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王一方：生命中最真實、最殘酷的事實，要用愛和智慧來面對

學人簡介：王一方，知名醫(yī)學人文學者，北京大學醫(yī)學人文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科學技術與醫(yī)學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醫(yī)學哲學與醫(yī)學思想史，聚焦生死哲學、技術哲學批評、醫(yī)學現代性反思，旁及安寧療護、敘事醫(yī)學等臨床醫(yī)學人文研究。主要著作包括《醫(yī)學人文十五講》《醫(yī)學是什么》《臨床醫(yī)學人文綱要》《叩問命門：中醫(yī)思想史散論》等。

本文為學人Scholar公眾號志愿者關書朋、李杰、陳詩浣、徐軍對王一方教授的專訪。

我們終將親歷老弱病死，卻從未真正學會如何面對。面對疼痛，我們依舊恐懼；面對死亡，我們常常失語。現代醫(yī)學能止住肉身之痛，卻無法回應生命的困惑——為什么我會病？為什么厄運落在好人身上？死亡究竟意味著什么？

在新書《醫(yī)生不曾告訴你的生命哲學課》中，王一方教授同時站在臨床現場、哲學存在與生命體驗三重視角，試圖為我們補上這一堂“必須要上、卻從未真正開始”的生命課：在有限的一生里，如何以溫柔與智慧面對衰老、病痛與死亡，如何在困境之中重新建構生命的主體性與尊嚴。

01

醫(yī)學療愈的邊界在哪里？

學人：在生命哲學的問題之外，現實醫(yī)學中最令人直面的，是疼痛本身。我身邊有一位已經去世的歷史老師，他去世前由于癌癥晚期，幾乎每一秒都在承受疼痛。他信上帝，也很樂觀，意志非常強，但疼痛并未因此減輕。您曾說人要“咀嚼疼痛”，那病人該如何應對？

王一方：我用的“咀嚼”是一個體驗的概念。只有體驗過疼痛的人，才會把“咀”和“嚼”掰碎了、揉碎了去體驗。今天很多醫(yī)生自己沒有經歷過劇痛，他們只是“認識”疼痛，而非“咀嚼”疼痛。“認識疼痛”是一個知識問題，比如知道疼痛是五羥色胺與膽堿酯酶在神經末梢起作用，止痛藥阻斷了哪個環(huán)節(jié)。這是“看書郎中”的認知。而“咀嚼疼痛”是自己疼過，或能將過去的疼痛經驗平移過來，產生共情、分擔。比如我曾牙疼過，看到病人牙疼，我就能理解這種疼痛是人的意志難以扛住的。這背后是認識論與生存論的斷裂。就像AI，它可以完美地認識疼痛，但它沒有體驗過疼痛。

學人：所以醫(yī)學對疼痛是無能為力的嗎？

王一方：不。恰恰相反，在認識疼痛、駕馭疼痛的知識和技術層面，醫(yī)學水準已經很高了。止痛藥很豐富，有口服、注射、外貼等各種劑型，比如芬太尼。現在國家衛(wèi)健委對疼痛管理的政策也愈加寬松，只要是疾病治療需要，就能合理使用止痛藥物。比如使用過的藥物安瓿瓶，妥善保存后交給藥房，確認有用藥需求，就能順利領取下一針。但這類止痛藥屬于麻醉藥，受到嚴格管制，只有正規(guī)腫瘤科或麻醉科的醫(yī)生才能開具使用。因為這種藥物使用后會產生欣快感，可能導致成癮，如果隨意使用會造成社會混亂，甚至出現醫(yī)生自開自用，以滿足成癮需求的情況。

《醫(yī)生不曾告訴你的生命哲學課》實拍圖

不過，一些縣醫(yī)院沒有正規(guī)腫瘤科，普通病房的醫(yī)生沒有使用這類麻醉藥品的處方權，而到上級醫(yī)院的腫瘤科，這個問題就能得到解決。即便如此，疼痛也可能存在間歇性。手術中可以通過麻醉完全阻斷疼痛，但術后麻藥失效后，手術部位仍會出現劇烈疼痛。而且疼痛不僅指軀體疼痛，還包括心痛、靈魂的痛，比如失戀的痛苦等，這些都不能僅靠藥物來應對。每分每秒都飽受疼痛折磨。剛才說的“折磨”這個詞就很有深意，折磨、煎熬都是中國文化中對苦難的具象化描述，能勾起人們的同感與共情。

