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36位軍事家之周恩來

周恩來

周恩來（1898-1976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創建人和領導人、軍事家。他創建了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支人民軍隊，領導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領導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時。與朱德一起領導軍民粉碎敵人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長征途中，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遵義會議后，與毛澤東一道指揮紅軍完成了偉大的戰略轉移，取得了長征的勝利。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發揮參謀長的作用，為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貢獻。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并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在領導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創建人民軍隊

中國共產黨內較早認識到武裝斗爭重要性的領導人，創建了共產黨自己領導的第一支武裝，就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開創了革命軍隊的政治工作。

周恩來祖籍浙江紹興，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蘇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開學校畢業后，赴日本求學。1919年回國，在五四運動中成長為天津學生界的領袖，同時與其他進步分子組織了覺悟社。1920年再度出國，赴法勤工儉學。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2年與趙世炎等發起組織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1923年改稱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之后曾擔任過中共旅歐支部領導人。

在這期間周恩來認識到軍隊對于中國革命的重要性，在發表于1922年《少年》第六號上的《評胡適的“努力”》這篇文章中，周恩來寫道：“真正革命非要有極堅強極有組織的革命軍不可。沒有革命軍，軍閥是打不倒的。若徒以手槍炸彈罷工罷市來恐嚇，則手槍炸彈，他有躲避之法，罷工罷市他更可以軍隊來壓迫。”在當時陳獨秀根本不抓軍隊的情況下，這種建立和掌握軍隊的重要思想是難能可貴的，這也為周恩來回國領導軍事斗爭打下了思想基礎。

1924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重新建立廣東區委，由周恩來擔任委員長，并兼任宣傳部部長。周恩來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的時間僅僅三個月，但是這期間他所做的一件工作卻為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革命軍隊打下了基礎。

1924年11月，在征得孫中山的同意后，周恩來主持組建大元帥府鐵甲車隊。共產黨員徐成章、周士第、廖乾吾分別擔任正副隊長和黨代表，這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第一支武裝力量。鐵甲車隊成立后，對援助廣東農民運動，鎮壓反動地主武裝，援助省港罷工工人以及在東征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1925年春，周恩來改任廣東區委常委兼軍事部長，集中力量領導軍事工作。在當時，黨中央和其他地方的區委，都還沒有領導軍事工作的部門，所以周恩來實際上是黨內最早從事軍事工作的領導人。

1925年11月在周恩來的指導下，兩廣區委以鐵甲車隊為基礎，以黃埔軍校學生為骨干，在廣東建立了獨立團，由共產黨員葉挺、周士第擔任團長和參謀長。葉挺獨立團雖然隸屬于國民革命軍第四軍，但剛成立時，全團就有共產黨員20人左右，建立了黨支部，革除了軍閥作風，廢止了打罵惡習，培養了官兵一致的新風尚，成為兩廣區委直接領導下的一支具有很強戰斗力的革命力量。在北伐進程中，葉挺獨立團驍勇善戰，從進入湖南到攻克武昌，一直充當前鋒，長驅直入，第四軍因而博得了“鐵軍”的美譽。

后來周恩來還與毛澤東商談過，要在國民革命軍的6個軍中，各建立一支像葉挺獨立團一樣的由中共掌握的部隊，作為各軍的核心力量，這一設想由于遭到陳獨秀的反對而未能付諸實施。到了武漢后，葉挺獨立團又加以擴充，后來其主要部分成為南昌起義的中堅力量。

1924年11月，周恩來就任黃埔軍官學校的政治部主任。他上任后，建立起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并且通過各種方式加強對軍校學生的政治教育，建立和健全共產黨和共青團的組織，擴大了黨的影響，軍校的政治工作逐步走向正軌，整個學校充滿了蓬勃向上的生氣。1925年1月，廣東革命政府東征討伐陳炯明。黃埔軍校成立教導團第一團和第二團。這支新成立的黃埔軍在東征中屢挫強敵，攻城拔寨，為東征的勝利立下了赫赫戰功，這支部隊的勝利與周恩來主持下的軍校政治工作是分不開的。

