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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孫曉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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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取代鐘繇成為書圣,其超卓的書法水平固然是重要原因,但皇帝關于政治的考量也不可忽視,瑯琊王氏因為多種機緣成為南朝的文化圖騰,皇帝怎樣對待瑯琊王氏關系到自身的神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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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的字,姿態雄健又飄逸
就像游龍矯健地跳過天門
或者像兇猛的老虎,在華美的宮殿里巡弋
要像珍愛人間至寶一樣珍愛他的書跡
子孫要代代相傳,像訓令一樣永遠牢記[作1]
這是梁武帝蕭衍在《古今書人優劣評》中對王右軍的評價。雖然鐘繇在他的心里仍然偉大,但顯而易見,南朝已經是王右軍的時代。
由于王右軍的影響,書藝成了南朝躋身上流社會、獲得士族認可的一塊有力的敲門磚。
在《風流南朝:崇尚“書藝”的社會》一節提到,出身寒人的紀僧真之所以受到皇帝的寵信,主要原因在于超群的書跡模仿能力。
齊高帝蕭道成還是南朝宋的將軍時,他就是府上的掾屬,精心觀摩學習其書跡,幾能亂真。漸漸地,忙于征戰的蕭道成把一切書寫工作,皆委于紀僧真。而紀也成為蕭道成的“侍書”,專門模仿蕭道成的筆跡處理信件與公文。
如前所述,宋文帝想讓中書舍人徐爰結交高門名族,不只是因為他的政治身份,同樣因為他的文化才能,史載其“頗涉書傳”,對于書寫也有較高的造詣。
士庶之間的身份鴻溝雖然難以跨越,但是掌握了書藝這一士族的文化武器,許多寒人還是獲得了南朝各王朝的青睞,雖然仍未得到高門名族的認可,卻已經藉此實現了階級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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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親皇室
王獻之從文化豪門到政治豪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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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南朝的皇帝有意把自己塑造成有品位的文士,因此,寒人如果想獲得重用,必須在文化方面有所成就,尤其是詩歌或書藝。
書跡崇拜的現象,大約在漢末就已經存在,師宜官與梁鵠的故事,就是一個典型例證。
而南朝的特征,是對“二王”書跡出現自上而下的集體性崇拜,舉國以“二王”書跡為寶,成為一個特殊的文化現象。
如何解釋這一現象?元代的郝經在其《移諸生論書法書》中,大體對這一問題給出了有力的回答。一般的工具性書寫,比如行政文書的機械性書寫、為佛寺抄經的摹寫,只是一種普通技能。
郝經認為,只有把性情、品味、胸襟、氣度,都轉化成具有個人特點的書寫風格,人們從字跡中,能夠看出一個人的品格,這時候,才出現了值得稱道的書藝家,也才奠定了書學的基礎。[作2]
在他看來,書學的建立,先要有良好的社會基礎、有濃郁的文化氛圍、有不凡的文學修養、有對個人風格的不懈追求。
與后世對“二王”父子的評價略有不同,彼時大令王獻之率先得到狂熱追捧,后來才是“二王”共同占據王者地位。
大令王獻之的書藝之能,當然舉世公認,但他在晉末名聲超過乃父,其個人政治身份,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
