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機場夜色剛落,王毅外長的身影匆匆走過阿聯酋、沙特直到約旦——12月中旬這場外交旋風表面平靜,實則暗流涌動。就在結束訪問回程前,王毅當面對三國提及日本高市早苗針對臺灣的錯誤言論,其坦率態度讓局勢驟然緊繃。他沒有兜圈子,而是把日本歷史上的侵略先例明擺在中東各國代表面前:二戰時日本以“存亡危機”為借口悍然發動戰爭,如今這些舊符號被重新打磨,潛藏的不安令人無法無視。這一提醒下的警示,不僅僅針對東亞本身,更是在警告全球,那些曾深受戰爭創傷的國家不應再次放任軍國主義幽靈四處游蕩。
敏感時刻,中日間并非孤立對話。聯合國安理會的大門內,雙方展開針鋒相對的辯論。本月15日,“為和平展現領導力”會議上,我國常駐代表傅聰援引《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強硬要求撤回對臺言論,日本代表山崎則反咬為“不合主題”,同時變換焦點,提出安理會結構改革。這種做法,既是日本意圖規避責任的慣用伎倆,也顯現出其不愿就涉臺言論真的承擔后果的底色。值得注意的是,相似情勢在2022年俄烏沖突期間也曾出現,俄羅斯被質詢戰爭責任時,同樣選擇模糊立場、分散焦點,希圖淡化爭議,這說明國際舞臺上的程序策略已成為各國的常見公式。
但逃避歸逃避,日本對于安理會改革的企圖從未收斂。經濟與科技旗號高舉,卻閉口不提自己的二戰罪責,唯恐過去枷鎖阻礙登堂入室。此次安理會上山崎代表提出改革,不難看出,其根本目標就是謀求常任理事國席位,取得否決權與話語權,實現由經濟強國向政治大國轉身。但這一訴求背后,還有更深層的算盤——如果改革成功,日本將有主動權左右歷次重大歷史議案,甚至可以影響戰爭責任的界定,從而再度調整或淡化歷史遺留問題。2019年,意大利曾試圖影響歐盟內部對于二戰后的遷徙問題歷史解讀,試圖繞開自己作為關鍵角色的責任,但最終因歐盟小國集體制衡而受挫。這樣的操作模式與日本當前動作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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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承認,圍繞臺灣的問題,日本正試圖用談判藝術和國際程序混淆視聽,為突破限制積蓄條件。而中國這次直接頂住壓力,將涉臺謬論公然攤到多邊平臺和第三方國家面前,意在斬斷事件源頭,讓日本難以再靠套路坐享其成。如果臺海釘子被徹底拔除,日本想要發起新的議題恐怕只會愈發艱難。至于安理會的結構是否會因此改變,還需觀察未來更多激烈博弈后才有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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