在出征前的誓師典禮上，周恩來以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向校軍作了戰前動員。東征開始后，政治部就規定：不蠻橫無理，拉夫役；付價購物，不用軍用票；保障人民。《愛民歌》中還唱道：“扎營不耍懶，莫走人家取門板，莫拆民房搬磚石，莫踏禾苗壞田產，莫打民間鴨和雞。”在這樣的宣傳和實際行動中，軍校在人民心目中樹立了真正的革命軍人的形象，初步建立了新型的軍民關系。

周恩來不僅要求政治部制定紀律，嚴格要求校軍，還十分強調對軍隊進行革命觀點的教育，使廣大官兵懂得為誰打仗，明確革命任務，了解革命理論。他在東莞商務分會及市民聯歡大會上所作的演說中講道：我們在黃埔軍官學校“于軍事教育外，授以政治教育，告以中國如何受列強壓迫，軍閥壓迫，以及農工商各力量之痛苦，告以解除壓迫與痛苦之途徑，要使每個軍官每個士兵均能了解此理”，懂得“打仗是為人民而打的”，是為“解除人民痛苦”，“增加人民幸福”進行革命戰爭的。

為了真正做到這一點，他認為革命的政治工作必須讓官兵及群眾了解黨（國民黨）的理論、主義、政策，要讓士兵了解自身生活環境，要讓官兵懂得革命的原因等等。周恩來對軍隊政治工作提出的這些要求，為以后中國共產黨創建獨立革命武裝的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礎。

周恩來還要求政治部積極向群眾展開政治宣傳和進行組織工作，他不僅組織了武裝的宣傳隊沿途進行演講和表演，還召開各界聯歡大會向群眾宣傳革命的主張，開創了政治宣傳的新方式。校軍所到之處，都幫助當地組織工會、農民協會、學生會等，聯合各種力量支持東征。

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

在這次東征中，校軍的軍隊政治工作成績斐然，像這樣有著良好的政治教育和宣傳工作的軍隊，是中國歷史上不曾有過的，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軍隊政治工作方面所作的最早的最有成效的嘗試。這一傳統，對以后中國人民軍隊的建設有著深遠的影響。周恩來在領導這項工作中表現出來的富有創造性而又周密細致的才能受到了一致的推崇。

1925年10月，周恩來又參與和領導了第二次東征。他擔任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副黨代表兼第一師黨代表。他在總結第一次東征的政治工作的基礎上，親手組織了一支更加強大的宣傳隊伍，下設兩個支隊共163人。他還制定了更加充實的宣傳內容，親自擬訂了宣傳隊的19條宣傳口號，并向政治工作人員提出了4點注意事項。

這一次的政治工作比上次東征更加細致，更加注重了士兵的要求，越來越符合實際，作用也越來越大。1925年11月，第二次東征勝利結束。1926年3月，蔣介石制造中山艦事件，周恩來和當時正在廣州的毛澤東等主張給予反擊。在和陳延年、聶榮臻、黃錦輝等一起討論時，周恩來分析共產黨在國民革命軍6個軍中的影響是很大的，完全有能力反擊蔣介石。但當時的蘇聯顧問和中共中央卻反對這一正確意見，主張接受蔣介石的條件，把共產黨員從第一軍和黃埔軍校中撤出，向蔣介石作出了大的讓步，使革命蒙受重大損失。

周恩來在這一時期的政治建校、建軍的重要思想，為后來中國共產黨自己建立人民軍隊的政治工作制度奠定了基礎，提供了必要的經驗。

堅決果斷、周密細致地領導上海工人取得了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勝利。從“四一二”到“七一五”，周恩來堅決主張反擊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的行為，并從5月開始主持中央的軍事工作。

