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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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南京。
徐寄萍覺得，丈夫王勛這次從北京出差回來，人有點怪怪的。
兩人結婚7年，她以為對他了如指掌。
可“王勛”接下來說出的話，讓她感覺這7年白過了——他去了中南海，見了那個全中國最有名的人，還管他叫“堂哥”。
01
1950年的夏天，中南海的會客廳里頭，氣氛那叫一個熱烈。
毛主席正拉著一個干部的手，聊得起勁。這位干部，叫王勛，當時在華東軍區后勤部當差。
要說有啥不一樣，那可太不一樣了。主席見他，那股子興奮勁兒，就跟自家人見面一樣，熟絡得不行。
就在這時候，陳毅元帥有事兒進來。主席一瞧見陳老總，立馬高興地招呼，說要給他介紹個客人。
誰知道陳毅哈哈一笑，手一擺，那意思是，這人我熟啊。
陳毅說，他認識王勛，早在新四軍皖南那會兒，就見過了嘛。
可陳毅也就只是“認識”，他壓根兒不知道王勛這層關系。
主席看他這反應，樂了，這才把底牌給揭開。
主席指著王勛，跟陳毅說，你只曉得他叫王勛，你曉不曉得他叫毛澤全？這是我毛家的人，我堂弟。
這一下，輪到陳毅愣住了。
好家伙，這藏得也太深了點。
這個王勛，真名就叫毛澤全，1909年出生的。按族譜算，他爹毛貽謨，是主席的堂叔。
主席見著毛澤全，也是感慨萬千。
他拉著毛澤全的手，問他，這么多年，咋一點消息都沒有？
自打1938年延安那一別，主席就再也沒了這位堂弟的消息。
那些年，毛家為了革命，犧牲的人實在是太多了。主席一度以為，這個堂弟，是不是也已經不在人世了。
毛澤全這才把自己改名“王勛”的來龍去脈，原原本本地說了一遍。
主席聽完，也是感慨。
他拍了拍毛澤全的肩膀，還風趣地開了個玩笑。
主席說，“王勛”這個名字改得好啊，“王”字端端正正，不像那個“毛”字，還拖個尾巴。
一屋子人都笑了起來。
這次見面，是毛澤全自1938年之后，第一次見到堂哥。
他高高興興地聊完家常，又高高興興地被送出了中南海。
可他不知道，他這趟北京之行，回去之后，會給家里帶來多大的“震動”。
02
毛澤全回到了南京的家。
放下行李，他看著正在忙活的妻子徐寄萍，心里頭估計也在打鼓，這事兒該怎么開口。
徐寄萍，一個從上海來的姑娘，1942年到的華野，在供給部當會計。
她跟毛澤全，就是那時候認識的。
一個供給部長，一個會計，天天的，不是對賬就是盤物資，一來二去，就看對眼了。
1943年的春天，兩個人就結成了革命伴侶。
那會兒，毛澤全用的名字，自然還是“王勛”。
結婚的時候，王勛倒是坦白過，跟徐寄萍提了一句，說自己原名叫毛澤全。
可徐寄萍一個上海姑娘，哪里會把“毛澤全”這個平平無奇的名字，跟遠在延安的那位領袖聯系到一起？
她壓根兒就沒往那想。
在她眼里，丈夫王勛，就是個工作狂，就是個把后勤算得清清楚楚的“大管家”。
這7年，孩子都生了幾個了，她一直以為自己嫁的就是“王勛”。
直到1950年這個夏天。
毛澤全從北京回來，看妻子的眼神都帶著點“坦白從寬”的意思。
他把自己這趟去北京出差，去中南海見了堂哥毛澤東的事兒，一五一十地，全說了。
徐寄萍聽完，整個人都懵了。
結婚7年了。
7年啊！
她做夢都想不到，這個每天睡在自己枕邊的男人，這個她以為再熟悉不過的丈夫，竟然是毛主席的堂弟。
這個秘密，丈夫守得也太嚴實了。
要不是丈夫這次去北京見了“堂哥”，她這個“毛家人”的媳”婦，還被蒙在鼓里，不知道要到哪年哪月呢。