學人：在就醫(yī)過程中，很多人認為仿制藥效果不如原研藥。您作為醫(yī)學界的老人，怎么看待這種輿論？

王一方：我對這件事沒太多研究。但藥的效果一半在藥效，一半在精神，就是我們常說的安慰劑效應，安慰劑是“假藥真效”，不是“假藥假效”，也不是“真藥真效”。在中國文化里，藥是“藥引”，能把人的精氣神、注意力引到自我解決的通道里，引到自愈力的提振之中，因為戰(zhàn)勝疾病不僅靠外在力量，還有內在的治愈力、免疫力、抵抗力等，比如人疼痛時能調動內源性嗎啡緩解，抑郁時分泌多巴胺減少退縮感。

仿制藥在工藝上很完整，能做到仿真，和原研藥在藥理、藥效、藥代動力學、藥效動力學上差別極小，最大的問題是使用者的心理忌諱，覺得“吃的是仿制藥，不是真藥”，先預設了藥效不好，體內的配合力就會變差，進而影響藥效。

為什么會有“仿制藥不如原研藥”的說法？原研藥研發(fā)成本高，第一顆新藥可能要30億，其中包含試錯成本：比如原本10億夠研發(fā)，但前面兩次失敗花了20億，最后成功的那次花10億，總成本就成了30億。原研藥企業(yè)要收回成本，會制造“原研藥效果更好”的神話。仿制藥是“抄近路”、“撈浮油”——不投研發(fā)機理的錢，只投生產線的錢，省了試錯成本，所以利潤高。但仿制藥也有意義，它打破知識產權壁壘。我們既要保護知識產權，也不能讓老百姓為知識產權付過高的代價，原研藥在專利保護期（15年）內價格高，仿制藥沒有研發(fā)成本，能低價售賣。像《我不是藥神》里的患者，就是從仿制藥中獲得巨大福利。不過這里有個平衡：若人人都不為研發(fā)付費，都去抄近路，未來就沒有原研藥可仿，所以要把握保護原研藥和保障患者利益的度。

還有罕見病的“孤兒藥”問題，全世界可能只有幾百人需要某款孤兒藥，研發(fā)成本30億，若只給這幾百人用，藥價會極高。解決辦法是開拓孤兒藥的新使用空間，讓它不僅服務于罕見病患者，還能用于其他病癥，擴大使用譜系，平衡成本與效益。

02

死亡為何成為禁忌話題？

學人：衰老、病痛、失能、殘障與死亡等話題，是絕大多數人“諱言”的內容。請問，是什么樣的契機使您決定正視這些問題？

王一方：其實這些問題每個人都會經歷，你想躲也躲不掉。我們都希望身體健康、長命百歲，但現實是我們每天都會變老，可能隨時被疾病擊中，身邊的人也可能突然離開我們。所以，這些話題其實就是捅破了那層窗戶紙。就算我們不主動捅破這層窗戶紙，但窗戶紙就在那里。我們內心很忌諱談論這些東西，但不談不等于它不存在。我在書里也講了一個觀點：我們都希望親人不死，好人不病，但是最后親人都會死，好人也會病。

如果說這些問題誰都不談的話，一旦遇到了，只會被打個措手不及。把這些事情說穿了，其實大家也是可以接納的。我覺得這些事情都屬于要有思想準備的生命哲學——它就是回答生命中的一些殘酷的事情。

從某種意義上講，生命當中最真實、最殘酷的事實恐怕就是要用愛和智慧來面對、化解衰老、病痛、失能、殘障與死亡等問題。我希望能夠把這些事情放到桌面上，跟大家正式地談，反倒比那種遇到生老病死或者殘障疾病的時候茫然無措要好一點。這就是我的一個初衷，我想讓大家知道：很多東西——比如說死亡，我們今天很多人覺得好像不去談它，它就不存在了。這是不對的。你不去談它，它依然存在。另外，我們不談就沒辦法建構一個比較系統的知識和準備。我這里說的“系統知識和準備”不是所謂的生了什么病、用什么藥，而是要理智對待這種“懸崖效應”——我們每個人都可能站在懸崖上，懸崖上的思考，是每個人都必須要有的。你也可以把這種思考稱為“危機意識”。我們今天每個人都要有自己的危機意識。

