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7年1月12日，東京的冬天冷得刺骨，滿大街都是被美軍B-29轟炸后的廢墟。
就在這一天，一個剛剛從中國遣返沒幾天的前日本陸軍少將，突然暴斃在自己破敗的家里。
這人叫羽鳥長四郎，死的時候才50多歲。
說來也怪，他既沒像他的老同學栗林忠道那樣，在硫磺島被美軍炸成灰，也沒像那幫甲級戰犯一樣被送上絞刑架。
他是在一種極度的精神崩潰和身體衰竭中，把自己活活給“耗”死的。
甚至連當時的死亡證明上，死因都寫得含糊其辭。
這就叫命，躲過了槍林彈雨，卻躲不過良心的清算和戰敗的絕望。
咱們把日歷往前翻翻，看看這哥們到底是什么來頭。
羽鳥長四郎是陸軍士官學校第26期畢業的。
這一期學生里，那是真的出了不少“狠人”。
最出名的就是剛才提到的栗林忠道，那是敢在硫磺島跟美軍死磕的主兒；還有一個影佐禎昭，后來成了汪偽政權的“太上皇”。
跟這些要么戰死沙場、要么權傾一時的同學比起來，羽鳥長四郎的前半生簡直就是個“路人甲”。
直到1940年，大家都在前線殺紅眼的時候，他在干嘛呢？
他在陸軍經理學校當學生隊長。
這地方說白了，就是培養管賬先生和后勤官僚的。
這就很有意思了，日本陸軍到了侵華戰爭中期，前線指揮官死得太多，實在沒人了，不得不把這些搞行政、拿算盤的“筆桿子”硬推上前線帶兵。
讓算盤珠子去擋子彈，這仗能打贏才有鬼了。
這其實就是日本軍隊走向衰敗的第一個信號：專業不對口，趕鴨子上架，純屬胡鬧。
1941年3月，這個“管賬先生”終于被扔到了中國戰場，接手了第二十二師團步兵第85聯隊。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羽鳥長四郎和杭州結下了梁子。
那時候的杭州，正處在日軍第十三軍的控制下，師團部就設在南山路，風景那是真不錯。
羽鳥長四郎在這里駐扎了三個月，看著西湖美景，手里卻也沒少沾血。
但他屁股還沒坐熱，就被一紙調令發配到了南方軍，去搞那個不知死活的“南進計劃”，準備去打新加坡。
這一圈兜兜轉轉，從浙江到海南，再到南京、合肥，羽鳥長四郎就像一顆被大本營隨意擺弄的棋子，哪里兵力不足就往哪里塞。
那段時間他估計自己都懵，今天還在江南水鄉，明天就得去熱帶雨林喂蚊子。
特別值得玩味的是1943年，他成了第六十一師團步兵第101聯隊的聯隊長。
我查了一下這個聯隊的底子，嚇了一跳。
這可是個著名的“兇宅”職位。
前兩任聯隊長，一個叫加納治雄，一個叫飯冢國五郎，全都死在了中國軍隊的槍下。
在日本軍內，這就跟被下了詛咒一樣，誰去誰死。
羽鳥長四郎接手這么個爛攤子，被部署在合肥附近，整天提心吊膽，生怕從大別山里沖出來的中國軍隊要了他的命。
這哪是升官發財，分明是去閻王爺那掛號。
到了1945年，日軍已經是秋后的螞蚱，蹦跶不了幾天了。
這時候成立的第一三三師團，也就是羽鳥長四郎最后的歸宿，完全是個“草臺班子”。
這個師團連正經的炮兵部隊都沒有，兵員都是從其他師團拼湊的殘兵敗將，有的甚至是娃娃兵和老頭子。
就這配置，大本營居然妄想讓他們防守杭州灣，去抵御美軍可能發起的登陸。
這簡直就是癡人說夢。
歷史有時候就是這么充滿了黑色幽默。
羽鳥長四郎轉了一大圈，在1945年又回到了杭州。
四年前他在這里是不可一世的占領者，四年后，他成了惶惶不可終日的敗軍之將。
1945年8月15日，天皇那個帶著雜音的廣播一響，一切都結束了。
在浙江的受降大戲，并沒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樣在大城市立刻舉行，而是選在了一個叫宋殿村的地方。
這里面的門道可深了。
當時的受降主官是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具體的執行人是副司令長官韓德勤。
為什么要選富陽的宋殿村？
因為這里曾是扼守杭富公路的咽喉，日軍曾在這里修了六座碉堡，把它當成杭州外圍的銅墻鐵壁。
就在這個日軍自以為堅不可摧的堡壘里，上演了讓他們最屈辱的一幕。
當年修碉堡是為了擋住中國人，結果成了關自己的籠子。
1945年9月4日下午4點，羽鳥長四郎的上司、第一三三師團的參謀長樋澤一治帶著人來了。
注意這個細節：日軍代表一進宋殿村就被解除了武裝，像被拔了牙的老虎，看著都可憐。
在洽降禮堂里，中國受降官張世希那是相當硬氣，看著日本人進來，屁股都沒抬一下。
樋澤一治這幫人，先得立正脫帽，鞠躬行禮，然后才能規規矩矩地坐下。
這不僅僅是一個儀式，這是對侵略者尊嚴的徹底粉碎。
張世希當場下令：杭州的日軍全部滾到里西湖一帶集中，一萬五千多名日僑全部集中到旗下地區。
那天晚上，這些日軍代表被強行扣在宋殿村過夜。
你想想他們那晚的心情，看著窗外中國士兵的刺刀，聽著外面老百姓放鞭炮的聲音，恐怕比死了還難受。
緊接著，9月6日，師團長野地嘉平親自去向韓德勤低頭認罪。
那個曾經在南山路不可一世的日軍師團部，那個曾被羽鳥長四郎視為“領地”的杭州城，終于回到了中國人民的手中。
隨后的日子對羽鳥長四郎來說就是煎熬。
浙江境內的3.9萬日軍，像趕鴨子一樣被繳械，然后被關進嘉興和上海的戰俘營。
這期間，沒有了軍階的威風，沒有了生殺予奪的權力，有的只是等待審判的恐懼和戰敗的恥辱。
曾經那些對他點頭哈腰的部下，現在看他的眼神都變了。
大家都是階下囚，誰比誰高貴啊？
等到1946年底被遣返回日本時，羽鳥長四郎已經是一個身心俱疲的廢人。
他回到東京，看到的不是家，是一片焦土。
他脖子上掛著的那枚“功四級金鵄勛章”，此刻成了最大的笑話。
這枚勛章代表了他過去殺戮的“功績”，而現在，這些“功績”變成了他在戰后日本茍活的沉重枷鎖。
沒人哪怕多看他一眼，所有人都忙著在垃圾堆里找吃的。
那個所謂的帝國夢，最后連碗熱飯都換不來。
所以，當我們在1947年的死亡名單上看到羽鳥長四郎的名字時，其實并不意外。
他死于日本戰后最蕭條、最寒冷的那個冬天。
從杭州的西湖邊到東京的廢墟，羽鳥長四郎走完了一條從侵略者到喪家犬的完整軌跡。
他的死，不僅僅是個體的終結，更是那個瘋狂的軍國主義時代徹底入土為安的注腳。
現在去杭州，再富陽受降紀念館里，宋殿村的那段歷史被刻再了石碑上。
那些曾不可一世的“羽鳥長四郎”們，最終都化作了歷史車輪下的塵埃。
1947年1月，他就這么無聲無息地死了，連個像樣的葬禮都沒有。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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