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之后無中國”到底源出何處？兼評崖山史觀、1644史觀

1279年崖山海戰(zhàn)之后的中華文明毫無疑問是延續(xù)不斷的，崖山史觀、1644史觀毫無疑問是荒謬的。不過這種史觀更主要是儒家夷夏觀和漢族狹隘民族主義的產物，而非外來直接輸入品，為國民塑造現代意義上的文明觀、國家觀，仍是中國現代化的最重要課題之一。

一、“崖山之后無中國”（以及1644史觀）不是日本右翼史學界的觀點，它系21世紀初由網絡民族主義發(fā)明，經過歷史類“民科”或“宋粉”、“明粉”進一步宣揚，成為滲透到社會各個階層的概念

(1) 現在經常聽人講起“崖山之后無中國”的概念，這種觀點無論是互聯網論壇上，還是在知識精英群體中都很有市場。這個概念在史實上是站不住腳的，且對民眾的國家觀、文明觀和國際觀容易形成誤導，現在官方媒體和學術界開始批評和糾正這種說法，是必要的。

不過多數批評的文章，都說這是日本史學界，具體來說是“京都學派”，發(fā)明的概念，是禍亂中國的陰謀，筆者這一點是不太認同的。京都學派是指20世紀初形成的以京都大學為基地的中國研究學術群體，至今大致已經跨越四代，我們耳熟能詳的日本漢學大師半數都出自于這個學派。固然京都學派早年提出了“文明中心轉移說”、“中國文明衰亡說”、“南北二元說”（即南方中原與北方少數民族文明的二元對立）的理論，并且某種程度上，少數學者曾經在20世紀早期加以政治上的引申，為日本侵華和分裂中國服務，但是無論是第一代學人代表內藤湖南、白鳥庫吉，還是第二代的羽田亨、宮崎市定，還是第三代的岡田英弘等，都沒有強調過崖山之戰(zhàn)對中華文明的意義，更沒有提出“崖山之后無中國”的明確論斷。

并且無論崖山史觀，還是1644史觀都是與京都學派諸學人的觀點相沖突的，京都學派認為中國傳統(tǒng)文明會產生變異和衰落，但是并不認為已經終結或發(fā)生斷層，在時間線上，他們更強調中國文明衰減的轉折點是唐宋之變，而非1279或1644，這些與中國史學界（包含馬克思主義史學在內）的判斷基本一致；對于少數民族入侵戰(zhàn)爭的后果，他們并不認為它終結了中國文明，反而給中國文明注入新鮮能量，得以不斷再造延續(xù)（內藤湖南的“解毒說”）。所以，盡管早年京都學派的一些為政治服務的學術觀點仍然值得我們警惕和做學術批評，但是“崖山之后無中國”的確非京都學派的觀點。

(2) 另有中央民族大學教師廖靖靖在學術刊物上發(fā)文指出“崖山之后無中國”直接來源于當代日本作家田中芳樹的《海嘯》一書。筆者特意購買了該書中文版，現在孔夫子舊書網上價格已經不菲，它是由姚遠翻譯、《黃山書社》2012年5月出版發(fā)行的，封面上的確有“崖山之后無中國”一語，不過正文和作者撰寫的后記中并沒有這句話。

筆者又找到兩個不同版本的日語原書，封面提示語上都沒有“崖山之后無中國”這句話。筆者并不了解田中芳樹的史觀，不過根據一些他的忠誠讀者的觀點，他是承認元朝屬于中華帝國的一個歷史階段的，并且他是一個歷史樂觀主義者，提出了“我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的名句。因此，我們可以初步猜測，“崖山之后無中國”并不是田中芳樹提出來的，而是出版社或者翻譯者為了達到吸睛的目的，特意加在封面上的，作為一種營銷提示語。

我們進一步運用讀秀以及中國知網，對所有目前電子化的中文出版物就可以發(fā)現，2010年之前任何書籍和學術文章（包含翻譯的日本中國史研究成果）中，都沒有“崖山之后無中國”這個詞，它首次出現于正式出版物是2011年，即關河五十州著的《一寸河山一寸血——歷史不死 1941-1945》 一書，明顯早于《海嘯》的中文版。

到了2012年，也就是《海嘯》中文版出版的這一年，它出現在出版物里面的頻率驟然提高，以筆者的檢索，葛行路的《星空下的思索》，綦彥臣《給歷史放把火》，蘇三的《文明大趨勢 中華文明及其命運》，吳長影的《宋朝尤物》，梁志賓的《汴梁如夢正繁華 宋仁宗那朝那人那事》等等，都引用了這個觀點。

