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迪海灘慘案：國家安全與社會整合在多個關鍵點上的失敗集合

12月14日，在澳大利亞悉尼標志性地點——邦迪海灘發生針對猶太社區光明節慶?；顒拥目植酪u擊，截至目前已有16人死亡，40多人受傷。這一突發性悲劇性事件給澳大利亞社會帶來深刻創傷。此事件不僅是一次地方性安全危機，也可能代表了近幾個月澳大利亞社會反猶傾向的一個高峰。長期以來，澳大利亞引以為傲的多元文化理念和國內安全能力，正因這一事件面臨嚴峻考驗。

2025年12月15日，澳大利亞悉尼，人們聚集在邦迪海灘的邦迪館，悼念在猶太節日槍擊事件中遇難的受害者。視覺中國 圖

事件分析：安全悖論與脆弱性問題

澳大利亞政府將該事件定性為恐怖襲擊，而施暴者的個人特征與行動方式，顯示出澳大利亞安全體系中可能存在的漏洞。

首先是情報和預防漏洞：施暴者是一對父子，薩吉德·阿克拉姆和納爾維德·阿克拉姆。納爾維德曾于2019年因涉嫌與恐怖組織相關聯而被調查，這表明情報及反恐部門可能已將其視為一定程度的威脅或已予以關注。如果個人與恐怖組織有關聯，核心問題在于是否需要對其及其近親進行持續、高強度監控。在威脅評估中，是否已動用足夠資源和權限以防止潛在襲擊，是關鍵考量。

其次是槍械許可漏洞：50歲的薩吉德以“休閑狩獵”名義合法持有六支槍械，這顯示出盡管澳大利亞槍支法律嚴格，但管理系統仍可能存在漏洞。施暴者能夠在潛在高風險的家庭或恐怖背景下合法獲取槍械，表明反恐與槍支管控這個政策交叉點被忽視。購槍許可審查過程中，申請人的家庭暴力記錄、心理健康狀況或近親潛在極端關聯是否被充分考慮，將成為澳官方的深入調查重點。

這種雙重脆弱性——一方面是反恐監控中的潛在漏洞，另一方面是合法槍械獲取的寬松——在事件的技術分析中呈現出深刻矛盾。

襲擊明確針對光明節這一宗教節日，并選擇邦迪海灘這一國家象征性場所，顯示出行兇者意圖最大化行動的象征效應。邦迪象征著澳大利亞開放、自由、多元的生活方式。對該場所的襲擊可以解讀為恐怖行為不僅旨在造成物理傷害，更是對澳大利亞社會精神與寬容理念的攻擊。事件的這一層面表明，安全響應不僅需要提供物理保護，還必須注重增強社會團結與抗壓能力。

政治反應的多層結構：危機管理與責任爭議

此次襲擊使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領導的政府在國家安全和社區保護問題上面臨巨大政治壓力。政治反應主要呈現三條主軸：政府的團結與決心話語、反對派對直接政治責任的追問，以及國際行為體的介入。

阿爾巴尼斯對危機的初步回應，重點在于承認事件的暴力性質，并以國家團結為核心。他將襲擊稱為“純粹的邪惡”，并表示“澳大利亞絕不會向分裂、暴力或仇恨屈服”，體現了一種以國家整體抵御能力為中心的安撫型領導方式。

然而，這種以團結為核心的話語成為政治批評的焦點。反對派及部分猶太社區領導人認為，僅僅呼吁團結不足以回應問題，政府應該對以往失誤與錯誤決策承擔政治責任。阿爾巴尼斯召集內閣研究對策，并承諾將根據調查結果采取“必要措施”，這種方法可以被解讀為一種理性治理嘗試，意在將危機從政治斗爭領域轉化為國家安全事務。

反對派領導人蘇珊·雷直接將批評矛頭指向阿爾巴尼斯，指控政府不作為導致了危機。批評的核心論點在于，政府未能充分重視悉尼象征性仇恨示威及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ASIO）局長將反猶主義列為“首要威脅”的警示。反對派認為，這種不作為助長了反猶主義的“擴散”。

其次，政府對首位“打擊反猶主義”特使吉莉安·西格爾今年7月提交的全面反猶主義應對計劃遲遲不作回應。反對派曾建議在議會休會期間召集議會以便迅速通過相關法律，但是，澳大利亞政府強調已采取措施應對反猶主義，包括為加強猶太場所安全而撥款5750萬澳元，以及通過禁止仇恨象征的相關法律。顯然，澳大利亞政府意識到反猶主義的威脅并已實施某些具體措施。然而，屠殺事件仍然發生，這引發了對相關資金分配和法律變更是否足夠快捷和執行是否足夠強硬的質疑。