徐寄萍那心里，估計是五味雜陳。
這個男人，到底還瞞了她多少事？
03
要說這事兒，還真不賴毛澤全。
他不是故意要瞞著妻子，實在是，他這個“秘密”身份，打從一開始，就是個“麻煩”。
時間得倒回1925年。
那會兒，毛澤全才十幾歲，在韶山老家干啥呢？放牛。
他對這位堂兄，壓根兒就不熟。
直到1925年，毛主席回韶山養病，順帶著搞農民運動。毛澤全這才算正兒八經認識了這位“大人物”。
主席那會兒，也不閑著，天天往外跑，走親訪友，搞社會調查。
腳上那雙布鞋，沒多久就給穿得破破爛爛。
毛澤全的娘鄒氏，也就是主席的嬸嬸，看見了，那叫一個心疼。
那個年代的人，不大會說啥漂亮話。鄒氏二話不說，回家就找出布料，連夜趕工，給主席做了一雙新布鞋，硬是讓他給換上了。
這事兒，主席心里頭熱乎了很久。
也正是在韶山的這段日子，毛澤全這顆種子，開始發芽了。
他被堂哥說的那些道理給吸引住了，也想干革命。
主席走了之后，他就在韶山的農民協會里頭，當了個通訊員，革命生涯就算開始了。
這顆種子，到了1938年，終于長成了。
抗戰爆發，全國的青年都跟打了雞血一樣，往延安跑。
韶山的毛家人，也不例外。
毛澤全告別了老娘，跟著主席的侄子毛遠耀幾個人，組團奔向了延安。
這可是第一批到延安的毛家人啊。
主席知道他們來了，高興壞了，硬是從百忙之中擠出時間，安排見面。
見面了，挨個敘談。
聊完家常，主席的臉就嚴肅起來了。
他給這幾個毛家子弟立了個規矩，也可以說是下了個“死命令”。
主席說，你們來了，就好好學習，好好干革命。
但是，誰都不準打著我的名號，去搞什么特殊！
毛澤全這人老實，當場就把這句話，刻在了骨子里。
聊完了，主席又特地安排了一桌湖南菜，給他們接風。
就這么一次短暫的會面，毛澤全吃飽了，也就扎進革命隊伍里頭了。
這一扎，就是十幾年。
04
到了延安，組織上安排毛澤全去陜北公學，先學文化。
他底子好，革命覺悟高，當年11月就入了黨。
緊接著，又進了中央黨校深造。
從黨校一畢業，他就被分配到了新四軍，在皖南巖寺的新四軍兵站當指導員。
到了兵站，毛澤全心里頭就一根弦：干活。
主席的囑咐，他可沒忘。
做事那叫一個認真勤懇，組織認可，戰友們也都服他。
可問題來了。
人怕出名豬怕壯。毛澤全這人低調，從不拿主席堂弟的身份說事，可他干出了名堂，就有人盯上他了。
那時候是國共合作，國民黨那幫人，總想往新四軍里頭塞沙子，安插他們的人，但一直沒得逞。
這回讓他們抓著“把柄”了。
他們一看，嚯，毛澤東的堂弟，毛澤全，在巖寺兵站當指導員？
巖寺兵站那可是個大機關啊。
于是，各種臟水就開始潑了。
說毛主席這是在“拉山頭”，是“任人唯親”，把親戚安插在要害部門。
這臟水一潑，可就不是毛澤全一個人的事了，這是沖著主席去的。
毛澤全這輩子，就知道埋頭干活，哪里經歷過這種政治上的彎彎繞。
他自己還沒反應過來，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華，就先找上他了。
袁國華這個人，辦事很講究。
他先把毛澤全扎扎實實夸了一頓，肯定了他的工作成績，說他工作突出，在新四軍影響越來越大。
話鋒一轉，就提到了國民黨的污蔑。
袁國華跟他說，現在國民黨那邊拿你的身份做文章，說主席安排你在這里是“別有用心”。
毛澤全一聽，急了。這不是給堂哥臉上抹黑嘛。
袁國華拍了拍他，說：為了讓你的身份不被有心之人利用，組織上建議，你改個名字。
毛澤全一聽，二話不說，當場就同意了。
改名？行！只要不給堂哥添麻煩，別說改名，干啥都行。
在袁國華的建議下，“毛澤全”這個名字被收了起來，取而代之的，是“王勛”。
王者的王，功勛的勛。