而它出現在中文互聯網的時間則更早，以筆者的檢索，早在2009年12月17日鳳凰網歷史頻道就已經發(fā)表署名張嵚的文章《崖山之戰(zhàn)》，里面引用了“崖山之后無中國”的說法， 2011年6月16日又出現了蕭讓寫的討論其出處的文章，既然鳳凰網這樣嚴肅的網站已經關注到這個話題，就說明它當時已經很流行了。

當然互聯網上的信息的覆蓋和消亡是很快的，網站一旦關閉，信息我們就不會再檢索到，不過我們仍然發(fā)現很多殘存，比如在2010年一個叫月光博客的博主，持續(xù)不斷地發(fā)表“崖山史觀”的內容；2011年7月烏有之鄉(xiāng)網刊也曾發(fā)表《崖山之后無中國，閻吏之后無漢人》一文；2011年豆瓣上也有多篇題目類似于《崖山之后無中國，明亡之后無華夏》的文章。

(3) 我們再看這些互聯網文章所表達的主要觀點，他們無一例外是鼓吹漢文明本身的優(yōu)越性，幾乎是一種潔白無瑕的文明，包含了人類所有優(yōu)秀價值和傳統(tǒng)的文明，宋朝或明朝是如何發(fā)達，全因蒙古和滿清的入侵污染異化了漢文明，導致了中國近代的落后挨打。

這顯然也都與日本右翼無關，他們怎么會歌頌中國文明的優(yōu)越性呢？分明是中國國內所謂“皇漢主義”（或“大漢族主義”、“漢族中心主義”）的觀點。而其文字上最直觀的起源，大概很可能來自于南明大臣錢謙益晚年《后秋興之十三》中的 “海角崖山一線斜，從今也不屬中華”——在清朝初年的明遺知識分子，喜歡用“崖山敘事”以抒發(fā)對明清之變、文明覆亡的遺憾。

明遺知識分子的民族觀、歷史觀在清初以降清的史書、文學、戲曲中廣泛傳頌，乃至金庸小說中都充滿這些價值痕跡，可謂是普羅大眾民族觀、民族觀價值判斷的基礎知識，相較于“京都學派”，明顯更可能是“崖山之后無中國”、1644史觀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來源，那些發(fā)明了“崖山之后無中國”的網民們恐怕連內藤湖南和宮崎市定是誰都搞不清呢！

(4)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大致推斷“崖山之后無中國”這個觀點出現和流行的鏈條：它興起于本世紀初的網絡民族主義的言論土壤中，依托于當時較為寬松的互聯網管制的廣泛流傳，進而被那些民間歷史寫手（主要是所謂“宋粉”或“明粉”，或者歷史類“民科”）所接受，進一步在他們著作里宣揚，強化了其“權威性”，大約僅僅用了三五年時間，就成為廣泛滲透到社會階層的觀點。通過這個信息的傳播鏈條，我們可以看出，它始終是一個未被學術界接受的，中國民間流傳的一種自發(fā)性史觀。

同樣，筆者認為與“崖山論”、“1644論”密切相關的“滿蒙非中國論”，也不能一概歸咎為西方的內亞史觀或“新清史”影響，盡管“新清史”在史學界這些年影響很大，但是比較它的傳播范圍有限，更主要源頭應該是中國儒家文明正統(tǒng)觀中的夷夏之辨和漢族中心傳統(tǒng)。因此，在矯正清除民間不正確國家觀、歷史觀時，既要看到境外學術觀點的因素，也要看到本國文化傳統(tǒng)的因素，這樣才有助于問題的解決。

二、崖山之后中華文明是否出現斷層？

（5）且不管“崖山之后無中國”是誰講的，我們現在要回復到最核心的問題，就是這個觀點有沒有它的道理，值不值得信仰和傳頌。

首先我們要確定的是，判斷一國文明是否產生歷史存續(xù)的標準是什么，是統(tǒng)治者是不是本族人，還是其他？筆者認為，如果把統(tǒng)治者民族身份作為文明是否存續(xù)的關鍵要件，那么我不僅可以說“崖山之后無中國”，英國文明早也早就滅亡幾次了，英國人可以說“諾曼公爵登島后無盎格魯薩克遜”，也可以說“1714后無英國”（現在的英國王室來自于德國漢諾威，前兩任國王的英語都很不熟練）；以及黑人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tǒng)，是不是美國也亡過一次了？