學人：很多真實存在的事情，我們卻不愿意主動提起。比如忌諱說“吃藥”，更避諱談“死”。您怎么看這種“失語”現象？

王一方：“失語”這個詞用得很好。“失語”不等于你沒有語言能力，而是很多事情你不能去說。但當事情到了危在旦夕的時候，你不說也不行。比如車禍，你就算平時忌諱，但真遇到這事情的時候，到了醫(yī)院還是要和醫(yī)生談救治方案的。很多人不愿意談假設性事件，說到底就是他們覺得這個事情既然是假設的，那就可以完全躲開，但“假如”在有時候就是真實的一個預言。

事實上，我們今天的很多年輕人是很愿意談這些事情的。我發(fā)現現在網絡上有很多這種沙龍，比如像“死亡咖啡館”。年輕人可能更有勇氣接觸這些話題，他們不像老年人那樣執(zhí)著于免談這些問題。我和一些年輕人在一起交流的時候，他們經常會說我老了。我問他們“你們怎么看出來我老了？”，他們會說我已經有白頭發(fā)了。在面對這些話題的時候，年輕人其實很擅長未雨綢繆，或者說他們愿意把這個危機挺在前面，不像老一輩那么忌諱。這種意識更強一點，跟老一輩比的話，可能他們更有勇氣來面對生活。

學人：朱銳教授《哲學家最后一課》里提到一句話：“哲學家不畏懼死亡。”我們探討這些生死議題，其實最終是為了更好地活著。但大多數普通人平時既避諱死亡，也缺乏系統了解，可能只會在某個瞬間突然想到：“死后到底是什么？”然后很快就擱置了。您認為，沒有哲學或醫(yī)學背景的人，一般會通過哪些方式來思考生死？另外，從您兼具醫(yī)學與哲學的視角來看，宗教信仰等偏唯心的理解路徑，又應當如何理解？

王一方：這些問題在哲學譜系里很平凡。哲學有三問——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最后一個問題，“我到哪里去”就是打通唯物、唯心、唯靈的話題。“到哪里去”，既要安頓肉身，肉身火化后放在墓地；更要在精神層面實現安頓，比如思念、懷念，給逝者在心里留空間，或在網絡上釋放哀思。

朱銳老師其實在提醒我們：人不只是一堆蛋白質、一團血肉，更是“萬物精靈”。“那個精靈要到哪里去”是哲學問題。人活著時，吃穿用度屬于物質層面，但離世后就進入精神軌道，就像屈原講的“追魂、招魂、安魂”三重境界。巫陽曾問屈原怎么追魂，屈原告訴他“掌夢”。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夢是心理分析的療愈手段。弗洛伊德時代，催眠和夢的解析都是治療方式。但今天，現代心理學多依賴藥物，睡不著、睡少、睡多都吃藥，忽視了“到哪里去”這類唯靈層面的探索。

朱銳（1968-2024）

從“藥”的概念也能看出這種差異：今天的“藥”是“草”下一個“約”，可理解為從植物中找到成分的過程；古人的“藥”是“草”下“木”，中間三個“葫蘆”，“葫蘆里賣什么藥”帶有神秘不可知性，還可通“樂”，意為用快樂對抗痛苦。

此外，還有兩種非物質的“藥”能說明問題：一是音樂治療，葬禮上的音樂、臨終時聽的音樂，能安頓精神、撫慰靈魂，甚至可烘托生命續(xù)接的儀式——比如在遺囑里寫明葬禮放什么音樂，通過音樂建構靈魂共鳴的場域，而且不必然有宗教意義。二是中醫(yī)針灸，是“無藥之針”，體現中國文化的高境界，對應魏晉時期“有無之辯”。中醫(yī)講“氣”，莊子說“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這是中國文化特有的認知。中國文化里“有無”“氣化”“物與非物”之間有哲學的生長空間。為什么有人對死亡無恐懼？因為他覺得逝者沒走遠，只是以“氣”的形式存在。像朱銳老師走了，但他的氣場還在；肉身不在了，靈魂——也就是他對死亡的認識，還在影響人。他的書、最后的行為藝術，就構成一團“永不消散的氣”。