1926年12月，周恩來奉命調中共中央工作，擔任中央組織部的秘書，并兼任中央軍委委員。由于當時中共中央的組織不很完善，兼任組織部主任的陳獨秀因病住院，對組織工作基本不過問，因而周恩來實際上是負責整個黨的組織工作。周恩來在組織部工作的時間很短，過了兩個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開始準備。由于周恩來在廣東的軍事斗爭經驗，被黨內認為是富有軍事工作領導經驗的人，因而又被調去負責這次起義。

上海的工人武裝起義共有三次。1926年10月的第一次起義周恩來沒有參加。1927年2月的第二次起義，周恩來沒有參與領導，只是臨時被派去指揮南市區的行動。前兩次起義由于準備不足，很快失敗了。1927年3月的第三次起義，周恩來是主要領導人之一。

第三次武裝起義的開始準備與第二次武裝起義的停止是緊密銜接的。1927年2月23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區委召開聯席會議，決定“一、停止今天的暴動。二、經過商界調和由上總（上海總工會）發令復工”。同時也決定：“擴大武裝組織，準備暴動。”并且決定：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來指導工作，由陳獨秀、羅亦農、趙世炎、何松林（汪壽華）、尹寬、彭述之、周恩來、蕭子璋八人組成，并決定由周恩來、顧順章、顏昌頤、趙世炎、鐘汝梅五人組成特別軍委，以周恩來為書記。以后，又確定周恩來任武裝起義總指揮。

周恩來在總結前兩次武裝起義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在領導第三次武裝起義的時候，始終把握以下兩個要點：第一，起義前，做好切實周密的準備工作；第二，正確選擇起義時機，在條件成熟時堅決果斷地發動起義。

在成立特委和軍委后的第二天，即2月24日，周恩來參加了上海區委各部書記會議和各區軍事專員會議，向他們詳細了解情況。在晚上的特委會議上，周恩來提出了軍事準備工作的五項具體意見，即建立領導機構，加強隊伍訓練，加強敵軍工作，做好武器準備，抓好情報工作。為了落實各項措施，周恩來不僅親自到重點單位去了解起義準備情況，還親自作動員工作，并組織了軍事訓練班，特意從北伐軍中調來共產黨員、黃埔一期畢業生侯鏡如負責工人糾察隊的訓練工作。

3月初，北伐軍分兩路進逼上海：一路由西向東，經宜興取常州，一路從南向北，由嘉興攻松江。整個局勢越來越緊迫，周恩來的軍事準備工作也已經做得十分細致。3月20日，北伐軍攻克松江，前鋒在傍晚推進到上海南郊的龍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條件成熟了。

3月21日，起義開始，周恩來在總指揮部的西廂房里指揮著各處的行動。同時，他還親自指揮了火車站、東方圖書館等幾處的戰斗，并在戰斗中身先士卒，沖鋒在前。在火車北站的戰斗中，因為居民房失火，一部分兵力被調去救火，敵人趁機出擊，企圖突圍，工人糾察隊被迫后退。在這關鍵時刻，周恩來親自指揮一支突擊隊沖上去，會合前線的糾察隊猛烈回擊，把敵人打回北站，奪回了防御工事。在火力掩護下，救火工作也順利完成。

經過連續30小時的戰斗，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超義。裝起義終于取得了勝利。五千多名工人糾察隊員，從150桿破舊槍枝和少量手榴彈開始，不斷奪取敵人的武裝來武裝自己，有計劃地擴大勝利成果，終于打敗五千反動軍警，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上海。這次成功的工人武裝起義不僅在中國革命史上抹上了濃重的一筆，同時也是世界工人階級武裝起義史上有數的成功記錄之一。作為起義總指揮的周恩來，表現出了其堅決果斷、細致周密、從容沉著、指揮若定的軍事才能與領導才能。