從這一天起，世上再無毛澤全，只有一個叫王勛的革命干部。
他從此更加小心地掩飾自己的身份，一頭扎進了后勤工作里。
05
改了名字的“王勛”，很快被調到了繁昌兵站。
到了新地方，更沒人知道他跟主席的關系了。
他就以“王勛”的身份，踏踏實實地繼續干。
要說啊，這毛澤全，不，這“王勛”，天生就是干后勤的料。
他那腦子，簡直就是為“搞錢搞糧”而生的。
他特別善于運作和協調。在新四軍，他先后被任命為旅、縱隊的供給部部長。
陳毅接任新四軍軍長后，在皖南和鹽城的軍部，都見過這個王勛。
陳老總的印象里，這就是個特能干、特靠譜的“后勤大管家”，壓根不知道他是領袖的親戚。
抗戰勝利，新四軍編入華東野戰軍。
王勛已經是師一級的供給部長了。
那會兒部隊最缺的是啥？是錢，是物資。
王勛為了保證部隊供給，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他在江蘇東臺縣，跟人合伙開了一家卷煙廠。
你沒聽錯，就是卷煙廠。
這卷煙廠，半年就盈利了幾萬塊。
這在當時，那可是一筆巨款。
后來他又跟人合辦了一家糧行。
賺到的錢，一分不留，全部用于部隊的軍需供應。
這簡直就是那個年代的“軍工企業”，只不過是“自負盈虧”版的。
解放戰爭時，王勛擔任第三野戰軍23軍的供給部長。
他又發動后方群眾，一口氣創辦了被服廠、鞋襪廠和毛巾廠。
這一下，不光軍需供應解決了，連當地群眾的生活條件都給改善了。
他就是這么一個“悶聲發大財”，哦不，“悶聲干大事”的人。
他用“王勛”這個名字，干出了“毛澤全”都未必能干出的成績。
直到1950年，他恢復原名，被提拔任命為華東軍區后勤部的生產部長。
這才有了開頭那一幕。
06
1952年，毛澤全被調到總后勤部工作，一家人也從南京搬到了北京。
這一下，離中南海近了。
徐寄萍也終于有機會，見到了傳說中的“堂哥”。
那天正好是中秋節。
毛主席在中南海設宴，見了他們一家。
徐寄萍原先緊張得不行，這可是見主席啊。
可見了面才發現，主席那叫一個熱情隨和，一點架子都沒有。
徐寄萍也慢慢放松下來，帶著三個女兒，跟主席拉起了家常。
告別的時候，主席不但給他們每人都送了禮物，還特地招呼秘書葉子龍，給孩子們帶上一些糖果。
這是他們一家第一次見主席。
第二次見面，是1954年。
毛澤全的母親鄒氏，也就是主席的嬸嬸，來到了北京。
老太太提出，想見一見主席。
毛澤全向中央辦公廳報告后，第二天，葉子龍就坐著車，來接他們一家了。
他們走到客廳門口時，主席已經迎了出來，親自扶著鄒氏這位嬸嬸上臺階。
聊天的時候，主席的記性好得很。
他還記得1925年在韶山，鄒氏連夜給自己趕做新鞋那件事。
他還特地囑咐徐寄萍，要好好照顧鄒氏。
這雙鞋的情，主席記了快30年。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見面，是在1956年4月。
毛澤全的哥哥毛純珠來北京。
主席辦公室通知毛澤全一家，讓他們也一塊來中南海。
這次見面，主席除了和親人說說家事，還特地向毛純珠了解農村合作化的情況。
最后，他又叮囑毛澤全，工作不忙的時候，回湖南去實地看看，了解一下農村的真實情況，回來向他匯報。
毛純珠回去之前，主席特地請來了攝影師，給他們拍了一張合影。
這張合影，既是毛澤全一家和主席唯一的合影，也成了毛澤全最后一次見到主席。
07
1957年，毛澤全接到調令。
他被調到總后勤部駐內蒙古集寧的辦事處。
從大北京調到內蒙古，這在旁人看來，怎么都算是“下放”了。
毛澤全手里，明明握著一張“王牌”。他只要去找堂哥說句話，這事兒，沒準就能有轉機。
可他沒有。