我們紀念抗戰(zhàn)英雄，說“英雄不死”“英雄化作金星”也是類似的情況。從韓國接回來的志愿軍遺骸，可能只是一支鋼筆、幾片碎骨，還有衣冠冢——里面只有舊衣服，但中國文化不會因沒有完整遺體就忘記英雄，反而通過這些形式認可逝者的精神生命，實現唯物與唯靈的通約。

魯迅去世后，臧克家寫“有的人活著，他卻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若用唯物主義推敲會覺得荒誕，但從精神層面就能理解——“活著卻死了”是指行尸走肉，“死了還活著”是指精神永存。我們現在多提“精神”，“精神”和“精氣”有差別，醫(yī)學講“精和氣”的關系，這里講“精和神”的關系，“神”就是魂、靈性的東西，比如祭祀皇帝、英烈，都是對著“魂”做儀式，而非認可“精”。其實不必忌諱談靈魂，總書記給軍隊題詞“有靈魂、有血性、有本事、有道德”，這里的“靈魂”就是精神，是克敵制勝的氣場，這氣場就來自烈士，像劉老莊連的83人早已犧牲，但“劉老莊精神”還在，軍隊的靈魂就是從這些先烈那里來的，不能說先烈不在了，這靈魂就沒了。

我常說“向死而生，轉身去愛”“向死而生，轉身去奮斗”。只有死亡能讓人明白時間有限：每個人大概只有3萬天生存時間，過一天少一天。弄清死亡邊界，就像周國平說的“踏勘生和死的邊界”，知道邊界在哪，才能在有限生命里做有意義的事。生死教育就是要讓人看清這邊界，不能覺得“生和死沒有邊界”，也不能相信“長生不老、長生不死”，這些都是不切實際的寄托。

學人：您提到生死邊界，身體健康的人、已身患重病的人和自然年老的人，談論死亡時心境自然不同，怎么認識不同情境下折射出的死亡意義？

王一方：“情境”這個詞用得很對。現在改革開放近五十年了，我們經歷的多是繁榮、增長、富足，和先輩經歷的“文革”、戰(zhàn)爭語境不同，體驗層面的生死和認識層面的生死也不一樣。比如七老八十的老人，身體衰退、生活不便、逐漸失能、失智，會意識到生命快到盡頭，思考死亡有緊迫性；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在運動場馳騁，滿是活力，不會覺得該談生命終點，即便知道運動場上可能猝死，也是小概率事件，不會因這事沉浸悲傷。

其實，不同年齡段的志愿者可以做體驗交換：比如二十多歲的置換到五十多歲、五十多歲的置換到六十多歲，再做生活安排。我們在課堂上也常讓學生做假設：若只剩半年、三周、三天、三小時，你該怎么安排當下的生活？請列一個清單。這對醫(yī)學生來說可能殘酷，但都是假設性命題，能讓人前置性探討生死，解開因果、因緣的規(guī)律。因果、因緣需要身臨其境，但也能通過假設建構認知。

《年少日記》劇照

03

生老病死揭示了人生“真諦”

學人：在就醫(yī)時，醫(yī)生有很多“不曾告訴”的部分。這主要是醫(yī)學局限，還是人文關懷的缺失？

王一方：我覺得這種“不曾告訴”在當下的醫(yī)療實踐里是難免的。首先在于醫(yī)療制度層面——，在當下，我們的求醫(yī)訴求高企，門診量暴增，醫(yī)生在有限的門診時間里，確實沒辦法把“生命哲學類”話題充分展開。很多醫(yī)生可能還是比較優(yōu)先關注那些“形而下”的部分，疾病本身的一些證據診斷、治療方案等，頂多是說一些心理安慰的話。

另一個原因，對于醫(yī)生而言，要談生命哲學，本身也要有一些學理準備和敘事能力。有些醫(yī)生是愿意談，但真的沒有時間；有些醫(yī)生是有時間，但是沒有駕馭這個話題的能力；或者覺得談得不好的話，會被病人懷疑“到底是不是專業(yè)的”。當然也不能一概而論。