1927年4月11日深夜到12日凌晨，蔣介石向工人階級開始下毒手。各處工人糾察隊由于缺乏斗爭經驗，都被國民黨給繳了械，造成了難以挽回的損失。13日，上海總工會會所被封閉。14日下午，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被強行解散，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被迫全部轉入地下。這就是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四一二政變后，周恩來堅決主張對蔣介石進行政治上和軍事上的討伐，起草了致中央的電報，與趙世炎、羅亦農、陳延年、李立三、尹寬聯名發出，這便是《迅速出師討伐蔣介石》文。電文強調必須堅決討伐蔣介石，并且針對陳獨秀主張對蔣緩和妥協的右傾主張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指出：“再不前進·····政權領導盡將歸之右派，是不僅使左派灰心，整個革命必根本失敗無疑。”這一電文中表現出周恩來的長遠戰略眼光，不過可惜的是這一意見后來并未付諸實施。

在周恩來負責中央軍事工作期間，曾經嘗試過進行最后一次的努力來挽救革命-發動湖南

1927年5月下旬，周恩來到達武漢。在十多天前閉幕的中共五大會上，周恩來被選為中央委員，在五屆一中會議上被選為政治局委員，并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在周恩來到武漢后的第十次中共中央常委會議上，他轉任中央軍事部長。隨后，他又代理張國燾的中央常委職務，參加中共中央的核心領導。農民暴動，當時，湖南農民運動的力量很強，并且擁有不少自己的武裝力量。葉挺的部隊擊敗夏斗寅部后正駐軍湘鄂邊境，而唐生智主力大多還在河南，沒有回師兩湖。如果抓住這一良機在群眾基礎良好的湖南發動暴動，是有成功的可能的。

周恩來提出的報告中指出：現在瀏陽、平江一帶的農軍還有八千支槍，軍事部已派了軍事干部10人去那里進行組織，計劃先取湘潭，集中瀏陽、平江，全力攻下反動勢力薄弱的城池，而在反動勢力較強的地方則以打土豪劣紳為主，在可能范圍內成立鄉村的臨時委員會。但是這一計劃最后遭到國際代表反對而流產。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進行改組，陳獨秀離開領導崗位，由張國燾、周恩來、李維漢、張太雷、李立三五人組成臨時常委會。經過這次改組，主張武裝反抗國民黨屠殺政策的力量在中央取得了領導地位，也為南昌起義的發動開辟了道路。

7月15日，汪精衛等控制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召開“分共”會議，決定同共產黨決裂，公開背叛革命。至此，由國共兩黨合作發動的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宣告失敗。正是在這種形勢下，中共中央毅然作出由周恩來領導發動南昌起義的決定。

在中國革命生死攸關的關鍵時刻，利用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領導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開始了創建人民軍隊，進行武裝斗爭的新時期。

1927年7月間，受中國共產黨掌握或影響的部隊主要集中于張發奎的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中。即葉挺的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第四軍二十五師則是以原葉挺獨立團為骨干擴編的，深受共產黨影響，還有接近共產黨的賀龍的第二十軍。七一五反革命政變之后，汪精衛、張發奎正準備在第二方面軍中“清黨”，葉挺、賀龍得知這一陰謀后，拒不執行將部隊集中到德安的命令，而把部隊開到南昌及其附近地區。在革命形勢千鈞一發的關頭，為了保留這僅有的革命力量，中央決定在南昌發動暴動。

7月24日，羅米那茲·加倫、張國燾、周恩來在武漢舉行會議，決定在南昌舉行起義。并根據加倫的提議，規定起義后部隊的行動方向：立即南下，占領廣東，取得海口，以取得國際援助，再舉行第二次北伐。這樣，南昌起義的部署正式確定。

7月27日，周恩來從九江趕到南昌。同一天，前敵委員會成立，由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組成，周恩來任書記，并決定在30日晚間舉行起義。

第二天，周恩來到二十軍指揮部去看賀龍，告訴他行動計劃。賀龍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完完全全聽共產黨的話，要我怎樣干就怎樣于。”

7月30日早晨，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趕到南昌的張國燾主張一定要得到張發奎同意才能舉行起義，這一意見遭到前委的一致反對，周恩來更是氣得生平難得拍了桌子，當天的會議沒有達成最后的意見。第二天的會議上，張國燾終于放棄了自己的錯誤主張，表示服從多數。于是，決定在當晚行動。