反猶主義應對計劃：政策惰性可能帶來的成本

西格爾提出的反猶主義應對計劃，以及政府回應該計劃的遲緩，是加深危機政治層面討論的關鍵焦點。西格爾的報告包含針對反猶主義根源的全面措施，并提出嚴厲的政策變革建議，包括終止對未能采取行動打擊反猶主義措施的大學和藝術機構的資助；全面審查仇恨言論相關法律；對持有反猶觀點者加強簽證審查。

這些建議顯示，反猶主義不僅需應對暴力行為，更需在制度和文化層面進行處理。政府對如此重要的報告數月未作官方回應，可以歸因于多種因素。其一，官僚惰性：政策建議的復雜性以及建議的法律變更需在聯邦與州政府之間協調，可能因官僚體制的惰性而延遲。其次，政治敏感性：尤其是涉及削減大學資金等建議，可能引發言論自由與學術自主的敏感政治爭論，從而導致政府采取謹慎態度。

然而，西格爾曾強烈表示：“我在屏息以待，因為我知道這樣的事情可能會發生”。最終發生的悲劇表明，官僚體制的謹慎在面對緊急安全威脅時可能會產生一種致命的“優先級錯位”。這反映出政治人物在長期政策討論與防范緊急安全風險之間難以取得平衡。

邦迪慘案引發的國際反應表明，澳大利亞的國內安全事件已不可避免地與地緣政治因素糾纏在一起。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指責澳大利亞政府在應對反猶主義方面“軟弱”，并將澳大利亞正式承認巴勒斯坦國的決定，與激發襲擊的“反猶火焰”聯系在一起，使澳大利亞政府承受了重大的外交與政治壓力。

內塔尼亞胡的指責提出一個復雜問題：澳大利亞的外交決策（尤其是在中東敏感事務上）如何影響國內少數族群的安全。澳大利亞政府選擇避免直接回應此類指責，而是繼續強調國家團結的策略。這可以被解讀為有意識地將國內安全危機與國際政治爭議隔離的努力。

言論自由與仇恨言論之間的界限是另一個讓人頭疼的問題。以色列官員呼吁，諸如“從河到海，巴勒斯坦將獲得自由”等口號不應被視為言論自由的保護范圍，這重新引發澳大利亞仇恨言論法律與言論自由原則界限的討論。澳大利亞的多元文化理念提倡廣泛的言論自由，但確定何時言論自由可能煽動仇恨和暴力，需要復雜的法律與倫理平衡。襲擊發生后，政府審查仇恨言論相關法律將成為不可回避的議題。

社會反應與文化變革需求

此次襲擊最持久的影響，也許是對澳大利亞猶太社區安全感及更廣泛社會整合的破壞性沖擊。社區領導人以及工黨成員喬什·伯恩斯等人物使用“去人性化”這一概念，表明問題不僅是少數極端分子的暴力行為，更是在廣泛的社會層面存在著對猶太社區的仇恨被正常化與合法化的危險。澳大利亞猶太人執行委員會代表亞歷克斯·賴夫欽情緒化地表示：“事情無法回到原狀。這徹底改變了這個國家?！边@一表達強調了猶太社區所遭受的集體創傷及其不可逆性。

邦迪慘案顯示，在地緣政治沖突和全球仇恨潮流的影響下，澳大利亞的多元文化模式是多么脆弱。應對這一危機不僅需要保障猶太社區的安全，還必須重建社會信任與和諧。澳大利亞國家穆斯林管理機構——伊瑪目理事會的比拉爾·拉烏夫呼吁團結，展示了不同信仰社區在面對仇恨時聯合起來的潛力。未來的澳大利亞官方政策必須聚焦于加強社區間對話與團結。

邦迪慘案可被視為澳大利亞的一個轉折點。該事件揭示了國家安全與社會整合政策在多個關鍵點上的失敗湊到了一起。

政策惰性的成本：政府對少數族群代表提交的綜合緊急行動計劃（西格爾報告）未能及時回應，這是長期政策規劃與緊急操作性安全需求之間脫節的表現。

系統性安全矛盾：反恐情報與持證槍械獲取機制同時出現漏洞，顯示出缺乏綜合、多維的安全策略。新南威爾士州州長明斯承諾的槍支法改革，將是解決這一系統性矛盾的必要步驟。

領導力的平衡：阿爾巴尼斯總理呼吁團結與冷靜，這在危機時刻有助于防止全國性恐慌，可能是一項正確策略。然而，如果這一呼吁不能與反對派及社群領袖所要求的具體政治責任和問責行動相結合，將威脅到政府維持其公信力的努力。

澳大利亞面臨的挑戰，是將這起悲劇事件不僅僅作為加強安全法律的契機，還要作為一個催化劑，推動一套全面的文化與教育改革方案，以應對包括反猶太主義在內的仇恨根源。最終，澳大利亞多元文化理想的可持續性，將取決于政府和社會以何種決心、理性，以及協同應對能力來面對這一新的安全挑戰。

（愛登博士，浙江外國語學院環地中海研究院研究員，旅居澳大利亞的青年漢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