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周總理提出解放萬里時，毛主席：他是個人才，應該出來工作

1975年1月18日，北京零下七度。人大會議剛落幕，萬里披著大衣踏進鐵道部大門，門口站崗的戰士輕輕敬禮。他沒有寒暄，快步直奔值班室，手里那只公文包因為急行而輕輕晃動——鐵路狀況究竟爛到什么程度，他心里還沒底。

一刻鐘后，機房墻上的列車運行圖被掀開，密密麻麻的紅燈代表停滯的干線。有人低聲提醒：“這兩條線已經堵了七十二小時。”萬里盯了幾秒，只說了三個字：“全盤查。”語氣里透著不容置疑。

十天后，他在中南海向鄧小平做第一次匯報：“列車正點率不到四成，事故頻度是國際通行水平的六倍。”鄧小平點了點頭，沉聲回應：“權力集中，規章立刻恢復。”隨即加了一句，“越快越好！”短短一句，卻將矛頭指向體制痼疾。會議結束前，鄧小平拍了拍萬里的肩膀，“敢啃硬骨頭嗎？”萬里答得干脆：“保證完成任務。”

時間撥回七年前。1968年3月，中央在京西賓館開會。當時主持會議的周總理征求北京市領導班子人選，吳德提到：“需要個既懂北京情況又能團結干部的人。”會后，周總理專程去見毛主席。第二天一早，主席聽完匯報，帶著一絲幽默問：“搞十大建筑那個，是吧？”緊接著給出評價：“他是個人才，應該出來工作。”一句話，萬里“解放”在即。

干部中流傳著一個細節：1959年9月9日凌晨兩點半，毛主席視察剛完工的人民大會堂。聽說工程只用十個月，主席打趣：“你叫萬里，日行萬里，理所當然。”一句玩笑，卻讓萬里這個名字深深刻進毛主席記憶。也正因為這段緣分，1968年那場政治風浪中他得以迅速復出。

萬里是農村出身。30年代他在皖北組織抗日，熟悉泥腿子生活；1953年調到北京，轉身負責城市建設，跨度之大，外人看著都替他捏汗。他沒退縮，每天跟蘇聯專家、國內設計師泡在圖紙堆里推敲，從路網到排水系統反復論證。到1957年，太原、西安、蘭州等十五個城市的總體規劃獲批，統一規劃、統一建設、統一管理的提法就那時候定下雛形。

1958年，“國慶工程”啟動，周總理點將萬里具體負責。項目要求高、工期短、原材料緊張，很多施工隊心里打鼓。萬里干脆把設計室搬到工地，白天戴安全帽巡線，晚上守著圖板修改數據。有人對他說：“十個月蓋大禮堂，心里沒底啊。”他只是壓低聲音回一句：“活干不成，就把頭別到褲腰里。”雖是俏皮話，卻讓工人大笑后埋頭苦干。最終，人民大會堂按期交付，成了首都地標。

對家事，萬里同樣硬氣。1962年長子大學畢業，很多單位搶著要。萬里寫信給河南省委，要求把孩子送到農場：“我從農民里出來，他再回到土地上去，沒什么丟人的。”后來兒子在園藝場一待十年，練出一雙看莊稼的硬眼力。

進入七十年代，北京城市管理問題堆積。剛被“解放”的萬里不坐辦公室，帶著一個隨行秘書鉆胡同、跑城郊，親自查排污口、問自來水壓力。1971年6月，他主導的全市城市建設與管理會議拉開帷幕，北京重新制定總規，提出綠化隔離帶概念，全國不少省會隨后仿效。

1975年他轉戰鐵路，問題更棘手。經過連月加班，萬里給中央呈上一份《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草案，核心是“大集中、小靈活”。沿線各段重新劃權，列車正點率三個多月就回升到七成，重大事故明顯下降。有人私下感嘆：“他不懂機車，卻把鐵路盤活，這腦子真夠用。”

1977年6月，萬里赴任安徽。到任第二天即召開省委擴大會議，強調“穩定是前提，問題是鑰匙”。他常常輕車簡從，進村就找老隊長聊天，不讓事先打招呼。一次到金寨，他看到老紅軍家里屋頂漏雨，立即批示120萬元救濟款和上百噸棉布糧食，“沒他們當年的犧牲，就沒有今天的江西、安徽、湖北通道。”語速平靜，但在場干部都明白分量。

1980年代的改革大潮中，安徽的“包干到戶”率先破冰。中央總結經驗時，鄧小平公開評價：“中國改革從農村開始，農村改革從安徽開始，萬里是立了功的。”這句評價，既是對政策突破的肯定，也是對萬里務實作風的認可。

1993年，他主動退出一線。留下三條規矩：不剪彩、不奠基、不題詞。有同志好奇，他笑答：“少露面，是對在位同志最大的支持。”盡管低調，他依舊關注基層動向，偶爾和工人、鄉鎮干部聊兩句市場行情；也和經濟學者討論利率、匯率，不出風頭，求的是心里有數。

從人民大會堂的奠基石到滬漢蓉線的機車轟鳴，再到安徽田野里第一張包干合同，萬里走過的足跡總與國家關鍵節點不期而遇。1968年那句“他是個人才”，不是溢美，而是冷靜判斷。事實證明，周總理的舉薦、毛主席的肯定，確實給共和國留住了一把難得的好“扳手”，在一顆顆關鍵螺絲松動時，能夠及時擰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