在起義準備進入最后階段的時候發生了一件意外情況：第一十軍第一團一個副營長跑到敵人指揮部告密，這個軍的一個士兵發現后立即向賀龍報告，前敵委員會當機立斷，決定提前兩個小時發動起義。

8月1日凌晨兩點，隨著南昌城頭三響清脆的槍聲，三顆紅色信號彈騰空而起，起義開始了。周恩來在起義總指揮部親自指揮戰斗，他指揮沉著、果敢，考慮問題周密、詳致。到清晨6時，城內的敵軍被全部肅清，共殲敵3000多人，繳槍5000多支，子彈70多萬發，還有大炮數門，起義成功了。起義勝利后，選舉產生了25人組成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周恩來是其中一員。

8月2日，聶榮臻、周士第率領在馬回嶺起義的第四軍二十五師兩個團3000余人趕到南昌。周恩來見到他們后十分高興，說：“行動很成功！我原來沒想到這樣順利，把二十五師大部分都拉出來了。”再加上臨時參加的蔡廷錯部第十一軍第十師，起義軍的兵力達到兩萬余人。

8月3日開始，起義軍按照原定計劃，分批撤離南昌，南下廣東。起義軍的南下路線走的是周恩來所主張的由贛東經尋烏直取東江的路線，因為贛東敵人力量較弱，東江又是廣東農民運動發達的地區，在這一地區能較快地取得當地群眾的支持，起義軍沿著這條路線踏上了南征的道路。

8月4日，蔡廷錯部第十師突然脫離起義部隊．一下子拉走將近四分之一的兵力。并且由于反動派的造謠，沿途的居民大多逃散，部隊連食物和茶水都難以買到，結果造成大量的非戰斗減員。

7日起，起義軍陸續到達臨川（撫州），這時部隊的軍餉日益困難。在周恩來等的堅持下，改變了原來派款、提款、借款的辦法，實行征發（如征發地主的糧食）、沒收（沒收豪紳反動派的財產）和對土豪劣紳罰款的新政策，部隊的籌餉情況有所好轉。

起義軍接下來在瑞金和會昌同敵人錢大鈞部進行了兩場戰斗，在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后取得了勝利，周恩來在戰斗中都是在前沿陣地親自指揮。

8月31日，前委決定改變原來取道尋烏入東江的計劃，改由長汀、上杭入東江。之后，起義軍攻下長汀，占領三河壩，到了9月24日，占領汕頭。起義軍進駐汕頭后，成立市政府，恢復社會秩序，但此時敵人的重兵已經開始集結到潮汕周圍了。由于對敵情的了解有誤，在經過幾次戰斗后，起義軍傷亡很大，不得不先后撤離潮州和汕頭。

周恩來此時染上了重病，但在10月3日的流沙會議上，他還是作了報告，檢討了失敗的原因，并對剩余人員的去向作了安排，準備去海陸豐堅持長期斗爭。在離開流沙后，部隊在一個三面環山的小盆地里受到陳濟棠部的伏擊，起義軍很快就被沖散。周恩來此時已病得更嚴重了，常常處于昏迷狀態，他在葉挺、聶榮臻和地方黨的負責人楊石魂的護送下乘坐小船去了香港，震驚中外的南昌起義就這樣結束了。

南昌起義，揭開了我黨獨立組織軍隊和領導武裝斗爭的序幕，打響了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開辟了一個新的時期，揭開了歷史上新的一頁。

南昌起義的槍聲讓革命群眾在黑暗中看到了新的希望，讓他們看到了新的道路。從此以后，無數的革命志士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前赴后繼，沿著南昌起義的革命道路，歷盡艱辛，終于打開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就是在這次起義中誕生的，作為南昌起義前敵委員會書記的周恩來，他創建人民軍隊的豐功偉績，載入了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的光輝史冊。