生命哲學也是一個專業(yè)。它其實超越了我們講的對單個的具體的疾病的那種解讀，需要一種人文病理學的視角。比如說我在書里面講，這個病怎么產生的，可能是某個病毒，或者是某個致癌因子，抑或是某個基因的突變。有些醫(yī)生對這些講得很在行。但是你要跟他講人文病理學，比如說一個病人如果問醫(yī)生“為什么我得癌癥，別人不得癌癥？”“為什么厄運總是降臨在好人頭上？”這種話題就不一樣了。有的醫(yī)生可能并不愿意去涉及，一方面是覺得難以回答，另一方面也可能覺得這里面牽涉到某些他并不相信的“唯靈主義”或精神性解釋。我們今天的很多醫(yī)生都覺得自己是唯物主義者，他們求真務實，只關心真相、真理，卻并不關心后面那個意象與幻象、真諦與真如。更直接地說，我們很多醫(yī)生并沒有接受過現象學一類的訓練——他對“真相”是關心的，對“真理”是關心的，如果突然來個“真諦”呢？他就不一定有準備了。而我想談的很多問題都是“真諦”，生老病死其實就是揭示人生的真諦。

話題最終又回到了我們的醫(yī)學教育。我們的醫(yī)學教育是頂天立地的，但是我們今天很多醫(yī)生頂得了天、立不了地，他能夠講實驗室里面的研究報告，但是他不能跟老百姓去探討生活中的起承轉合。醫(yī)學是致廣大而盡精微，有的醫(yī)生能夠盡精微，但能不能致廣大呢？這方面還需要系統地學習和系統地研究。

學人：談到這些問題時，醫(yī)療場景里常常會出現價值沖突，需要在不同立場之間不斷權衡。您在書里提到過兩個畫面：有些情況醫(yī)生該對患者講，有些該對家屬講，有些則必須雙方一起聽；還有就是家庭會議制度，希望讓患者和家屬坐在一起溝通。但現實里，家庭會議常常伴隨理念上的拉扯：家屬到底應該“全力搶救，甚至隱瞞真相”，還是應該“如實告知病情，即便意味著可能無法繼續(xù)積極治療”？在這種難以兩全的情境下，究竟該如何平衡？因為無論做出哪一種選擇，對另一方來說都很難。

王一方：家庭會議其實是在平衡多種關系，大致可以分為四個層面：一是利益共同體，平衡患者、家屬、社會、醫(yī)院的獲益，考量各方是否愿意接受殘酷真相；二是情感共同體，患者眷戀世界、不愿離開，家屬想讓患者留下，醫(yī)生卻可能覺得“回天無力”，有時冷靜會走向冷漠；三是倫理道德共同體，判斷這些做法是否符合“孝”等道德準則；四是命運共同體，認可彼此的命與運，以及宿命的安排。

最常見的情況是，患者和家屬對“患者存在的意義”認知不同：患者可能覺得“我是為你們活著”，家屬則用“你在，家就在”“爸/媽在，家就在”建構搶救的合理性，醫(yī)生若順應這種認知，就會動用各種技術手段，但這些技術需要經濟支撐，雙方若只做情感化、虛妄的推演，那就忽略了現實。

其實人與人的緣分——父子、母女、同事、夫妻——都是短暫的，不可能永遠在一起，宗教說“別離是苦”，但這一天終究會來。就像詩歌里的“灞橋折柳”，送到灞橋就要分手，不能再往前送，離別殘酷，但是一種必然。

《媽媽！》劇照

在“救不救”的問題上，醫(yī)生是調和者：若家屬堅持搶救，醫(yī)生會告知搶救可能無謂——花很多錢，效果不好，患者還痛苦；若家屬不夠堅定，醫(yī)生會提醒尊重患者的想法，別為了盡孝讓患者受苦。所以不能一概而論指責家屬或患者，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就像項羽“無言過江東”，他本可以東山再起，但選擇接受現實，因為生命沒有倒計時、沒有逆行道，只能往前。

