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毛主席在京西賓館接見在西藏工作的任榮少將：家里人還好吧

1968年初夏，北京西郊的京西賓館靜得出奇。禮堂大門一開，毛主席邁步進來。列隊等候的西藏軍區師以上干部里，有一位身形瘦削、右腳微跛的少將。主席握住他的手，眉眼含笑：“你叫什么名字？” “任榮。” “在西藏工作？” “是。” “西藏艱苦。” “為人民服務。” 毛主席點頭，又問一句：“家里人還好吧？”任榮微微躬身，只回了六個字：“都挺好，請放心。”話音剛落，他那只背在身后的手不自覺收緊。夫人黃琳正臥病北京，總想說，卻怕主席擔憂。

從禮堂出來，涼風撲面，他抬頭望了一眼灰藍色的天空。自1933年參軍算起，他與黃琳成婚已三十一年，其中真正團聚不過十二三年。此刻想起，胸口像被什么堵住，呼吸都慢了半拍。

任榮1917年生在四川蒼溪的貧寒雇農家。讀過三年私塾后因繳不起束脩輟學，家里連像樣的草鞋都難湊。隔壁通江縣的黃琳則更苦——八歲被兩次賣作童養媳，常年挨打。命運的拐彎出現在1933年春。紅四方面軍“擴紅”，16歲的任榮扛著木棍就跟了隊伍；黃琳則趁割草時逃跑，進了紅軍總醫院當衛生員。

長征路上，兩人先后三次爬雪山、兩度過草地。任榮腳掌被尖木刺穿，膿水淌得鞋幫都變形；黃琳肩上背著一口銅行軍鍋，濕透的棉衣一夜能結層冰殼。1936年底，部隊在甘肅慶陽駐扎，老戰友羅烈寶撮合，他們才第一次面對面坐下說話。沒有花前月下，只有干糧、雪水和一句質樸的問答——“我家窮官小。” “我找的是人，不是官。” 這一年臘月，結婚報告批復，二毛錢瓜子與糖果就是全部嫁妝。

婚后沒滿兩個月，任榮被調往黃河沿岸守備。送別前夜，黃琳做了一雙千層底布鞋，針腳細密，她遞過去，只一句：“穿上它，踏穩路。”此后大半生，這句話像釘子一樣釘在任榮記憶里。

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任榮幾乎場場不缺。1948年遼沈一役，他在大虎山腹部中彈，黃琳頂著風雪帶著女兒找來。帳篷里，他強撐起身，逗女兒笑，黃琳卻見他傷口浸出的血把藥棉染成深褐色，只能轉頭抹淚。

1951年冬，志愿軍總部挑選熟悉組織工作的干部，任榮主動請纓。火車離丹東前那晚，兩人短暫碰面。黃琳把孩子哄睡，關燈時輕聲說：“去吧，我在后方等你。”這一句輕描淡寫，替他掃平了所有顧慮。朝鮮雪線邊，任榮才得知同車的年輕翻譯是毛岸英。半個月后，岸英犧牲的噩耗傳來，他立在門外，半天說不出一句話。

停戰談判期間，任榮被任命為中方委員，日日與美方代表據理力爭。談判桌上的筆鋒，比前線子彈更耗神。回國授銜時，他接過少將軍銜，第一句話卻是：“軍功章有她一半。”

1964年，中央決定加強西藏干部力量。許多人顧慮高寒、缺氧，他卻再次報名。黃琳只問一句：“腳傷行嗎？”他笑著擺手：“還能走。”她點頭：“那就去。”周恩來總理簽任命電文的那天，任榮在日記里寫：“此去雪域，未必能常回，一切家事，全靠阿琳。”

事實遠比想象更艱難。1965年，黃琳陪中央代表團進藏，回京不久血壓飆到二百，緊接著心臟問題暴露。任榮身在拉薩，只能靠電報問訊。碰上北京開軍委會議，他常拎著半封西藏青稞酒、幾條氆氌，匆匆趕去醫院坐一會兒，再連夜返回。

京西賓館那場接見結束后，任榮僅用一個下午批完文件，夜火車奔向總醫院。病房燈光昏黃，黃琳靠在枕頭上，見他推門，微微側頭：“開完會啦？”他說：“都辦妥了。”兩人對視幾秒，誰也沒再說話，沉默里卻有一種默契的溫度。

1975年，黃琳查出乳腺癌。西藏邊防形勢緊張，任榮無法即刻回京，只有讓總醫院保健科科長代簽手術單。手術成功，癌細胞卻已轉移。第二年春，他趕回病房，握著她的手連聲說抱歉，黃琳艱難地笑：“你守好邊疆，比守我更要緊。”

1980年初，西藏工作交接完畢，任榮正式調回北京。自覺虧欠太多，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到家庭：陪黃琳吃藥、針灸、散步，陪孩子們補過遲到的家宴。七年間，他幾乎沒離開過京城半步。

1987年10月23日清晨，黃琳病危。任榮守在床側，握著她的手臂，感到脈搏一點點變弱。她嘴唇輕動，聲音極低：“別太累。”話音剛落，呼吸停住。那天夜里，已七十歲的任榮獨坐窗前，整整一夜沒合眼。

往后余生，他鮮少提及榮譽，談得最多的是妻子。“她不識幾個字，卻懂得什么叫擔當；我在外面稱將，她在后方稱娘，沒有她，就沒有今天的我。”這句話，任榮寫進了回憶錄，也寫進了自己的墓志。

1968年那句“家里人還好吧”，像一束光，短暫又深刻。它提醒人們：無論肩上的軍銜多閃亮，身后的家才是最柔軟的歸處；也提醒那些遠在高原、邊地的軍人——有人在關心你們，更關心你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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