二、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和支持毛澤東

在中共六大上，周恩來認識到中國革命有割據的可能，指導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工作。主持起草中央“九月來信”，統一紅四軍黨內思想。

1927年11月，周恩來從九龍回到上海，參加11月召開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會后任中央組織局主任，仍主管軍事工作。從1928年1月起，周恩來擔負起處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責任。當時的中央“左”傾盲動主義占據著統治地位，周恩來感覺到軍事冒險行動在當時是危險的，也做了努力去糾正，但仍不能從根本上糾正“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

在這一期間，周恩來主張讓賀龍回到湘西去，建立工農革命軍，開展武裝斗爭。到3月又前往香港糾正李立三在處理廣州起義善后中的“左”的錯誤。在收到共產國際2月作出的《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后，周恩來對國民黨統治區秘密工作和紅軍工作作了新的指導。周恩來的這些工作，為國民革命后在各地重新恢復遭受嚴重破壞的黨組織，建立并發展中國工農紅軍作出了重要貢獻。

1928年6月，中央六大會議在莫斯科召開。會議主題是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特別是八七會議以來的黨的工作，制定黨在新時期的路線、方針、政策。

在討論政治報告時，周恩來作了長篇發言。在這次發言中他特別強調：由于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等原因，證明中國革命有割據的可能。當全黨還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的時候，他的這種認識雖還不夠明確和系統，但仍是十分可貴的。

在會上周恩來還代表黨中央在會上作了關于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的報告。在軍事報告中他肯定了國民革命時期黨在軍隊政治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績，但也指出黨的軍事工作一直存在一個根本性的錯誤觀念，即不明確軍事工作的根本任務是在與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原則下發展我們的軍事力量和政治影響。

同時周恩來專門談了建立紅軍的問題。他說：建立紅軍的原則，一是要把舊軍隊的雇傭性質加以改變，可先采取志愿兵制；二是軍官不一定非工農分子不可，但一定要無產階級化；三是紅軍一定要有政治工作。他還指出：紅軍一定要與工農群眾打成一片，否則就“失了紅軍的階級基礎”。紅軍要幫助蘇維埃政權的發展，要有移動的條件，紅軍的組織以適合當地需要為原則，紅軍的軍事指揮要有集中的原則。周恩來的這些建軍思想是有著重要意義的。

在六屆一中全會上，周恩來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軍事部部長、中央軍委書記，分管黨的組織工作和軍事工作。此后，周恩來較長時間在上海中央機關參加秘密領導全國革命工作。在這段時間他聯系和指導各地區的武裝斗爭和國黨統治區的秘密革命工作，并負責中央機關的安全保衛工作。

六大前后，中國農村的革命游擊戰爭處在一個特別艱難的時期。那時國民黨的統治暫時穩定，可以集中兵力對紅軍進行“清剿”。1928年5月，廣東海陸豐蘇維埃政權和工農紅軍遭到失敗。6月，陜西渭華起義中組成的西北工農革命軍在優勢敵人的進攻下也以失敗告終。8月，工農紅軍第四軍在湘南遭受八月兵敗。這時的紅軍處在了一個異常艱難的時刻。

在這種情況下，六大強調了建立工農紅軍的重要性，肯定了中國農村革命根據地和工農紅軍的存在和發展。但是他的觀念仍是強調要以城市為中心，對農村斗爭和武裝割據的作用估計不足，對農村游擊戰的指導也有失誤。共產國際當時認為中國紅軍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容易被敵人消滅，并且會妨害老百姓利益，并要求高級干部離開紅軍，提出調朱德、毛澤東去學習。

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讓周恩來在1929年2月7日起草了給紅四軍的指示信，這封信通稱為“中央二月來信”。信中要求紅四軍實行分散，并要求朱德、毛澤東離開紅軍，到中共中央工作。這一指示從整體上說是錯誤的，但隨著客觀形勢的發展，到了5月，中央的認識也已改變，調朱毛出來的事，也就作罷。

