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驅動的核能新發展：社會成本及其挑戰分析

2025年10月，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發布了題為《人工智能引領的核能復興的社會成本》（The Social Costs of an AI-Led Nuclear Energy Renaissance）的研究報告，系統剖析了在美國由大型科技公司推動、以服務于人工智能數據中心能源需求為核心的核能擴張浪潮背后，所潛藏的一系列社會、環境與治理風險。報告指出，盡管以微軟、Meta、OpenAI、亞馬遜等為代表的硅谷企業正以前所未有的熱情和資本投入，試圖通過建設小型模塊化反應堆（SMRs）等新型核能設施來確保其數據中心獲得穩定可靠的“基荷電力”，但這一主要由私人利益驅動的復興進程，卻可能將大部分環境、健康與經濟風險轉移給核設施所在地的社區。美國聯邦政府監管意愿與能力的急劇下降，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權力與風險承擔的不平衡。報告警示，若不及時識別并政策性地化解這些社會成本，日益增長的公眾反對很可能在未來幾年內使美國的核能擴張計劃陷入停滯。為此，報告深入分析了六大社會挑戰，并提出了旨在強化社區保護、填補監管空白與提升政策專業性的三項核心建議。

一、人工智能驅動的核能復興及其社會成本

人工智能，特別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因其巨大的計算需求，正成為美國核能復興的核心驅動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運作能耗遠超傳統人工智能模型，預計到2028年，美國數據中心的用電量占比將從目前的約4%激增至12%。為滿足這種持續且龐大的電力需求，核電因其提供“基荷電力”的可靠性，成為科技公司的首選。與此同時，美國聯邦政府也展現出強烈的政策支持，例如特朗普總統于2025年5月簽署行政命令，旨在未來二十五年內將國內核電產量翻兩番，此前的《ADVANCE法案》和《通脹削減法案》也已為先進核反應堆部署鋪平了道路。然而，在這場由私營資本與政府推力共同主導的復興中，潛在的社會成本尚未得到充分討論與規劃。這些成本源自根本性轉變：歷史上由政府主導、強監管、強調公共利益的核能發展模式，正轉向一個由私營企業（尤其是科技巨頭）主導、監管削弱、利益分配更偏向企業的模式。這導致了核能日益成為一種“私人物品”，其電力可能優先直接供應給數據中心而非電網居民，使得主機社區承擔了大部分風險，卻僅能獲得有限的經濟回報。具體而言，這一復興進程引發了六大社會挑戰，包括電力消費的私有化與社區成本轉嫁、核廢料處置困境的加劇、水資源短缺風險的疊加、本地就業與經濟收益的局限、聯邦獨立監管能力的削弱，以及因企業追求速度而可能犧牲安全帶來的“時機風險”。

二、現有核能安全與監管體系的挑戰

面對由人工智能需求催生的、以私營部門為引領的新型核能擴張，美國現有的核能安全與監管體系暴露出嚴重的不適應性與脆弱性。這一體系的核心挑戰在于美國聯邦政府監管角色的大幅后退與企業主導地位的空前強化所形成的危險錯配。歷史上，美國核能產業的發展與安全依賴于美國聯邦政府的強力監管、風險擔保和公共利益平衡，《1954年原子能法》和《普萊斯-安德森法》明確了政府的責任。作為獨立監管機構的核管理委員會（

NRC

與此同時，深度參與其中的大型科技公司及其合作伙伴，既是新核能項目的資本與創新來源，也將是所產電力的主要消費者。這種結構將主機社區和地方政府置于三角關系中最弱勢的一端，即他們面臨更高的潛在健康與環境風險、可能上漲的電價、緊張的水資源，卻無法在項目決策與監管中獲得對等的話語權?，F有的監管框架無法有效應對這種新模式帶來的問題：例如，傳統的公用事業監管模式難以處理科技公司與核電廠之間直接簽訂的“電力承購協議”，這種協議可能導致核能被從公共電網中“轉移”走，推高居民電價；基于靜態清單和已有知識的核廢料管理與安全評估方法，難以涵蓋新型反應堆可能帶來的全新風險場景；NRC權威的下降直接削弱了社區獲取信息、要求環境補救和信任核安全的能力。簡言之，在私營部門追求效率與速度的推動下，一個本就面臨復雜技術挑戰的行業，其外部監督與社會安全網正被系統性削弱，使風險不成比例地落在最缺乏抵御能力的社區身上。