家庭會議的決策離不開具體場景，要看這個家庭里是一個豁達的父親、自私的兒子，還是一個豁達的兒子、自私的父親？是唯利是圖的醫(yī)生，還是一個有哲學感的醫(yī)生？有哲學感的醫(yī)生會說“別折騰了，患者痛苦、家屬也會陷入支付的無底洞”“此時放手，也是一種愛”，有些醫(yī)生自己也不豁達，他覺得“有藥，有設備就該用，多活一天也是生命”。

學人：這背后還是心理上的認知，觀念上的認同的差異。

王一方：我覺得認知最多占一半，更多的是一個價值考量。人們需要一個更大的生死觀的籠罩。這就是我們講為什么醫(yī)生是我們生命教育、死亡教育的“第一受益人”。因為醫(yī)生率先把一個豁達的生死觀掌握在他手上的時候，我們的醫(yī)患矛盾就少很多，而且我們將來跟病人談話的時候就更有底氣。不然的話，醫(yī)生就永遠服從于病人家屬，那樣醫(yī)生也很為難。

尊重死亡的自然過程，因為死亡有自然過程，我們今天把技術化的死亡強加給人，或者說應他的要求強加給他人，其實這是逆生命規(guī)律走。生命凋零就像樹上落葉掉下來一樣，它是自然規(guī)律，到了秋天，樹葉就要落下來，冬天還不讓樹葉掉下來，那就是制作了一個假的樹葉。

學人：您剛剛提到作為醫(yī)生的種種為難，這也引出另一個問題：當醫(yī)生面對很多的死亡事件，或者說經常要面對患者的巨大痛苦，要面對很多的病痛，那醫(yī)生自己要怎么去排解內心的負擔？

王一方：醫(yī)生有“逃逸機制”，這個是個心理逃逸的技巧。醫(yī)生剛剛到臨床工作的半年至前三年，那就靠“硬挺”，因為此時他們是用自己的真實情感去面對這些痛苦，所以他們就有很多的不安、不適、沮喪、自責，甚至還慌張。這就是用真實情感去扛死亡事件。

但這種死亡事件多了以后，醫(yī)生就有心理“逃逸機制”了，因為這就是個技術事件，我已盡力了，這不是我的親人；或者說這種死亡事件每天在發(fā)生，你沒有必要每個人都要去共情，然后移情，要脫離出來。這個心理“逃逸機制”是隨著他的職業(yè)的增長自己逐步建構的。

醫(yī)生會有意回避，他會說“38床張大媽去世了”“52床李大爺去世了”，他不會說“平時和我們關系很好的、敬愛的李大爺在什么什么時間，經搶救無效，不幸離開了我們”，他不會這樣講話的。但也有例外，如果“38床”是他姨媽，“52床”是他的叔叔，醫(yī)生的情感就又不一樣，他的情感也會回來的。我們講“醫(yī)不療親”，就是當你的親人來到你的診室里面、躺在你的ICU里，他還是會有正常人的情感。所以我們講醫(yī)生就是這樣反反復復，一方面要逃逸，要松弛，一方面要重建這種緊致感、真切感。

所以醫(yī)生也很為難：如果不逃逸，他會被壓垮的，會出現職業(yè)倦怠，甚至職業(yè)耗竭。因為他也會退縮，也會沒有力量，那就那種退縮感，但是他一旦完全逃逸也不行，就是你就沒有人情味了，這種經常有逃逸，同時有喚起親人的死。喚起重新喚起對真實生命的離去的那一份珍惜感。所以我們見這就是人就一方面要脫敏，一方面要重建。

04

死亡教育與葬禮儀式

學人：現在的學校教育其實是缺乏死亡教育的，那在義務教育階段，死亡教育應該怎么進行？

王一方：死亡教育不是一個知識教育，光靠知識灌輸沒有太大意義。你告訴學生“死亡就是心跳呼吸停止，是生命的周期現象”——對他們真正的觸動很有限。我認為死亡教育應該是一種“體驗式教育”。比如說組織學生去參觀墓地，當然也很有風險。以前有一個中學老師組織學生到殯儀館參觀骨灰室。骨灰存放室里都是都是一個一個小盒子，骨灰盒上面貼了逝者生前一張?zhí)貏e鮮活的照片。逝者是一位14歲溺亡的中學生，是班里的班花，跳舞跳得很好，她媽媽就在骨灰盒旁貼了一張她13歲跳舞的照片。一個鮮活的生命與一盒黃土之間，這是一個巨大的落差，非常震撼。這種震撼能讓學生真正進入死亡的境遇，引發(fā)真實的情感反應。