我們認為，一種文明是否存續(xù)的兩個核心標準是：

就文明的底層部分來說，民族的語言、信仰、經濟生活方式、主要聚居區(qū)和自我身份認同是否得到延續(xù)，如果這幾個要件沒有達到，尤其是語言和自我身份認同發(fā)生改變，我們認為它的文明中斷了。比如，雖然自從進入青銅時代以來，我國南疆、中亞河中地區(qū)的居民從生物種族上講，一直是以東遷印歐人的后裔為主，但是它的語言、宗教發(fā)生了多次變化，群體的自我民族認同就會發(fā)生變化，我們就不能說它的歷史是延續(xù)的。

就上層部分來說，文明的法統(tǒng)是否發(fā)生改變，即統(tǒng)治者是把自己當成這個文明的“他者”，實施殖民統(tǒng)治，消滅、改造這個文明；還是主動把自己轉化為“我者”，遵從被征服者的文明規(guī)則，并以保護和推動這個文明的發(fā)展作為合法性來源。比如，伊朗史研究者一直把中亞突厥人建立的諸王朝認為是波斯文明史的重要一部分，因為這些王朝統(tǒng)治者都把自己視為本土文明的繼承者，他們不僅沒有滅絕波斯文明，反而進一步將其發(fā)揚光大。

我們從這些標準看，無論是元朝還是清朝，中國雖然統(tǒng)治者發(fā)生了改變，文明元素中增加了稍許草原或通古斯成分，但是中國文明無疑是繼續(xù)存在的。具體來說：

第一, 蒙古占領中原和南方以后，漢族的語言、儒家價值觀、身份認同、農耕生活方式、主要活動區(qū)域都沒有發(fā)生改變，上古和漢唐文明遺產依然是中國文明的核心部分，改朝換代雖然過程慘烈，但終究是換了一個包裝，內物的質地沒有發(fā)生改變。

第二, 在元代，中國文明不僅沒有滅亡，反而因為蒙古人的統(tǒng)治力有限，基層社會某些方面依然保持了較為旺盛的文明活力，戲曲、繪畫、陶瓷工藝都達到空前絕后的頂峰，商業(yè)也得到了發(fā)展。筆者作為古建愛好者，經常為晉中南遺留下來的元代宮殿式木構、戲臺、壁畫藝術造詣感到驚嘆，如果“崖山之后無中國”，何來這些文明成就？當然在清代，中國文明發(fā)展趨向于停滯，但是漢文明仍然是清帝國文明的主體，所謂“內亞文明”并沒有取代漢文明，甚至絲毫不能影響它的主體地位，這是毫無疑問的。

第三, 從文明法統(tǒng)上來講，元清兩代雖然保持了一些北方舊俗，但是他們從王朝建立起就自認為是華夏正朔的延續(xù)，無論是在統(tǒng)御內地漢人，還是處理邊疆民族事務和外國關系上，都以中國皇帝或華夏文明正統(tǒng)自居。尤其有趣的是，作為儒家天下觀中“蠻夷”出身的滿清統(tǒng)治者，自入關后就反客為主始終視自己為華夏，而視邊疆民族和外國為“蠻夷”。

普通滿洲八旗人的身份觀念轉變也非常徹底，從雍正年間起，他們就開始普遍放棄滿語，建立中國認同了。在近代民族危機中，滿族人的表現與漢族人是完全一致的，并不認為中國是漢人的國家，把自己視為這個國家的他者，在捍衛(wèi)中國獨立和文明完整上，與漢族是一樣積極奮勇的。

在作為中國文明上層建筑最核心的尊儒方面，元清兩代與其他漢人王朝并無差異，甚至在一些領域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元代把孔子的尊號加為““大成至圣文宣王”，以及開啟了皇帝繼位譴告孔廟的傳統(tǒng)；康熙和乾隆則是中國唯二親臨曲阜孔廟祭祀的皇帝。

另外，在元代和清代，逐漸與中國產生聯系的西方傳教士、商人，作為外者的他們，也都是習慣把元帝國、清帝國稱為“中華帝國”，而非“韃靼帝國”、“滿洲帝國”。

所以，無論從文明內核上講，還是作為外在形式的法統(tǒng)上講，崖山之后的中國都是延續(xù)的。并且隨著疆域的擴大，中華文明的影響力也走出了漢唐以來漢族生存區(qū)域，向蒙古草原南部、山海關外、新疆北部、青藏高原東部邊緣和云貴高原延伸，東亞大陸的各個文明板塊都被漢文明所粘合，最后形成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民族國家，正所謂張明揚先生所講的，“崖山之后是更大的中國”。

