們的文化里，把活人和祭品放在一起說，是一種最大傷害的報應。

范永歸沒有說一句臟話，但他用最“正能量”的祝福和最傳統的習俗，完成了最高級的批判。

他甚至將自己的維權行動，進行了神話式的升華。在一張剃了光頭的自拍里，他眼神堅毅，配文請求兒子的亡魂：

助爸爸提刀斬妖。

系統教會了他法律的條文，也教會了他，有時候，江湖的語言比法律的語言更直接。

然而，當他試圖將這場戰爭公開化時，他很快就發現了另一堵看不見的墻。

他發布的視頻，曾有過高達2000多萬的播放量。但熱度來得快，去得也快。

更詭異的是，他那些看起來人畜無害的、純粹表達思念的視頻，也開始被精準地“投訴”。

他在老家院子里拍了一段雪景，被投訴了。他在墳前拍到了那只被他視為兒子化身的蝴蝶，直播間被封了三天。

他想不通，一群人是如何做到對一個父親的眼淚也要趕盡殺絕的。他在一條視頻里質問：

“我該怎么形容那些東西呢？”

當一個又一個賬號被封禁后，他不得不開始打“地道戰”。他發了一張純黑色的圖片，上面只有一行白色的抖音號，這是一種全新的“接頭暗號”。

在日活數億的社交媒體平臺上，一個父親發出的最強音，不是哭喊，不是控訴，而是一張沉默的黑屏和一串冰冷的數字。

他的遭遇，正如網絡上的一句流行語所說的那樣：

他都不知道自己說錯了什么，只知道自己說不了話了。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另一起事故。根據央視新聞報道，同樣發生在2024年1月的江西新余“1·24”特大火災，在事發約8個月后，國務院調查組就公布了詳細的調查報告。

在問責名單上，有3名省部級干部，55名公職人員。

而方城的家屬們，在等了快兩年后，等來了一句“不予公布”。

這讓范永歸，也讓所有關注此事的人都想問一句：

同樣是人命，為什么有的命，就比別的命更重要？

8

就在范永歸的維權之路似乎陷入死局時，另一件事發生了。

2025年底，二十屆中央第五巡視組正式進駐河南。

對于像范永歸這樣在地方碰壁的維權者來說，“中央巡視組”這五個字，就是他們能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很快，范永歸就在一張兒子的照片上寫道：

“我親愛的范嘯南寶貝，中央巡視組來了”

這是一個極其魔幻但又無比真實的場景。一個現代公民的維權行動，最終的突破口，竟然回歸到了最古老的“告御狀”模式。而這位父親，在得知這個“好消息”后，第一反應不是慶祝，而是向兒子的亡魂哭著匯報。

這是一種典型的中國式情感表達，它完美地融合了兩種最深沉的文化傳統：

當地方不公時，訴諸最高權力。
當使命完成時，家祭無忘告乃翁。

在這之后的一段時間里，范永歸的社交媒體陷入了沉寂。直到某一天，他宣告了某種進展：

“我親愛的范嘯南寶貝，爸爸今天做到了！雖然艱辛！感謝中央第五巡視組”

沒有人知道這期間發生了什么。

但這一系列事件的轉變，似乎印證了一句古老的俗語：

閻王好見，小鬼難纏。

9

在宣布“爸爸今天做到了”之后，范永歸的社交媒體更新頻率，明顯慢了下來。

他似乎正在努力回到一個普通父親的角色。

火災后，幸存的大兒子在學校因被同學問及家里的情況，“突然就控制不住，失聲痛哭”，哭了近兩個小時。

這件事刺痛了范永歸，他決定不再外出打工，帶著家人從方城搬到平頂山市區。他說：

“我們再不陪陪大兒子，那心里更難受了。”

他用失去一個兒子的代價，換來了陪伴另一個兒子長大的“權利”。

但老家的奶奶，卻無論如何都不肯離開。

范永歸理解奶奶不愿離開的原因，“老年人的話說就是，如果我們都走了，孩子晚上‘回家’找誰。”

在這場悲劇里，每個人都被困在了自己的時間里。

2025年夏天，范永歸和妻子的第三個孩子出生了。是個男孩。

在一張他發布的《出生醫學證明》上，新生兒的名字一欄，清晰地寫著：

范璟楠。

在另一張新生兒的照片上，他寫道：

“我親愛的寶貝，‘好久不見’”

這是一個父親所能想到的、最深情也最沉重的歡迎詞。

在這位父親的心里，他愿意相信，那個在火災中走失的孩子，又以另一種方式，“回來”了。

他向這個新生兒許下承諾：

“這次讓爸爸媽媽陪你重新長大！”

8月9號，他在一個名叫“硯山農莊”的地方，為小兒子范璟楠舉辦了酒宴。

“硯山”，這兩個字，與吞噬了他二兒子的那所“硯山鋪”分校，僅一字之差。

一場新生的喜宴，在一個與死亡之地如此接近的地方舉行。一聲啼哭，仿佛還回響著另一聲消逝的呼喊。

在看看新聞Knews采訪的最后，范永歸看著鏡頭，說：

“看到孩子那個笑，真的跟我家老二很像。有時候我不知道是該掉淚，還是該高興，還是該傷心。”

在那一刻，這個奔波了兩年的男人，這個自學法律的“戰士”，這個“提刀斬妖”的復仇者，終于又變回了那個最初的、無能為力的父親。

他贏得了與世界的戰爭，卻似乎永遠也打不贏與自己內心的那場戰爭。

這場火，對于外界來說，可能已經熄滅了。

但對于這個家庭來說，它還在每一個睡不著的午夜，每一個恍惚的瞬間，每一個看到新生兒笑容的剎那，靜靜地、無聲地：

燃燒著。

范永歸用近兩年的時間，繞過了所有本應為他伸張正義的本地機構，通過互聯網以及最古老的方式，向巡視組表達自己的訴求，同時“看看新聞Knews”的視頻報道起到了關鍵作用，新華社等中央媒體跟進轉發當地公布的調查報告，今天終于等到了庭審。

這是一個值得欣慰的進步嗎？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一個本該由手術刀就能解決的闌尾炎，最終卻驚動了總院的院長親自會診，這本身就說明：

這家醫院的某個科室，已經病入膏肓了。

李宇琛的文立于塵

寫于2025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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