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政治局會議的四個重要趨勢信號

每逢年關，布局新一年度經濟工作的四場重要會議便會依次迎來——

第一場是黨外人士座談會，旨在聽取外腦意見、吹風政策考慮；

第二場是慣例于12月上旬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旨在頂層設計、把脈定向、確立路線方針總基調；

第三場是慣例于12月中上旬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旨在明示政策要點、宣導政策意圖、部署重點任務；

第四場是慣例于來年3月初召開的全國“兩會”，旨在將定性目標定量化、任務職責清單化、工作進度時間表化、正式下達KPI指標。

這四場重要會議在內容和覆蓋面上層層遞進、層層細化，思路主線一以貫之，有時中間還會穿插一些討論某個具體領域經濟工作的會議（例如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等等）。

而慣例于12月上旬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盡管會議新聞通稿一般不會很長，但卻是高層對來年經濟工作路線圖進行的首輪系統性把脈定調，也是我們提前洞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動向的最好窗口。

那么，剛剛于12月8日舉行的這場政治局會議，對來年經濟工作究竟做了哪些重要布局呢？

信號一：“更好統籌國內經濟工作和國際經貿斗爭”

“統籌國內經濟工作和國際經貿斗爭”是在今年4月份的政治局會議上首次被提出來的，當時的背景是美國突然對我加征關稅、中美貿易戰形勢陡然緊張。但本次將“統籌國內經濟工作和國際經貿斗爭”的說法置于年度經濟工作規劃之中，尚屬于歷史上的首次。

過去兩年的12月政治局會議上都只說了“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而這次卻在“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前面新增了一句“更好統籌國內經濟工作和國際經貿斗爭”，這也就意味著應對國際經貿斗爭將變成一項長期性、常態化的工作。

同時，從過去常講的“防范化解重點領域風險和外部沖擊”進化到“統籌國內經濟工作和國際經貿斗爭”，也意味著我們對于國際經貿沖突的應對方式從過去的防守型姿態轉變為了現在的進攻型姿態。

相比于過去“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的說法，“國際環境日趨復雜”、“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才是對當下和未來一段時期國際格局的基本判斷。再沒有什么中間模糊地帶，該亮劍的就會亮劍、該攤牌的就會攤牌。

因此，“斗爭”也就成為了面對風險的首要應對之策。所謂“我們面臨的風險挑戰明顯增多，總想過太平日子、不想斗爭是不切實際的”、“不信邪、不怕鬼、不當軟骨頭”、“發揚斗爭精神，樹立底線思維”、“丟掉幻想、勇于斗爭，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寸土不讓”指的就是這個意思。

至于“更好統籌”，意思其實就是我們會根據國際經貿形勢的最新變化來隨機應變、相機抉擇，靈活調整手段與力度：當國際經貿形勢突然激烈時，我們就會下更大力氣穩住國內經濟（與“逆周期”合拍）；當國際經貿形勢趨于緩和時，我們就可以著手推動一些中長期性的工作（與“跨周期”合拍）。

所謂“善斗爭、會斗爭”、“注重策略方法，講求斗爭藝術”、“要有草搖葉響知鹿過、松風一起知虎來、一葉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見微知著能力”，指的就是這個意思。

（延伸閱讀：《四中全會《公報》里蘊含的“四大邏輯主線之變”》）

信號二：“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力度”

所謂“逆周期”，就好比是給一個突然生病的人打針吃藥，特點是用短期的量大劑猛把洶涌而來的病魔給擊退，像是減稅降費、放水搞刺激這些“休養生息型措施”、“對沖型措施”就屬于逆周期調節。

所謂“跨周期”，就好比是讓一個體弱多病的人強身健體，特點是用長周期的潤物細無聲來從根本上重塑體能、調節機理，像是供給側改革、新質生產力這些“動能轉換型措施”、“健康矯正型措施”就屬于跨周期調節。

很多人在今年都會有一種感覺，那就是上半年國家出臺各種刺激性經濟政策的力度很猛、頻率很高，但到了下半年后似乎就啞火了。

這其實很正常，因為上半年GDP增長率達到了5.2%，科技攻關捷報頻傳，A股牛市趨勢已現，甚至連出口貿易都能在美國圍剿下逆勢增長，這些都是超出了預期的。高層著眼的是宏觀、是整體、是大局，而不是某一個細分行業、細分市場的盈虧漲跌。

加之上半年消耗了相當多的政策彈藥儲備，而當前財政資源并不算寬裕，所以7月份政治局會議就將下半年宏觀政策基調從“大轉向”調整為了“穩住方向盤”，從“踩油門”調整為了“勻速滑行””。目前來看，這種基調調整的趨勢還將維持到明年。

（延伸閱讀：《一文看懂：7.30政治局會議如何定調下階段宏觀政策走向》）

這從10月份釜山會談上“中國經濟發展勢頭不錯，今年前三季度增長率達5.2%，對全球的貨物貿易進出口增長4%，這是克服內外困難實現的，來之不易”，“中國經濟是一片大海，規模、韌性、潛力都比較大，我們有信心也有能力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的表述中便可見一斑。