三、蒙元和滿清對文明發(fā)展的阻礙作用也不可忽視

不過在肯定中華文明沒有發(fā)生斷層，以及蒙元和滿清屬于中國王朝的同時，我們仍然不可以否定文化上落后的、具有很強軍事掠奪性質的、充滿奴隸制殘余的蒙古和女真，在征服內地和實施統(tǒng)治中對文明的巨大殺傷力破壞，這正是崖山史觀能夠被這么多人認同的基礎性因素之一，因此，我們也不能一概指責它的信仰者的虛妄。

首先來講，女真滅北宋、蒙古滅金、元末農民戰(zhàn)爭和清軍入關四次戰(zhàn)爭，造成北方生靈涂炭，人口戶數動輒減少大半，這種頻繁的浩劫式災難，造成中國傳統(tǒng)文明中心黃河流域的持久衰落。僅以蒙古滅金戰(zhàn)爭來說，蒙古軍所到之處頻繁屠城，如貞祐二年（1214），蒙古軍攻入河東山西，“汾、石、嵐、管，無不屠滅，唯岢嵐無所得而還”，河朔之間“城郭為墟，暴骨如莽”。蒙金戰(zhàn)爭前的1207年，金朝人口統(tǒng)計為840萬戶、5350萬，其中今山東河北約330萬戶、山西約130萬戶，而到1300年前后山東河北兩省只有130萬戶、山西僅24萬戶。

明清之際，北方人口減少雖然受農民戰(zhàn)爭影響很大，但是山東、長江流域人口減少主要是清軍的暴戾造成的。以山東為例，萬歷末年人口已經超過1000萬，而清順治十八年人口僅為703萬，我們可以推測清初山東人口最低谷為650萬左右，人口也減少三分之一以上，所謂的“嘉定三屠”并非孤例，只不過是因為清代高壓政策，很多歷史記載被認為抹去。

滿族為了維護少數人的統(tǒng)治（所謂“小族凌大朝”）實行的文化高壓政策和最嚴厲的鎖國政策，則從根本上阻斷了中國通向一個現代社會的可能。明代盡管非常專制和保守，英宗、孝宗之后仍表現出文明逐步繁榮的景象，突出表現在商業(yè)的活躍，市民文學藝術的興起，以及手工業(yè)的巨大進步，這是中華文明自身生命力所在；明末中西知識交流也頻繁起來，在東南商業(yè)社會基礎上，加上對西方科技的吸收，中國有可能發(fā)生自發(fā)的工業(yè)化的。

但是清朝史無前例的對社會的鉗制和鎖國政策，使得中國的文學、哲學、藝術、手工藝和國際科技地位，相較于16世紀和17世紀前半葉發(fā)生明顯的衰落，文化呈現一種窒息、腐朽的狀態(tài)。乾隆時代從國家意義上講，是疆土最遼闊、財政最充裕的時代，而從思想文化上講又是最貧乏的時代，唯一一個在思想文明上拿不出任何像樣的所謂“盛世”。

所以，我們一方面要堅決否認崖山之后的“中華文化毀滅說”，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北方民族對中原文化發(fā)展的負面影響，這是近世歷史的兩個基本方面，任何一方面都不可偏廢。

四、崖山史觀和1644史觀流行的社會心理分析

（7）崖山史觀雖然荒謬，但是它能夠產生廣泛性的影響，被各階層所接受，其背后的社會心理因素，也值得分析，不然，我們是不會找到糾正這個錯誤理念的方法的。

首先，仍是筆者前面提到的儒家民族主義夷夏觀對社會普羅大眾的影響，我們周圍隨時可以接觸的文化產品其實都包含著這種判斷，所以相較于現代國家觀、民族觀，對于普通民眾來說，還是這種以儒家民族主義為內核的崖山史觀、1644史觀更有市場。并且，它的影響不僅在于如何看待少數民族相關的歷史，也體現在如何看待中國以外的世界。近世以來對外國先進文化、科技、制度方面的盲目輕視，對中國參加全球化的排斥，都是這種邏輯的延伸。

