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永：蜀道難·蜀道易——讀唐筆記之八

題記：唐人筆記，長短不拘，多為干貨，不僅讀來新人耳目漲知識，亦頗具史料價值。不管是稍長點的《大唐新語》《封氏聞見記》《東觀奏記》《唐國史補》《唐摭言》，還是短而精的《大唐傳載》《隋唐嘉話》《明皇雜錄》《松窗雜錄》《幽閑鼓吹》《尚書故實》《因話錄》等，均被撰寫《舊唐書》與《新唐書》乃至于《資治通鑒》的史臣和文豪們，多有采用。謹擷取其中幾個詞條，結撰十篇小文，感昔而撫今，生發一點淺論，聊博一哂。

　　唐代大詩人李白寫過《蜀道難》。

　　唐代小詩人陸暢寫過《蜀道易》。

　　詩人，本無須以大小來劃分，只是陸暢在詩星浩瀚而璀璨的大唐時代，甚至連個小詩人也算不上。陸暢的詩在《全唐詩》中留存四十余首，即如其“最好”的《驚雪》詩：“怪得北風急，前庭如月輝。天人寧許巧，剪水作花飛。”還有，《送李山人歸山》詩：“來從千山萬山里，歸向千山萬山去。山中白云千萬重，卻望人間不知處。”諸如此類，亦多是些“樸實無華”的“口水詩”。

　　然而，小詩人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就特定的人物與特定的事件來看，所起的歷史性、決定性之特定作用，卻未見得小。

　　李白《蜀道難》全詩294字，句法多變，韻散皆具，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九言、十一言等，想象奇瑰，元氣磅礴，大開大闔，天馬行空！李白初入長安時，太子賓客、秘書監賀知章聞其名，前去拜訪，太白將《蜀道難》示之，賀監讀之激賞，嘆為“謫仙人”！

　　據唐人孟棨《本事詩·高逸》記述：“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于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為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嘆者數四，號為‘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由是稱譽光赫。”李白之詩名大振，有賴賀監知章大肆稱賞播揚。其時太白詩名之盛——盛大到什么程度？連唐玄宗都想會會他。據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語資》記述：“李白名播海內，玄宗于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上不覺亡萬乘之尊。”足見太白氣場之強大。

　　李白《蜀道難》不僅實景狀寫由蜀入秦之山川奇麗驚險，同時亦寄予人事之規諫。《新唐書·嚴武傳》載：“武在蜀頗放肆……琯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為《蜀道難》者，乃為房與杜危之也。”房琯與杜甫，確實與嚴武相厚。嚴武，華州華陰（今陜西渭南）人，中唐名將、詩人，官拜給事中、京兆少尹，均為宰相房琯所保薦。后來房琯獲罪的緣由之一，即有與嚴武等“交結”為“朋黨”這一條。據《舊唐書·房琯傳》記載：“詔曰：‘……（房琯）又與前國子祭酒劉秩、前京兆少尹嚴武等潛為交結，輕肆言談，有朋黨不公之名，違臣子奉上之體。’”杜甫與房琯亦是布衣之交，房琯因為陳濤斜之敗，被罷免宰相，杜甫上疏為之開脫，觸怒皇帝，差點獲罪。而杜甫與嚴武亦為世舊，更是“厚”得不得了。嚴武升任成都尹、劍南節度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因求宰相不遂，復節度劍南，又因戰功加檢校吏部尚書（按：凡署“檢校”者，非實職，均為榮譽性虛銜）。杜甫晚年生計多依賴嚴武，故其詩有句：“生理只憑黃閣老，衰顏欲付紫金丹。”“黃閣老”即指曾任黃門侍郎的嚴武。

　　正是由于關系太“鐵”，杜甫對“長官”嚴武不拘禮節，說話不講分寸，直呼嚴武之父名嚴挺之，因而激怒嚴武。據《新唐書·杜甫傳》記載：“（杜甫）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按：就是現在的成都“杜甫草堂”）。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入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在嚴武母親奔赴營救之下，杜甫算是撿回了一條命。杜甫對寄人籬下的“幕府”生涯，充滿了無奈、感傷、悲愴與不甘，盡管為生存茍安而寫下“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然而恐怕“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抒發的才是他最真切的感受吧？

　　對于此番歷史公案，明末清初著名學者、思想家顧炎武，對《新唐書》兩位主撰者歐陽修與宋祁，稱揚前者而貶斥后者。他在《日知錄·新唐書》中講道：“《新唐書》‘志’，歐陽永叔所作，頗有裁斷，文亦明達。而‘列傳’出宋子京之手，則簡而不明。二手高下，迥為不侔矣。”又說：“《嚴武傳》：‘為成都尹、劍南節度使。房琯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者，乃為房與杜危之也。’此宋人穿鑿之論。李白《蜀道難》之作，當在開元、天寶間。時人共言錦城之樂，而不知畏途之險、異地之虞，即事成篇，別無寓意。”