這種從“踩油門”到“迅速滑行”的經濟思路轉變，在本次會議通稿的多處表述中都能看到身影：

比如，去年12月政治局會議沒有提及“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而這次會議卻重新提及了“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言下之意就是對“提質”的要求重新回歸，“提質”與“增量”二者均不可偏廢。

再比如，前年12月政治局會議講的是“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后破”，去年12月政治局會議講的是“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守正創新、先立后破，系統集成、協同配合”，重“量”、求“進”的意味都很明顯；而本次會議講的則是“穩中求進、提質增效”，重“質”、求“穩”的色彩顯著增加。

又比如，去年12月政治局會議講的是“充實完善政策工具箱，加強超常規逆周期調節，打好政策“組合拳”，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有效性”，而這次會議則改為了“增強政策前瞻性、針對性、協同性”、“做優增量、盤活存量”、“發揮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應”，這背后的意思就是——

暫時不需要再給政策工具箱做加法了，存量為主、增量為輔，先把存量的政策工具用好用足，至于新增的政策工具則不需要急著掏出來，未來要不要采取、采取哪些增量政策工具可以根據形勢變化靈活決定；即便要使用增量政策工具也得講究效率和精準度，盡可能少花錢多辦事。

（延伸閱讀：《這場“力度超常規”政治局會議傳遞出的【4大信號】，你都看懂了嗎？》）

前不久，有某經濟大省匯報工作時主動提到三季度增速降至4.1%，卻獲得了上級的認可——“和自己比，有進步”，這就是不再“唯GDP論”的鮮明例證，也跟本次會議上提到的“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的要求相呼應。

可想而知，隨著總量刺激回歸結構盤整、規模目標回歸質量導向、超常規調節回歸高質量發展，未來一段時期我們大概率不再會迎來“驚喜”的刺激性經濟政策，歲月靜好將是大概率事件。

但同時我們也要理性面對這種政策階段的變化，畢竟人們常常會高估政策在短期的效應、而低估政策在長期的效應。

信號三：“繼續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雖然去年12月政治局會議確定的“加強超常規逆周期調節”的表述不見了，但是這次會議還是使用了“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力度”的表述。盡管“加大”二字的力度不及去年的“超常規”，也不及今年7月政治局會議上確立的“持續發力、適時加力”，但比起前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所說的“適度加力”還是要激進一些的。

這也就意味著，明年的經濟政策取向不會發生過快的減速換擋，雖然總量刺激幅度會較過去一年有所收窄，但是“積極”、“寬松”的基本格局還是沒有改變的，甚至力度上還會強于2023年，否則政策的退坡效應就會太明顯。

另外從往年的經驗來看，貨幣政策的“適度寬松”格局一旦確立，那么至少維持兩年的時間窗口基本是可以期待的。畢竟，貨幣政策的實施效率和傳導周期都要比財政政策更長更持久，突然收緊貨幣政策的副作用也會比財政政策更大。

（延伸閱讀：《沒提“超常規”？沒提“X萬億”？大白話逐字逐句解讀【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同時，由于財政政策是拿既有資金定向輸血，不僅依賴于存量資源、因而操作空間有限，而且短期劑量過猛的話也極易誘發副作用。可貨幣政策就不同了，它靠的是貨幣當局對政策閥門的開關閉合，不僅不依賴于存量資源、所以更有想象空間，而且其效用也可以廣泛觸達到全社會每一處角落，所以貨幣政策往往比財政政策更令人期待。

因此，如果說2025年的宏觀政策是由財政做先頭部隊的話，那么2026年的宏觀政策大概率就會由貨幣充當主力軍。

展望2026年，4%的財政赤字率大概率還會維持，甚至不排除小幅增加的可能；至于降準降息的預期則更為濃烈，甚至不排除眼下已經是箭在弦上、枕戈待旦了。

當然了，像多年前那種以“四萬億大放水”為代表的寬松貨幣政策局面應該不會重現了，未來只會有精準滴灌、不會有大水漫灌。也就是說，能夠享受到貨幣政策寬松利好的第一批獲益者，一定是實體經濟、是科技、是制造業、是新質生產力，以及那些跟國計民生直接相關的產業或部門。

此次政治局會議既沒有提股市、也沒有提樓市，這就說明，牛市行情已然初定的資本市場暫時不需要新的大手筆刺激政策，市場情緒依舊糾結不安的房地產市場更不會被列入當下的決策議事日程。

不走靠房地產救經濟的“老路”，不走用地方債務大放水來刺激經濟的“邪路”，已經成為了決策層的共識。

（延伸閱讀：《棚改2.0落空？房地產何去何從？基于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的冷思考》）

信號四：八個“堅持”

每年12月的政治局會議在完成對宏觀調控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論述之后，都會分板塊、分領域進行拆解細化。