死亡教育，應該用真實事件去讓學生來進入這個死亡的境遇。比如說讓學生寫“我為寵物辦葬禮”這么一個題目，你可以問他們幾個問題，“你養(yǎng)過寵物沒有？”“寵物是你養(yǎng)，還是家人養(yǎng)？”“你跟寵物的關系怎樣，親密程度幾何？”“寵物臨走之前的三個小時都有哪些變化，你有沒有觀察？”“你對這個寵物的哪些東西放不下？”“將來你會去找一條新的寵物來養(yǎng)嗎？”……讓他自己去展開，而不是告訴他這個死亡是一個蛋白質崩解的結局，死亡的表征是什么。

但這種直接體驗教育，會有一定風險。我剛剛講的帶學生去殯儀館的活動，后來被家長投訴了，“這個老師把我那么小的孩子帶到那個骨灰室里去看骨灰。”家長覺得這對孩子太殘酷了。所以，我覺得死亡教育還是應該要分層次，對于高中生，尤其是高一、高二還沒正式進入高考節(jié)奏的學生，如果有生命教育課程，可以做一些墓地參訪。

國外的墓地往往都是在市中心的，在國外的墓地旁邊的房價很高。因為墓地像公園，也像歷史博物館，里面葬著許多名人，是城市歷史的縮影。但在中國就不一樣了——殯儀館常常設在城市最遠的地方，老殯儀館遷走后原址做房地產也很難賣出去。這是我們文化的國情：忌諱與“死人”、與“靈魂”靠得太近。因此也不能照搬西方的方式。

但參觀墓地本身是非常好的教育。比如到了北京萬安公墓，讓學生去找李大釗的墓在哪里？啟功的墓在哪里？看看墓碑上寫的是什么？了解一個人生命的追求、遺憾與光亮，站在墓前寫一篇感受。我認識的陸小婭老師曾帶北師大的大學生做過這樣的功課，大學生反而沒有家長害怕和文化禁忌的壓力，效果很好。

《一個叫歐維的男人決定去死》劇照

每一個墓碑后面都有故事，它濃縮了一個人最精華的生命的追求，生命的閃光點以及生命的遺憾。這三個問題對今天的年輕人特別有意義——我如何在生活中制造閃光點？我的遺憾有沒有可能提前化解？我的人生道路應該如何規(guī)劃？歸根結底，我們做生命教育，是為了今天活得更有意義，而不是讓學生“提前接觸悲傷”。死亡教育的核心，是讓人更認真地對待生命。

學人：有過親人離世體驗的人，很長一段時間都難以走出悲傷。您的這本書能否幫助更多中國人看淡生死？如果家人在遇到類似情況之前，提前讀過這本書，會不會更易應對？

王一方：在中國的話語體系里，“生死乃人生之大防。”人們不會輕易談論死亡。所以死亡教育的一個重要命題，是讓死亡變得輕松化、游戲化、日常化，實現“脫敏”。最好的脫敏方式就是面對寵物的死亡。現在養(yǎng)寵物的人越來越多，而寵物壽命通常只有10到15年，人們難免要經歷為它們送終的過程。這其實是向孩子講解死亡的好機會。通過一些簡單的儀式感，讓孩子理解肉身消逝與精神思念的區(qū)別——即便寵物沒有了呼吸，我們仍能在精神上懷念它，給它留一個想象的空間。

對于死亡，我們也可以加強對當事人的臨終關懷。對當事人來說，大概在去世前半年的，就應該進入臨終關懷。現在還有個詞叫“安寧療護”，會設置一個安寧病房，而這個病房的主要任務，就是從生命末期的前端開始，進行生命教育或者死亡輔導。我這本書也是提供生命教育，但事實上，有的人需要的不僅僅是生命教育，因為這些道理對他們來講一點都不陌生，他們真正需要的是死亡輔導。