　　不過，顧亭林此“論”不確，想當然耳。事實上，史載嚴武“肆志逞欲，恣行猛政”，不止一樁。后晉劉昫撰《舊唐書·嚴武傳》亦載：“梓州刺史章彝初為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殺之。”同時也講到：“初為劍南節度使，舊相房琯出為管內刺史，琯于武有薦導之恩，武驕倨，見琯略無朝禮，甚為時議所貶。”何況，嚴武童年時即有殺人案底。他的父親中書侍郎嚴挺之，因寵溺一個名叫英的小妾，不搭理其母裴氏，嚴武便用鐵錘捶死小妾。這樁命案，《新唐書·嚴武傳》有詳細記載：“母裴不為挺之所答，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八歲故意殺人，振振有詞，不僅未受懲罰，反而得到高官父親贊揚！你還懷疑被觸怒的嚴武，不敢傷害甚而殺害杜甫及失勢的老恩公房琯嗎？所以呀，太白《蜀道難》屢有“問君西游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之句，仔細品鑒，是不是含有苦心規諫的“弦外之音”呢？所以說，顧亭林所謂“此宋人穿鑿之論”的判斷，以及稱頌歐陽文忠公而貶損宋子京之論，是難以成立的。難道堂堂官修正史《新唐書》之“列傳”部分，只有宋祁一人負責草創，而作為總修撰的歐陽文忠公，不審不閱不把關就編入了正史？顯然不可能。至于太白創作《蜀道難》的具體年代，學界至今眾說紛紜，尚無定論。盡管《新唐書·韋皋傳》記載“天寶時，李白為《蜀道難》篇以斥嚴武”，但這也正是被顧亭林所詬病之處。

　　李白作《蜀道難》，開篇曰：“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

　　陸暢作《蜀道易》，起首亦云：“蜀道易，易于履平地。”

　　陸暢的故事出自唐人李綽《尚書故實》：

　　陸暢字達夫，常為韋南康作《蜀道易》，首句曰：“蜀道易，易于履平地。”南康大喜，贈羅八百疋。南康薨，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閱先所進兵器，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因欲構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定秦’者，匠之名也。”由是得釋。《蜀道難》，李白罪嚴武也。暢感韋之遇，遂反其詞也。

　　唐代比較知名的李綽有兩人：一個是隴西李族之李綽，出生皇家，乃唐順宗李誦第二十一子，受封翼王，擔任過國子祭酒；一個是趙郡李族之李綽，于唐昭宗李曄時代擔任過太常博士、禮部郎中等職——《尚書故實》之作者署名“趙郡李綽”，就是這位。而李綽所撰《尚書故實》中的“尚書”，據當代之唐代文史研究者考證，乃擔任過太子賓客（亦稱“賓護尚書”，正三品）和大理寺卿的張彥遠。

　　張彥遠出生蒲州猗氏（今山西臨猗縣）“三代相門”之巨宦豪門河東張氏——高祖張嘉貞系“開元名相”（中書令），曾祖張延賞系唐德宗時期宰相（同平章事。“韋南康”即張延賞之婿，張彥遠的姑爺爺），祖父張弘靖系唐憲宗時期宰相（同平章事）；彥遠的父親張文規官不算大，作過吏部員外郎、殿中侍御史等，但他繼承家族之“書香”與“集藏”，“少耽墨妙”，潛心鉆研書畫，故其子張彥遠著有《歷代名畫記》《法書要錄》《論畫六法》等，成為著名的書畫理論家，亦不足為奇。而晚唐的太常博士、禮部郎中李綽，從同時代的“賓護尚書”張彥遠口中，聆聽到有唐以來諸多有史料價值和人生況味的“故實”——包括“《蜀道難》，李白罪嚴武也”，有一定可信度，并非如顧炎武所斷定的“此宋人穿鑿之論”。

　　之所以揪住顧亭林此“論”不放，還因為顧文原注有“此說又見《韋皋傳》，蓋因陸暢之《蜀道易》而造為之耳”。“造為之耳”即等于坐實《新唐書》“列傳”之修撰者特別是宋子京，是在有意識的“系列造假”。然而，《新唐書》之《嚴武傳》及《韋皋傳》中，有關《蜀道難》與《蜀道易》之史料，均采自于唐人筆記《尚書故實》，與“宋人穿鑿”風馬牛不相及也。以顧亭林之熟讀經史，學問鴻博，考據實證，治學嚴謹，且“精力絕人”“未嘗一日廢書”“立言不為一時”（其門人潘耒語），而一旦未曾留意到薄薄一冊唐人筆記《尚書故實》，便會對《新唐書》之“列傳”發生諸多臆斷，頻出紕漏；況今日文化學術乃至文學藝術界之“半吊子”乎！