比如本次會議是拆解為了8個板塊領域——內需消費、科技創新、經濟體制改革、對外開放、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綠色“雙碳”、民生保障、重點領域風險化解，而這8個板塊領域大概率就會構成接下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篇目綱要。

值得注意的是，往年12月政治局會議通稿在論述各板塊領域的工作時一般使用的都是“要……要……”的句式，而本次會議卻改為了“堅持……堅持……”的句式，同時在語句表述上也更加精煉，言簡意賅、朗朗上口，已然帶有了一種體系化、理論化的雛形。

從這種語句表達上的細微調整中，我們可以依稀感受到兩層重要內涵——

第一，鑒于過去一年的成績是值得肯定的，所以在過去一年的實踐中所形成的方法論才需要被“堅持”、而不是要做調整，這正是與會議通稿開篇即給出的“我們有效應對各種沖擊挑戰”、“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將順利實現”等積極、樂觀的評價語相呼應。

第二，2026年會保持住這種戰略定力，相關經濟政策路線圖都是明晰的、穩定的、可期的，不需要“摸著石頭過河”，不需要處處耳提面命，而是帶有一種從從容容、游刃有余的觀感。這與12月9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發的“金社平”評論文章標題——《話規律》形成了完整閉環。

（延伸閱讀：《【鐘才文】重磅評論八連載：這一次，“權威人士”表達了怎樣的深層意圖？》）

具體來看，在本次會議確立的“八個堅持”中，值得留意的主要有這么幾條：

一是“內需主導”。

盡管近年來“內需”已經固定會被擺在經濟工作各項細分板塊之首，但縱觀歷史我們還是能體味到一些不易察覺的細微變化——

2020年12月政治局會議說的是“要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注重需求側改革”，“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可見在當時，需求側仍然是從屬于供給側的，“內需”更是沒有被特地點出；

2021年12月政治局會議說的是“實施好擴大內需戰略，促進消費持續恢復”，這才開始正式用需求側戰略替代了此前的供給側戰略，并明確了戰略重心是“內需”、而不是“外需”，但彼時的擴大內需尚有一種旨在應對疫情沖擊、促進消費復蘇的短期目標之感；

2022年12月政治局會議說的是“要著力擴大國內需求，充分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和投資的關鍵作用”，這是第一次對內需消費冠以了經濟“基礎作用”的定位；

2023年12月政治局會議說的是“要著力擴大國內需求，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堅持了此前的說法；

2024年12月政治局會議說的是“要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通過使用“大力提振”、“全方位擴大”這些帶有主觀色彩的定語，將內需消費的重要性進一步拔高；

而本次（2025年12月）會議則首次提出了“堅持內需主導”，可見，擴大內需消費已經不再是一項單純的“戰略”了，而是升格為“主導”戰略了，且需要被長期堅持；

——可見，高層對內需消費問題的重視度和期待值是呈逐年上升之勢的。

（延伸閱讀：《淺談《公報》里暗藏的5個重要經濟趨勢信號》）

二是“城鄉融合和區域聯動”。

這跟會議通稿中的另一句話——“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一脈相承。

也就是說，從今年二季度起開始確立的整治反內卷競爭，破除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力戒貪大求洋、低層次重復建設和過度同質競爭，防止各地搞自我小循環，打消區域壁壘，整治政府采購招標亂象，著力整治地方招商引資亂象，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改革等政策，在明年仍將繼續堅持。

“令行禁止”、“全國一盤棋”的大方向，不會發生改變。

（延伸閱讀：《看懂7月1日的中財委會議：新一輪大變局已在暗流涌動》《意味深長的【要素市場化改革】：絕大多數人都沒看懂它背后的信號》）

三是“積極穩妥化解重點領域風險”。

化解重點領域風險的要求年年都會講，但今年的看點是把這個課題從往年或是靠前、或是居中的位置后移到了最后一條；同時不再使用“有效防范化解”、“牢牢守住底線”這類警示意味突出的措辭，而是改以了“積極穩妥化解”這一更加淡定的、建設性的用語。

這就說明，對房地產市場、地方政府債務、中小金融機構、資本市場等重點領域風險進行預防、排雷的壓力已經大大緩解。應對國際經貿斗爭才是新的“防風險”主要命題，至于國內財政經濟金融領域的“風險”已不再是首要沖擊。

同時這也意味著，盡管至今仍有一些人認為房地產市場尚未走出泥潭，因此寄希望于國家出手救市托市、甚至可能為此采取一些超常規措施，但這種想法顯然是刻舟求劍、自作多情了。

眼下房地產既不屬于“支柱”、也不再是“風險”，所以我們完全不應對房地產刺激政策抱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未來，房地產政策路線簡單來說就是一句話，那就是構建市場供應與政府保障雙輪驅動、住房銷售與住房租賃雙輪驅動的“房地產發展新模式”。

（延伸閱讀：《談談《住房租賃條例》：房東、租客、長租公寓企業的變局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