死亡輔導需要處理的問題包括：當親人朋友離開時，你怎么平復自己的心情？你怎么來安頓自己的焦慮？甚至有些人還會聯想：明天我自己是不是也會遇到這種事情？因為大家都知道，死亡很多時候并不是“按順序來的”，很多東西其實就是意外。我們講的死亡是生病死亡、衰老死亡，但其實還有很大一部分是車禍、意外猝死。我國每年猝死人數超過50萬，這類突發(fā)事件，更需要的是針對性的心理疏導，而不是知識灌輸。對于知識界人士而言，生命教育的內容通常并不陌生，但當至親好友離世時，他們更需要的是能夠平復心情、安頓焦慮的死亡輔導。

此外，還有哀傷關懷的問題。哀傷關懷是幫助人們安頓對逝者的牽掛與思念。比如舉辦有品位的葬禮、學術追思會，既能釋放哀思，也能讓逝者的學術思想或精神價值繼續(xù)流傳，這也是對逝者社會化的認可。

儒家文化講“祭如在”，祭祀時就好像他還在。這與他已故去并不矛盾。這需要我們自己去體驗、穿越、超越，最后升華我們的思想。這樣，痛苦或死亡事件才會對我們這個時代留下痕跡，告訴我們它是有意義的。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太過依賴“預制”的東西，包括情感。悼詞、挽聯都買現成的，或者從網上下載。對待生命和死亡，需要的是我們自己“庖丁解牛”，親自去烹飪，才能成為一道屬于自己的菜。對待生命，對待死亡，其實都需要我們自己去體驗，穿越體驗，然后去超越體驗，然后再升華我們的思想或者靈魂。這樣才能讓這個事件有意義，這樣才能讓這個事件不僅僅是一個生物學事件，也是一個精神事件。

學人：您提到體驗感，傳統葬禮的儀式是非常隆重的。但我們今天提倡“厚養(yǎng)薄葬”，這種儀式感好像就沒有了。有人說這是對敬畏感的一種流失，您怎樣看待我們今天這種葬禮的簡化？

王一方：葬禮里確實有很多陋習。過去比如披麻戴孝、見誰都下跪、拿哭喪棒、灌老盆，這些東西是陋習。但中國文化里也有很多優(yōu)雅的東西，比如挽聯、挽歌。問題是我們今天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太簡化了，肯定會讓心靈安頓出現缺憾。

這個事情關鍵在于“度”。大家都很忙，現在很多人甚至只能網絡祭祀，現場也去不了。還有一些觀念上的變化：對生命看得很淡，骨灰也不一定要留了，花葬、海葬、水葬，把自己回歸自然，這是一種很唯物主義的態(tài)度。但這樣一來，又會帶出一個問題：哀思怎么寄托？

我覺得葬禮的簡化對于解放當代人是有幫助的。古時親人去世，孩子在外做官、經商，要回去丁憂三年。三年什么事都不能干，就守在家里。一個人一生有多少個三年？父親三年、母親三年、外公三年、外婆三年……這樣下去，人生其實就荒廢了。今天葬禮基本三天到七天，路上再耽誤幾天，回去告?zhèn)€別就結束了，這當然更符合現代生活節(jié)奏。但問題也在這兒：我們把生和死看得太淡了。毛主席當年講，村上人死了，開個追悼會，要寄托哀思，還要團結人民、教育人民。也就是說，葬禮不只是告別，它還有從中獲益的功能，是一種教育性的節(jié)目。而我們今天往往只強調告別、只強調哀思，不強調教育。

過去村頭的祠堂里，紅白喜事都在那兒辦。祠堂其實是一種延續(xù)：告訴你這是王姓祠堂、劉姓祠堂，你是他的后代，要按一種道德儀軌往下傳——它是道德教化的過程，而不只是寄托哀思。我們今天把葬禮看得太窄了，只剩“家人走了，你去道個別吧”，這肯定是不夠的。

因為家族和國家是連在一起的：沒有家就沒有族，沒有族就沒有國。葬禮本來也是凝聚家族、凝聚共同體的一種方式。人應該被重視，但我們今天很多時候只剩下一個很薄的、很快的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