　　《尚書故實》提到陸暢為之作《蜀道易》的“韋南康”，乃唐德宗時期擔任劍南西川節度使的韋皋。韋皋，京兆（今陜西西安）人，乃唐代中期“懿文經武”之名臣、軍事家、詩人。唐德宗時期，韋皋加檢校禮部尚書，大將軍，以功加吏部尚書、特進檢校右仆射，加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兼云南安撫等使，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功加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封南康郡王，史稱“韋南康”。唐順宗即位，又加檢校太尉，故亦稱“韋太尉”。韋皋因出任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總鎮川蜀二十余載，收夷拓疆，邊功卓著。故唐代文人有將韋皋與平定安史之亂的大功臣汾陽王郭子儀，相提并論。

　　據唐人李肇《唐國史補》評述：“郭汾陽再收長安，任中書令，二十四考，勛業福履，人臣第一。韋太尉皋鎮西川，亦二十年，降吐蕃九節度，擒論莽熱以獻，大招附西南夷，任太尉，封南康王，亦其次也。”并在另條記述評論道：“韋太尉在西川，凡事設教。軍事將吏婚嫁，則以熟彩衣給其夫氏，以銀泥衣給其女氏，又各給錢一萬；死葬稱是，訓練稱是。內附者富贍之，遠來者將迎之。極其聚斂，坐有余力，以故軍府寖盛，而黎甿重困。及晚年為月進，終致劉闢之亂，天下譏之。”功是功，過是過，兩分開來評說。

　　韋皋深諳官道，精于權術。一方面，對上邀功固寵有術。所謂“月進”，乃唐德宗貞元年間形成的官場術語，特指地方大員及官吏為謀求皇帝寵信而按月進貢財物寶器的行為。據《舊唐書·韋皋傳》載：“皋在蜀二十一年，重賦斂以事月進，卒致蜀土虛竭，時論非之。”不僅如此，為了保守蜀地諸多不能見光的秘密，借各種理由強行將部屬“挽留”身邊安排——“其從事累官稍崇者，則奏為屬郡刺史，或又署在幕府，多不令還朝，蓋不欲洩所為于闕下也。”另一方面，對下拉攏收買有招，所謂“善拊士”者是也。據《新唐書·韋皋傳》載：“皋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十八萬，擒殺節度、都督、城主、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余級，獲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為西南劇。善拊士，至雖昏嫁皆厚資之，婿給錦衣，女給銀涂衣，賜各萬錢，死喪者稱是。其僚掾官雖顯，不使還朝，即署蜀州刺史，自以侈橫，務盡藏之。故劉闢階其屬厲，卒以叛。”以上史料，多采自《唐國史補》。俗話說：“失火瞞得住火瞞不住煙，放屁瞞得住響瞞不住臭。”韋皋越是因“自以侈橫”，想“務盡藏之”，越是左支右絀，遮掩不住，招致輿論洶洶，“時論非之”。所以小詩人陸暢迎合的恰逢其時，一首《蜀道易》詩，大贊南康治蜀奇功，鶯歌燕舞，川蜀升平，情不自禁，引吭高歌——“蜀道易，易于履平地”！于是乎，“南康大喜，贈羅八百疋”！

　　韋皋的最大失算、失誤、失策、失格，甚而可以說是失德，誠如《舊唐書》撰者劉昫所論，“韋公季年，惑賊辟之奸說，欲兼巴、益，則志未可量”，并定性為“韋德不周”。對于歷史上的功臣名將來說，再大的功勞，也抵不住一次嚴重失德。

　　“惑賊辟之奸說”，特指韋皋幕府中狼子野心的奸人劉闢。其時，唐順宗李誦中風失語，行動不便，被“雪藏”深宮，朝政多由侍棋待詔王叔文、侍書待詔王伾與宦官李忠言等“傳話”操控。劉闢趁機鼓動韋皋，在身任劍南西川節度使之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地盤，“欲兼巴、益”。韋皋派遣劉闢去京師游說賄賂王叔文，但把事情搞砸了，故與王叔文等結下梁子。