王大令早年娶郗愔的弟弟郗曇的女兒郗道茂,郗是他的表姐,親上做親,顯示王家和郗家對兩族的關系非常重視。
有關資料顯示,一個突然事件,改變了王、郗兩家的關系。
373年,東晉權臣桓溫去世,郗愔之子、桓溫最信任的謀士郗超的地位,也受到影響,而郗超正是王大令妻子的堂兄。
桓溫死前,沒有把權力交給自己的兒子,而是交給了弟弟桓沖。但其子桓濟娶了新安公主,官封駙馬都尉,有了皇家背景,又是桓溫的兒子,接替父親的權力更有合法性與合理性。因此,桓濟聯絡兄長桓熙與叔父桓秘,密謀殺死桓沖,事泄被執,徙置長沙。
桓濟保住了命,皇家的臉面也要保,于是新安公主和桓濟離了婚。
新安公主離婚后,據傳看上了王大令,坊間傳言公主讓皇帝逼迫王大令離婚娶了她,根據東晉的實際情況來看,這絕對是不可能的。
瑯琊王氏與高平郗氏,都是東晉的高門大族,即便皇家也得罪不起。毀一樁婚,連帶著得罪王、郗兩家,這么愚蠢的事情,皇帝不會做,也不能做。
郗超黨附桓溫,郗家一時喧鬧如市。在桓溫死后,王家想通過離婚與郗家的關系疏遠一點兒,這種可能性并不存在。王右軍的妻子是郗超的姑姑,除非父子兩個一起離婚,否則難以斬斷姻親關系。
東晉政局復雜,各大家族的姻親關系都經過慎重考慮,人們都知道不要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哪個大家族權勢暴起,哪個大家族門庭冷落,都是不可預料之事。如果驟娶驟離,會極大影響家族聲譽,失信于人,也就失去了再與其他大家族結盟的權利和機會。
王大令與表姐郗道茂離婚,主要原因應該是郗道茂不育。
據有關文獻記載,兩個人曾生有一女,幼即夭折,郗道茂其后再無所出。雖然王大令篤信道教,但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古訓,在東晉也是不易之道。
考察魏晉離婚事例,無子離婚既容易又普遍。所以,無子因素,應當做離婚的首要原因來考量。
關于王大令與郗道茂離婚的時間,坊間所傳不一,有研究者認為,根據六朝人所著的《獻之別傳》,所寫時間為“咸寧年間”,即275至280年間,但那顯然是不可能的,故糾正為 “咸安年間”。
咸安年間為371年至372年,此時桓溫未逝,桓濟尚未起兵,所以同樣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只能大致劃定一個區間,基本上在374年至380年之間,最可能的時間是378年郗超去世之后。
郗超為一時豪杰,桓溫活著時,權勢熏天,連謝安對他都十分懼怕。桓溫去世后,郗超因母喪去職。此后雖然一直未仕,但其影響力還是有的。
王大令與郗道茂兩個人360年左右成婚,378年左右離婚,在一起生活了大約18年。
南朝宋人何法盛在《晉中興書》里,也關注到王大令離婚這件事,說其離婚的原因并不清楚,但有可能是沽名釣譽,像黃子艾等人一樣通過離奇行為獲取名聲。“這也不怪乎他飲恨至死了。”
何法盛的其他猜測,確實是無稽之談。但王大令“飲恨至死”這件事,則史有其載。
天妒其才,早歸道山。386年,年僅42歲的王大令突然重病,家人請道士為其祈福消災,道士希望他能夠認識到自己一生所造成的過錯,問他有什么重要的悔事,他回答說:“其他事倒不覺得是錯誤,惟有與郗家離婚這件事。”
據傳,離婚后他寫下《思戀帖》、《奉對帖》、《姊性纏綿帖》等信札給郗道茂,并以“姊”相稱。
到了明代,好事的唐寅還專門畫了一幅《王獻之休郗道茂續娶新安公主圖》,影射其事。
新安公主,名司馬道福,是簡文帝司馬昱第三女,與王大令的婚姻生活,留下的可信資料非常少。
王大令與謝安友善,謝安執政后邀其至幕府做長史,大約是經謝安推薦,出任中書令。時間大約在380年至385年之間。與徐邈一起,在內省掌管書奏案章,是皇帝的近臣。
王大令去世后,其族弟王珉接任中書令,因此,稱其為“大令”,稱王珉為“小令”。
384年,王大令與新安公主生下女兒王神愛。娶了公主,與皇室結親,對王大令的仕途是否加分,我們只能向好的一面猜測。
396年,在王大令去世10年之后,王神愛成為皇后,這肯定是王獻之沒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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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政治
