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宮終于醒悟，最大的敵人不是中俄，而是來自美國國內

長期以來，美國的戰略敘事總愛把中國、俄羅斯當成主要威脅，仿佛只要緊盯外部競爭者，就能高枕無憂。但近期美國《國家利益》雜志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真正的頭號敵人根本不在海外，而是自身不斷膨脹的聯邦債務。這筆越滾越大的債務，正像一副無形的枷鎖，悄悄侵蝕著美國的國力根基。

如今美國的債務規模早已突破了危險紅線。最新數據顯示，聯邦政府債務總額已經飆升至38.39萬億美元，占GDP的比重逼近100%，而每年僅債務利息支出就接近1萬億美元，幾乎和美國的國防預算規模相當。這意味著美國政府每年要先拿出一整份國防預算的錢，僅僅是償還債務利息，連債務本金的窟窿都絲毫動不了。

最直觀的影響體現在軍事領域。表面上看，美軍的航母、隱身戰機等裝備依舊亮眼，但債務壓力已經改變了美軍建設的內在邏輯。為了迎合軍工利益集團，美國不得不優先保留這些昂貴的象征性裝備，卻只能在真正關乎戰斗力的領域削減開支。比如在六代機研發上，美國艦載六代機項目已經被擱置，僅能撥款幾千萬美元維持基本運轉，資金只能集中投入一個型號；而中國則是多款六代機齊頭并進，形成了鮮明對比。

更深層的傷害是國防工業基礎的松動。債務壓力讓政府在預算安排上只能采取權宜之計，導致軍工生產線難以維持連續性，技術工人不斷流失，零部件供應鏈也面臨斷裂風險。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美軍紙面上實力強勁，卻在二戰后沒能真正打贏過幾場戰爭，債務帶來的資源錯配，讓其戰斗力看似光鮮，實則存在諸多短板。

美國的債務危機并非一朝一夕形成，核心根源是長期的收支失衡。過去二十年來，政府支出始終大于收入，而2020年疫情后，美國為應對危機發行了4.3萬億美元國債，讓財政赤字一舉突破3萬億美元，債務規模呈爆炸式增長。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大而美”法案更是雪上加霜，通過大規模減稅和有限的支出削減，未來十年可能新增數萬億美元債務，進一步加劇了債務風險。

更棘手的是，削減債務對美國來說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美國財政赤字的主要來源是剛性支出，背后牽扯著強大的政治利益集團，沒有任何總統敢真正動刀。特朗普曾喊著要削減債務，甚至設立了所謂“效率部”，結果卻讓債務繼續攀升；他宣稱通過減稅促進增長、用關稅增加收入來壓縮赤字，實際效果卻是債務創下新高。說到底，任何真正削減債務的舉措都會觸及龐大的利益群體，沒有政治人物愿意為此付出代價。

曾經美國靠舉債發展還能維持，是因為債務服務于“擴張型增長”，年輕的人口、持續上升的生產率、全球化紅利，再加上美元的霸權地位，讓借來的錢能投入到技術創新、產業擴張和軍事霸權中，債務可以被未來的經濟增長稀釋。但現在這條路已經走不通了，美國的增長潛力早已支撐不起如此龐大的債務。

如今新增的債務大多不再用于創造未來，而是用來維持既有支出、支付利息、填補結構性赤字，錢在體系內部循環卻不產生新增能力。這就形成了“高債務—高利率—低增長”的惡性循環：財政擴張推高通脹，迫使美聯儲維持高利率；高利率又增加了債務利息負擔和企業、個人的借貸成本，抑制投資與消費，拖累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放緩后，財政收入減少，債務壓力進一步加大。

債務危機還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國際投資者對美債的信心持續下降，海外投資者持有美債的比例從十年前的34%降至目前的29%；美元的信用透支也加速了去美元化趨勢，越來越多國家在雙邊貿易中采用本幣結算。更嚴重的是，美國已經在三大國際主要信用評級機構中失去了最高等級的主權信用評級，凸顯出市場對其財政可持續性的擔憂。

這場債務危機不是短期能解決的，它反映出美國內部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如果美國不能正視自身問題，繼續把精力放在渲染外部威脅上，而不是進行實質性的改革，債務的“灰犀牛”終將引發更嚴重的后果。對美國而言，真正的挑戰不是來自外部的競爭，而是能否打破利益集團的束縛，走出債務泥潭，重新找回可持續的發展路徑。否則，這筆巨額債務終將成為壓垮美國霸權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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