三、構建公平與可持續的核能發展框架

為防止社會成本累積并最終引爆公眾反對，從而阻礙美國清潔能源轉型與技術創新進程，政策制定者必須立即采取行動，構建一個能夠平衡私營部門創新動力與社區社會權益的新框架。

首先，必須強化美國州與地方政府在核能治理中的關鍵作用，以彌補聯邦監管的不足。社會風險本質上是地方性的，直接影響到主機社區居民的健康、環境與經濟福祉。因此，在賓夕法尼亞、得克薩斯、佐治亞、亞利桑那等數據中心密集或計劃連接核電的州，州議會和地方政府應主動立法并行使監管權。這包括制定更嚴格的地方環境評估標準、確保社區從核電項目中獲得公平的經濟收益、強制要求項目方進行充分的水資源影響評估與緩解，以及在土地使用規劃中賦予社區更大的話語權。積極主動的州級干預是防止大規模公眾反對、在地方層面構建核能發展社會共識的基石。

其次，亟需在美國國會重建專業的核能政策知識與監督能力。由于核能建設長期停滯，美國國會內部關于核能安全、安保及社會影響的專業知識已顯匱乏。建議重啟或強化一個專門的國會核心小組或委員會，例如借鑒歷史上曾發揮重要作用的“原子能聯合委員會”（1946-1977）的模式，或充分利用現有的“參議院先進核能核心小組”和“眾議院美國能源主導核心小組”等平臺。該機制應系統性地聽取專家、社區代表及行業意見，專注于研究與人工智能-核能綜合體相關的新興政策問題，包括監管獨立性、廢物管理新挑戰、以及如何確保私營部門履行其“新核責任”。這將有助于提升美國國會決策的科學性與前瞻性，對行政部門的政策形成有效制衡與指導。

最后，推動美國核管理委員會（NRC）的專業知識向州級監管機構轉移，并支持建立強有力的州級獨立核監管體系。面對NRC聯邦層面職能可能持續弱化的現實，一種可行的方案是，以NRC現有的地區辦公室為基礎，協助美國各州建立或加強其自身的獨立核能監管機構。這些州級機構可以吸納NRC的技術專家與安全評估流程，負責本州內核設施（特別是服務于特定數據中心的設施）的選址、運行監督、應急準備和退役監管。這需要美國聯邦政府與州政府進行合作，提供必要的知識轉移與初期資源支持，確保州級監管能力能夠及時提升，以填補聯邦監管空白，切實保護社區利益與環境安全。

四、平衡技術創新與社會福祉

由人工智能巨大能源需求所牽引的核能復興，正處于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它既代表了應對氣候變化和滿足數字時代基礎需求的技術機遇，也潛藏著將成本、風險與環境負擔不公平地轉嫁給弱勢社區的社會危機。當前私營資本主導、聯邦監管撤退、社區話語權式微的趨勢，若不加糾正，將不僅威脅到核能擴張本身的社會許可，更可能損害公眾對核能作為清潔能源的長期信任。政策制定者面臨的緊迫任務，是超越單純的技術樂觀主義或市場效率邏輯，將社會成本的管理置于核能復興規劃的核心。

解決方案的關鍵在于實現治理結構的再平衡。通過一套聚焦于公平、安全與參與的政策組合，美國在擁抱人工智能帶來的核能復興的同時，確保其發展道路是可持續的、安全的，并且益為全體社會所接納，而非僅僅服務于少數科技巨頭的電力需求。這不僅是避免項目受阻的務實之策，也是維護能源正義與技術民主價值的必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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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丨啟元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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