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盜賣國寶級文物！失蹤5件寶藏黑幕重重！新書記能否理舊賬？

五件捐贈文物神秘失蹤，

其中一幅突然在拍賣行標價8800萬。

南京博物院新書記上任第一天，

接手的不僅是職位，

更是一筆跨越半個多世紀的糊涂賬……

南京博物院官網上，“領導成員”一欄悄悄更新。

李良慧，這位1982年出生的女干部，正式出任南博黨委書記、副院長。

就在同一天，媒體曝出南博館藏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現(xiàn)身拍賣市場，估價8800萬元。

與李良慧一同“上任”公眾視野的，還有另外四件捐贈古畫的下落成謎。

藏品現(xiàn)身

北京一家拍賣公司的春拍預展上，一幅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靜靜陳列，估價8800萬元。這一數(shù)字足以讓任何收藏家心動。

龐叔令站在這幅畫前，手指輕觸展柜玻璃，心情復雜。這幅畫她再熟悉不過。66年前，她的父親龐增和將包括此畫在內的137件龐家“虛齋舊藏”無償捐贈給了南京博物院。

當時龐家收到江蘇省人民委員會的獎狀，那份榮譽感猶在心頭。而如今，這幅本該安靜躺在南博庫房的國家藏品，卻神奇地“走”了出來，站在拍賣臺上待價而沽。

“找天找地都找不到，最后這幅畫自己出來了。”龐叔令的聲音帶著疲憊與諷刺。

龐萊臣（1864-1949）

時間回到2014年，南京博物院舉辦“藏天下：龐萊臣虛齋名畫合璧展”。這本應是彰顯龐家捐贈貢獻的好事。

策展人卻在文章里寫下這樣一句話：“龐萊臣也沒有想到，他的子孫會敗落到賣畫為生。”

這句話刺痛了龐家人。他們多次去信要求澄清道歉，南博置之不理。事情鬧上法庭，南博為了證明龐家“賣畫為生”，拿出證據(jù)：仇英《江南春》在上世紀90年代被龐家后人賣給了南京藝蘭齋美術館。

戲劇性的一幕發(fā)生了：龐叔令驚訝地發(fā)現(xiàn)，南博作為證據(jù)提到的這幅畫，正是1959年龐家捐贈給南博的那一幅。

南博用自己庫房“失蹤”的藏品，證明捐贈人“賣畫為生”——這種操作，連電視劇都不敢這么編。

明 仇英 《江南春》圖卷（局部）

漫長追問

從那時起，龐叔令開始了漫長的追問。她不斷寫信要求查看1959年捐贈的137件藏品現(xiàn)狀。整整十年，南博基本未予正面回復。

直到2024年10月，龐叔令將南博告上法庭。南京市玄武區(qū)法院出具《民事調解書》，要求南博在2025年6月30日前安排查驗全部捐贈藏品。

龐叔令依約走進南博庫房時，清單上137件藏品，只剩下132件。除《江南春》外，北宋趙光輔《雙馬圖軸》、明代王紱《松風蕭寺圖軸》、清初王時敏《仿北苑山水軸》、清代湯貽汾《設色山水軸》也都不見了。

五件文物，無聲無息地消失在博物館的深墻之內。

面對質疑，南博終于給出了書面答復：這五件作品被認定為“偽作”，已“剔除藏品序列”，并進行了“劃撥、調劑處理”。

為證明處置合法，南博向法庭提交了兩份歷史鑒定記錄。但這兩份證據(jù)復印件上，“大部分打上了馬賽克”，僅零星露出“仇英《江南春圖》假”字樣。

鑒定人的專業(yè)性也備受質疑。1964年鑒定組的徐沄秋，實際上是南博的行政人員，主要從事征集工作，并非書畫鑒定專家。

更令人費解的是，如果這些畫作真是“偽作”，為何其中一幅能在拍賣市場估價8800萬元？難道收藏界突然興起“收藏贗品”的新風尚？

這已經不是南博第一次陷入爭議。早前就有人發(fā)現(xiàn)，南博的鎮(zhèn)館之寶——大報恩寺琉璃拱門，竟然被鋸掉了一截。

官方解釋是“展館層高不夠”。網友調侃：“鞋不夠大，把腳趾頭砍了，挺幽默的。”

更深遠的歷史陰影籠罩著這座博物院。1984年，南博院長姚遷自縊身亡。據(jù)文史專家馮其庸回憶，姚遷曾因一些老同志長期“借”館藏字畫不還而得罪人，最終遭輿論圍攻。

那個年代，“借”字畫回家欣賞，成為某些人的特權。而今天的文物失蹤案，是否與這段歷史一脈相承？

新官舊賬

博物館文物失蹤，南博并非孤例。2004年，承德外八廟管理處李海濤盜竊案震動全國。這位文保部主任竊取館藏文物259件，其中一級文物5件，最終被判處死刑。

2014年，廣州美術學院圖書館原館長蕭元用臨摹贗品調包143幅館藏名畫，涉案文物估值過億元。

這些案件揭示了一個殘酷現(xiàn)實：在管理制度不完善、監(jiān)管缺失的年代，博物館成了“文物大盜”的樂園。單人持全套庫房鑰匙、管理員不懂專業(yè)鑒別……這些低級漏洞，讓監(jiān)守自盜變得異常容易。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李良慧走馬上任。這位年輕的黨委書記面對的不是白手起家，而是一筆跨越66年的糊涂賬。

五件文物流向何處？當年的“劃撥、調劑”是否有完整記錄？是否存在違規(guī)操作甚至違法行為？這些問題都需要答案。

李良慧曾任江蘇省委宣傳部文明創(chuàng)建處處長，以她的工作經歷來看，處理復雜問題和輿論危機應是其強項。但現(xiàn)在，她面對的是比文明創(chuàng)建更為棘手的問題——一段可能涉及違法犯罪的陳年舊案。

更深層次的危機是公眾信任的崩塌。龐家的遭遇絕非孤例，它折射出整個捐贈制度的缺陷。

根據(jù)《公益事業(yè)捐贈法》，捐贈人有權查詢捐贈財產使用情況，受贈人應當如實答復。但現(xiàn)實中，像龐家這樣十年追問無果的案例，恐怕不在少數(shù)。

上海博物館的做法或許值得借鑒：大廳鐫刻所有捐贈人姓名，展簽注明捐贈人信息，捐贈人后代可隨時查詢藏品狀態(tài)。這種透明和尊重，才是對捐贈善舉的最好回報。

當捐贈證書上的墨跡干透，那份托付給國家的信任，不應被鎖進歷史的暗柜。

南博的庫房大門緊閉，那里藏著太多秘密。

五件失蹤文物的去向，成為檢驗新領導班子的第一道考題。李良慧面前的辦公桌上，左邊是嶄新的任命文件，右邊是泛黃的捐贈清冊和法院傳票。

這位年輕書記的第一把火，

能否照亮60年前的黑暗角落？

還是只做表面文章？

文物是國家記憶，

不是任何人的私產。

五件文物的失蹤，

不能成為永遠的謎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