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周恩來同羅亦農(nóng)之子外出視察，忽問羅西北：你外婆還健在嗎

“1958年4月初的傍晚，風(fēng)不算大，你外婆還健在嗎？”甲板上，周恩來放低聲音對身旁的羅西北說。江面翻涌的浪花搶走了一部分音節(jié)，卻掩不住那份突然的關(guān)切。

長江三峽考察已進入第三天，線路緊、日程滿，船艙里到處是圖紙、測量數(shù)據(jù)和招呼不停的技術(shù)人員。羅西北是水電專家，也是周恩來此行最倚重的年輕工程師之一。上一秒兩人討論壩址選點，下一秒，總理卻把話題拋到了家里老人身上，顯得突兀又溫暖。

羅西北愣了半拍，回道：“外婆身體硬朗，還能幫我照看孩子。您怎么忽然想到她？”話出口，他才體會到周恩來的心思——那位老人，曾在十幾年前救過不少地下黨人的命，其中就有周恩來自己。

船尾的柴油機轟鳴聲蓋住了短暫的沉默。周恩來緩緩靠著欄桿，似乎翻開了一本塵封相冊：1925年冬，上海老閘北一處兩層小樓，羅亦農(nóng)剛從莫斯科回國，在這里與諸有能成婚。一位常年圍著圍裙的婦人——諸有能的母親馬淑平——把屋子打理得井井有條，也把地下秘密會議保護得滴水不漏。

那時候，羅亦農(nóng)、周恩來、惲代英、陳賡常在夜里聚在樓上攤開地圖。樓下燈火昏黃，馬淑平一邊煮著簡單的醬油肉，一邊靠門縫替他們放風(fēng)。她讀不出復(fù)雜的俄文文件，卻能憑腳步聲分辨陌生探子與熟人。有人笑稱，這位沒進過課堂的裁縫，才是真正的“警衛(wèi)連長”。

1926年春，羅西北出生。羅亦農(nóng)抱起襁褓中的兒子，說的第一句話是“又來了一個小革命”。話音未落，上海的局勢便急轉(zhuǎn)直下。1927年“四一二”之后，國民黨懸賞五萬光洋通緝羅亦農(nóng)。槍聲、搜捕、暗號，成了日常。為了掩護地下網(wǎng)絡(luò)，羅家一次又一次搬家，能帶走的東西除了文件就是奶粉，其余全丟。馬淑平心疼，卻從未抱怨。

同年暮秋，船艙里灰撲撲的客位上，馬淑平抱著剛滿周歲的外孫南下四川老家。她自己說：“苛稅我見多了，白匪我也見過，帶一個娃，總比帶一屋文件安全。”誰也沒想到，這一走，她與女婿與女兒竟是永別。

1928年4月15日，羅亦農(nóng)在上海英租界被捕。槍決前，他寫下“為大多數(shù)人的自由而死，其死亦重于泰山”。國民黨特務(wù)送出的照片讓馬淑平痛到說不出話，然而哭了三夜后，她擦干眼淚繼續(xù)做針線活養(yǎng)娃，外人只當(dāng)她是個普通寡居婦人。

為了不連累孩子，她給外孫改名“周西伯”，換戶籍、換口音、換衣裳，甚至學(xué)會了川江碼頭的潑辣罵詞，遇到盤查時一句“老娘只認錢”便把士兵罵得抬不起頭。靠兩畝薄田和裁縫手藝，她把孩子熬到了識字年紀。

1938年初春，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的木門吱呀一聲打開，周恩來親自迎進來一位頭發(fā)花白的老母親。“總算把董存瑞都找回來啦！”馬淑平一句俏皮話，讓滿屋緊張氣氛化成笑聲。組織安排羅西北赴延安讀書，老人點頭同意，卻在街角背過身默默掉淚。

抗戰(zhàn)、解放戰(zhàn)爭、院校復(fù)建，一轉(zhuǎn)眼就是十五年。1953年秋，哈工大校園里落葉沙沙作響，羅西北拿到調(diào)京任職的通知，第一件事就是寫信：“外婆，該到我養(yǎng)您了。”信寄出半月后，北京前門火車站走下一個身形瘦小卻挺直腰桿的老太太，她手里拎的，仍是那只縫了無數(shù)補丁的帆布包。

新家庭不富裕。國家剛實施糧食定量，油票比工分還金貴。羅西北因公常年外地，趙士杰也忙科研，馬淑平見灶臺上空著，索性把家里余票換成老母雞補身子。等兩口子發(fā)現(xiàn)欠了食堂兩百多斤糧票，已是半年之后。批評來了，羅西北只說一句：“老人攢命不容易，票我自己補。”

1960年冬天，北京的風(fēng)像刀子。73歲的馬淑平照鏡子量頭圍，縫了一頂黑絨帽，對外孫媳婦說：“這回做得合頭，戴上它我就放心了。”隨后臥床不起。有天清晨，她忽然想吃紅燒鯽魚。市場缺貨，羅西北花高價弄來一條，小心照方子煮好。老人嘗了一口，笑瞇瞇地夸：“味兒正，比我做得還香。”傍晚，她睡著后再沒醒來。

喪事極簡，只擺一張小木桌，放相片一張，花圈三束。周恩來送來了親筆挽聯(lián)，寥寥數(shù)語：忠義兩全，浩氣長存。沒有官樣文章，卻把這位默默無聞的母親寫得沉穩(wěn)有力。

很多年過去，在水電戰(zhàn)線提起羅西北，人們往往先想到他主持編寫的工程規(guī)范，很少記得他背后站著的那位老人。可在中共黨史的故紙堆里，馬淑平的名字與那些“交通員”“情報員”“勤務(wù)員”寫在一起，清晰可辨。她沒有顯赫頭銜，也沒有驚天口號，卻在最危險的年月，用圍裙、針線和一副好手藝守住了一屋重要的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