他連招呼都沒打一個，就帶著家人，去了集寧。
到了集寧安頓下來之后，他才給主席寫了封信，匯報自己的工作調動。
在信的末尾，他提了個小小的要求，希望主席能寄一張全家福給他，留個紀念。
回信很快就來了，是主席的機要秘書高智寄來的。
高智在信里說，主席沒有全家福，所以只給他寄來了一張主席站在垂柳下的單人照。
信中，高智還轉達了主席的囑咐：希望毛澤全在新單位好好工作。
就這么簡單。
雖然都在北京待過，后來毛澤全一家也多次進京，但他們一家人，也就只見過主席三次。
平時，他們更是不敢去麻煩主席。
在工作中，生活中，毛澤全從不拿自己的身份說事。
他還反過來教導自己的子女：要依靠組織、依靠自己進步。
08
毛澤全的影響，是刻在骨子里的。
他的子女，也都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群眾中的普通一員，從不因為自己的身份搞特殊。
他那個大女兒毛遠慧，畢業之后，在遼寧一家工廠搞半導體研究。
當時，毛主席的侄子毛遠新，正好在沈陽軍區任職，那可是個大人物。
有人就動了心思，找到毛遠慧，想讓她去找毛遠新“走個后門”，辦點事。
毛遠慧聽完，當場就把那人給頂了回去。
她告訴來人：我們家，從不干攀龍附鳳的事情！
這句話，擲地有聲。
這家風，硬氣。
09
更絕的，是他那個16歲的小兒子毛遠建。
1974年，毛遠建報名參軍。
為了不讓家里人擔心，他只告訴家里，自己去蘭州當兵。
結果這批新兵集結之后，徐寄萍突然接到了一個電話。
電話是徐寄萍的一位老戰友打來的，他正好負責這批新兵的事宜。
老戰友在電話里告訴徐寄萍，毛遠建這批兵，去的不是蘭州，是新疆！
是距離中蘇邊境很近的地方，條件非常艱苦。
當時軍工站還有另一批去西安的新兵，老戰友就提議：要不，把遠建換到西安那批去？實在不行，直接截下來也行。
這可是個天大的“人情”，是給“毛家人”的特殊照顧。
電話那頭，徐寄萍沉默了很久。
一邊，是16歲的幼子，要去那冰天雪地的邊境線。
一邊，是丈夫一輩子的信念，是堂哥的囑咐。
最后，她告訴老戰友：遠建和其他的孩子，沒有什么不同。別人能去，他也就能去。
就這么著，毛遠建去了新疆。
他在部隊，身上也一點嬌生養的氣息都沒有。
闌尾炎手術，只休息了一個星期，就急著出院追趕部隊。
10
毛遠建后來去山西軍分區工作，也從不提自己一家和主席的關系。
有一次下鄉，縣領導不知道從哪打聽到了他的身份，特地找到他，非要跟他喝一杯。
那位領導拉著毛遠建的手，感慨萬千。
他告訴毛遠建，你看起來，就和我們基層的干部一樣，平凡普通。
從這一點上，他才真切地感受到了毛主席的了不起！
這話說得，真叫一個實在。
毛澤全這輩子，就把對堂哥的感情，深深埋在了心底。
1976年，在毛主席的追悼會上，毛澤全因為傷心過度，當場暈厥，被送到了北京301醫院。
直到這個時候，主席的女兒李敏才知道，這位平時來往不多的叔叔，對父親的感情，竟然有這么深。
1989年3月7日，毛澤全因病在太原逝世。
遠在北京的李敏，也送來一個花圈，遙寄這位叔叔。
毛家有很多人，都在各自的崗位上發光發熱，但他們，無一不是從最底層，靠著自己一步一步走出來的。
毛澤全從一個讀書不多的放牛娃，到總后的領導崗位，靠的是他在后勤戰線上實打實的貢獻。
他自己時刻牢記著“依靠組織、依靠自己”的信念，也把這種自立自強的精神，傳給了下一代。
這，也正是毛主席對于自己親屬的真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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