其次，國民對近代落后挨打的歸因。即中國在鴉片戰(zhàn)爭以來出現被動挨打，遠遠不如西方的事實，是具有強烈文化自尊心的中國人所很難接受到，人們在進行歸因時，又習慣性地選擇外部原因，而非檢討自身問題（如果檢討過于深刻，反而會被認為是“賣國”、“文化背叛”）。這樣，在清末知識分子中間，普遍將國運衰落歸因于異族統(tǒng)治（類似的還有俄羅斯知識分子傾向于把本民族的文化落后，歸因于“韃靼枷鎖”），認為只要實現民族革命，就可以實現中國的復興，這正是辛亥革命的社會心理動員機制之一。

中外之間的發(fā)展水平明顯差異，至21世紀初仍是存在的，所以這種歸因得以長時間延續(xù)。其本質都是強調漢文明自身優(yōu)越性，漢文明不輸于西方現代文明，我們通過錢穆、余英時和杜維明的學術思想都可以看出這種文明觀和歸因觀的影響，尤其是余英時把傳統(tǒng)儒學的現代性意義描述的無以復加，這顯然是違背事實的。

再次，新自由主義對正統(tǒng)觀的叛逆和解構。與過去更強調國家本位的“大一統(tǒng)”視角截然相反的是90年代以來逐漸興起的，反國家視角，更重視個體命運和群體差異的新自由主義歷史視角。這種史觀無疑是有進步的，比如傳統(tǒng)歷史敘事論及元朝清朝，總是從現代多民族國家的形成、疆域的擴大談它的積極意義，對個體在當中的遭遇避而不談，以及總是站在今天蒙古族和滿族是中國一民族角度，去論斷元朝和清朝的中國屬性，這顯然也是一種歷史虛無，完全是以今人立場而取代當時人民的普遍觀感。這樣的話，岳飛抗金根本就不是維護文明和普羅大眾身家性命的正義戰(zhàn)爭，而是不正義的內戰(zhàn)了。

然而，新自由主義明顯表現出左翼的叛逆性，也導致對歷史結構和反思的過度。與極端民族主義者相信的“西方偽史論”對應的是，偏自由立場的相當數量知識分子也普遍有一種“中國偽史論”傾向。他們對于“文明本土起源說”、“五千年文明說”、“大一統(tǒng)說”、“歷史延續(xù)不中斷說”抱著強烈的批評態(tài)度，以至于矯枉過正，開始追捧三星堆文化西來說、三星堆文化遠勝中原文化說、商周文明西來說、中國文明三千年說、中國文明阿爾泰化說、元清王朝非中國說等歷史“民科”類的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發(fā)現，崖山史觀、1644史觀同時可以神奇地在極端民族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這兩個對立群體中找到共鳴，同時滿足他們對歷史敘事的需要。

（8）此外，當然我們仍然不可否認，西方以及日韓對于這種“反中心論”和“反正統(tǒng)”史觀的推波助瀾作用。盡管他們沒有直接提出歷史的“崖山論”，但是內藤湖南的“文明中心轉移論”、韓國的“小中華論”，本后都具有爭奪政治和文明話語權的目的。

這種爭奪文化中心敘事，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也可以見于中國內部。比如福建人、廣東人會驕傲地宣稱，閩南話、粵語才是最正宗的漢語正音雅言，北方官話是滿族化的漢語（這個在語言學上是不成立的）；港臺以前經常會宣揚1949年之后，真正的中國文化在臺灣，最正宗的中國歷史文化研究在港臺高校和西方漢學機構。

我們從毫不帶有民族主義色彩地角度講，東亞文明中心當然一直在中國大陸，而不是在京都、首爾或臺北；京都大學、臺灣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史研究或許在某個特別階段強于北京大學，但是整體而言北京大學仍是超越它們，整個中國高等教育和社科院、考古所系統(tǒng)的成果就更是具備碾壓式的優(yōu)勢了。

反而這種觀點，迎合了中國民族主義者滿足中國文化影響力的需要，或者自由主義者對中國文化與發(fā)達社會相同之處的期盼，也同時被他們接受了，進一步助推這種觀點在中國的傳播。

（9）所以，崖山史觀、1644史觀，它是有豐富的文化心理背景，而不是單一方面決定的。對于如何矯正這種史觀，筆者認為仍然以學術批判為主，學術的自由討論，而不是政治性的批判；對于宣傳這種思想的人，當然要采取限制性措施，但是對于全民現代民族價值觀、文明觀的塑造仍是最根本的辦法，這也是中國現代化轉型的最重要使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