文化背后的復雜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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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傅郗鑒屯駐京口,派人去丞相王導家為女兒求婿。王導答允,對郗鑒說,自家子侄都住在東廂,你進去任選一個中意的。
這里面包含兩層意思,一是王導與王右軍的父親王曠一家,可能居于一處,是一個未出五服不分家的大家族。二是只要有了父母之命,子侄們沒有人敢違抗。
結果,郗鑒選中了王右軍。
這次兩族聯姻,為王家帶來了巨大的好處,王導多次遭遇政治危機,都是郗鑒幫助化解。
郗鑒的兒子郗愔與王右軍關系非常好,人生趣味也彼此相投,與王右軍一起到處尋找可服用的藥石,修煉長生之術。
王右軍是王大令的父親,但如果王大令想稱其為姑父,也不是不可以。
王右軍娶了郗鑒的女兒,王大令娶了郗鑒的孫女郗道茂。簡化一下關系,就是王大令娶了媽媽的侄女,兩家親上加親。
王家與謝家也是姻親,王右軍的兒子王凝之娶了謝安的哥哥謝奕的女兒、因為才女身份后來被寫入《千字文》的謝道韞。
瑯琊王氏和陳郡謝氏兩大家族既是政治豪門,也是文化豪門。自東晉以迄,還是書藝豪門。
劉宋王朝代晉自立,急需得到政治豪門和文化豪門的支持,因此,瑯琊王氏仍然受到禮遇,與皇室通婚的頻率增加。孝武文穆王皇后和明恭王皇后,都出自瑯琊王氏。
瑯琊王氏與劉宋王室雙方通婚次數達到12次,7次是王家娶了皇室劉家的公主或諸王女。
在梁朝,包括武帝的妹妹和女兒有5人下嫁瑯琊王氏。另有兩位皇族之家蕭繹、蕭賾也與瑯琊王氏結為姻親關系。
娶到王、謝家女,是許多政治暴發戶的夢想,同時也是一個難以實現的夢想。
在梁朝深受戰亂困擾的時候,侯景提出要娶王謝之家的女兒為妻,梁武帝蕭衍說:王謝兩家,門戶高貴,都是不可高攀的名門望族,不會把女兒嫁給你,可以從朱家張家或者比他們名望小些的家族里面試試。[作3]
可以說,瑯琊王氏不但是政治豪門、文化豪門、書藝豪門,還是婚姻豪門,想攀上這門親,著實不易。
為了強化與其他政治豪門和文化豪門之間的關系,瑯琊王氏在南朝始終很好地運用婚姻這個武器,不斷與其他世家大族通過婚姻建立紐帶,彼此之間互相扶持,互相幫助,使瑯琊王氏的影響力,在南朝長盛不衰。
羊欣所著《古來能書人名錄》,東晉入榜的書家有27人,11個是瑯琊王氏。其中有王廙、王導、王恬、王洽、王珉、王羲之、王獻之、王玄之、王徽之、王淳之、王允之。
而宋代的《淳化閣帖》,所錄瑯琊王氏則擴展為15人,增加了王凝之、王渙之、王操之,以及王珣、王遂、王邵、王敦,換掉了王玄之、王淳之、王允之。
唐代的王方慶向武則天進獻書法真跡時,提到家族善書者,舉賢不避親,所列名單已經達到了18人。
南朝梁武帝對《神滅論》發起討論時,瑯琊王氏的大批人員受命加入論戰,分別是王融、王瑩、王志、王揖、王泰、王緝、王柬、王彬、王緘、王筠。顯示他們不但受皇帝信任,更因為兼具文化豪門身份,由他們代表皇家立場,甚至比皇家本身更能取信于人。
單純以書跡論英雄,以為王右軍壓倒鐘繇成為此后的“書圣”,完全歸因于其書藝方面的成就,未免過于單薄。
如果南朝皇帝想樹立南方人的文化英雄,那么沒有誰比兼具政治豪門、婚姻豪門與文化豪門、書藝豪門于一身,出身于世家大族瑯琊王氏的“二王”父子更合適了。
[作1]
《歷代書法名家書論賞讀》15頁,《古今書人優劣評》梁武帝蕭衍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2020年1月
原文:王羲之書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
[作2]
(元)郝經 《移諸生論書法書》
原文:“道不足,則技始以書為工。始寓性情襟度、風格其中,而見其為人,專門名家,始有書學矣。”
[作3]
(《梁書· 侯景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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