　　據《舊唐書·韋皋傳》記載：“順宗久疾，不能臨朝聽政，宦者李忠言、侍棋待詔王叔文、侍書待詔王伾等三人頗干國政，高下在心。皋乃遣支度副使劉闢使于京師，闢私謁王叔文曰：‘太尉使致誠足下，若能致某都領劍南三川，必有以相酬；如不留意，亦有以奉報。’叔文大怒，將斬闢以徇，（宰相）韋執誼固止之，闢乃私去。皋知王叔文人情不附，又知與韋執誼有隙，自以大臣可議社稷，乃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同時又給皇太子上書，極言“今群小得志，隳紊綱紀，官以勢遷，政由情改，朋黨交構，熒惑宸聰”“而一朝使叔文奸佞之徒，侮弄朝政，恣意胸臆，坐致傾危”云爾。恰好其他大臣此時亦上書倒二王等。于是，太子李純——即唐憲宗順利登基，“盡逐伾、文之黨”——參與“永貞革新”的“二王八司馬”中，包括劉禹錫和柳宗元等人，盡遭貶謫或賜死。而《新唐書·韋皋傳》記載韋皋與王叔文“結怨”小有不同：“皋遣劉闢來京師謁叔文曰：‘公使私于君，請盡領劍南，則唯君之報。不然，唯君之怨。’叔文怒，欲斬闢，闢遁去。”這則記述更合乎情理。本來，韋皋有扳倒二王、勸進新君之大功，太子受禪登上大位，必將擔綱大任。可是，韋南康看似鮮花著錦，烈火烹油，正紅得發紫，豈料突然暴卒，瞬間落幕，享年六十一歲。

　　走筆至此，不由想起《左傳·哀公二十七年》中的一句名言：“多陵人者皆不在。”當年嚴武也是暴卒，年僅四十。貪求無度，暴戾恣睢，殺心太重，難保善終。據《新唐書·嚴武傳》載：“永泰初，卒，母哭：‘而今而后，吾知免于官婢矣。’”知子莫若母。嚴武的母親無時不為兒子提心吊膽，不知哪天突然惹下彌天大禍，被抄家問斬，母妻等女眷皆淪為官婢矣！

　　俗話說：“將軍狗死人吊孝，將軍死了沒人埋。”韋皋暴疾卒，其心腹干將支度副使劉闢“主后務”。《新唐書·劉闢傳》記載：“憲宗詔以給事中召之，不奉詔。時帝新即位，欲靜鎮四方，即拜檢校工部尚書、劍南西川節度使。”劉闢升任韋皋劍南西川節度使之高職，仍不滿足，走上反叛之路，結局自然是死路一條，“斬于城西南獨柳下”。

　　韋皋逝后，既受劉闢反叛之影響，同時，政敵們也開始收集其罪證。據《新唐書·韋皋傳》記載：“朝廷欲追繩其咎，而不與皋者詆所進兵皆鏤‘定秦’字。”“不與皋者”，即與韋皋合不來、見不得的政敵們。關鍵是韋皋為朝廷所進獻的兵器上，都打制著“定秦”二字，聯系到他當年派遣劉闢私謁王叔文，提出“都領劍南三川”，而今又抓住“定秦”的把柄，問題的性質便極其嚴重了，離“謀逆”也就不遠了！但問題是，有能力、有意愿、有可能“造反”，并不等于真的造反（就像劉闢那樣）。試問詆毀者，韋皋已壽終正寢，“贈太師，謚曰‘忠武’”，備極哀榮，一位逝者如何去實施“造反”呢？好在，“有陸暢者上言：‘臣向在蜀，知“定秦”者，匠名也。’繇是議息”。就像剪刀上打印“張小泉”“王麻子”之名匠品牌一樣，“‘定秦’者，匠名也”，有什么大驚小怪的。

　　《新唐書·韋皋傳》亦提及李白與陸暢創作《蜀道難》與《蜀道易》之原委：“始，天寶時，李白為《蜀道難》篇以斥嚴武，暢更為《蜀道易》以美皋也。”如果說，陸暢作《蜀道易》，頌揚上司，有彩虹屁之嫌；那么，“‘定秦’者，匠名也”，挺身而出，一語六字，四兩撥千斤，消弭彌天大罪、株連九族、血腥屠殺、萬千女眷淪為官婢于無形！釋家有言：“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合著小詩人陸暢陸達夫，相當于修造了幾千萬座佛塔呢？阿彌陀佛，功德無量！

2025年12月11日寫畢于京東果園南書坊

　　李建永，筆名南牧馬，雜文家，散文家，民俗文化學者。山西山陰人，曾在陽泉市工作多年。現居北京。從業媒體，高級記者。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北京市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太陽鳥”中國文學年選雜文卷主編。著有雜文散文集《說江湖》《說風流》《母親詞典》《中國雜文·李建永集》《我從〈大地〉走來》《園有棘：李建永雜文自選集》等多部。

來源：《諺云》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