紅軍這種困難的局面并沒有持續太久，客觀局勢就發生了重大變化。以1929年3月蔣桂戰爭爆發為起點，國民黨各派軍閥之間又開始了無休止的混戰。許多原來“會剿”工農紅軍的部隊紛紛調往軍閥混戰的戰場，工農紅軍的壓力頓然減少，這也就給了紅軍以較大的發展機會。

此時的周恩來作為黨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和軍事工作的負責人，為聯系和指導各地的武裝斗爭作了巨大努力。周恩來領導的中央軍事部委派徐向前，鄧小平、張云逸分別到鄂東北和廣西工作。1929年3月19日，周恩來為中央起草了給賀龍和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信中強調在農村中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深入土地革命，建立農村蘇維埃政權的重要性。“目前所應注意者，還不是什么占領大的城市，而是在鄉村中發動群眾，深入土地革命。故你們此時主要的任務，還在游擊區域之擴大，群眾發動之廣大，決不應超越了主觀的力量，而立刻企圖占領中心工商業的城市。”他指出發動游擊戰爭應該是在農村階級矛盾與斗爭更激烈的地方，黨與群眾的組織有相當基礎的地方，以及給養豐富、地勢險峻的地方為宜。

1929年9月，周恩來在上海聽取了陳毅關于紅四軍情況的匯報。在與陳毅多次談話的基礎上，他宣布了中央關于朱德、毛澤東仍留前委工作，毛澤東仍任前委書記的決定。陳毅按照周恩來談話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經周恩來審定后，帶回紅四軍。周恩來又囑托：回去后，要請毛澤東復職，并召開一次黨的會議，統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決議，維護毛澤東和朱德的領導，這封信便是9月28日的《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

這封信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指出“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如果有人懷疑紅軍的存在，他就不懂得中國革命的實際，就是一種取消觀念”。信中還談到了紅軍的任務與前途、紅軍的發展方向和戰略、紅軍與群眾、紅軍的組織和訓練、紅軍的給養和經濟問題、紅軍的當前行動等問題，并強調了加強黨對紅軍領導的問題。

這封指示信在10月20日由陳毅送達紅四軍前委。12月底，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古田會議）召開。根據中央9月來信的精神，紅四軍不僅勝利地渡過了危機，并且進一步解決了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如何建成無產階級的新型人民軍隊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在這一過程中，周恩來主持起草的中央九月來信對統一紅四軍黨內的思想、開好古田會議是起到了巨大作用的。

在周恩來主持中央軍事工作的這一年多時間里，即六大后到立三路線前，他籌劃和主持建立了紅軍、蘇區與中央的聯系交通網；開辦了軍事訓練班，訓練和派遣一批批骨干支援各個蘇區和紅軍或從事兵運工作；總結和交流各革命根據地武裝斗爭的經驗。指導紅軍的斗爭和建設。紅軍和根據地有了很大發展，并在周恩來主持下建立了統一的紅軍戰斗序列。到1930年3日，紅軍已有第一軍到第十三軍共13個軍，62730人，28982支槍，建立了湘贛、贛南、左右江等15塊農村革命根據地。

1930年9月30日，在六屆三中全會結束后，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他在會上作了《目前紅軍的中心任務及其幾個根本問題》的報告和結論。提出“今天來討論紅軍，根本任務就是要解決如何使紅軍成為工農民主專政的主要力量的問題”。要求密切紅軍中上下級之間的同志關系，廢除“官”與“兵”的稱呼，“一律用“紅色指揮員”、“紅色戰斗員＇來代替”。游擊隊和游擊戰術絕對不能取消，但要有現代化戰術的充分準備，并建立集中指揮，建立總司令部。

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召開，周恩來當選政治局委員，并在隨后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當選為中央常委。30日，中央又決定周恩來兼任中央軍委書記，負責紅軍和蘇區的指導工作。

1931年3月2日，也就是蔣介石發動第二次“圍剿”前將近一個月，周恩來主持起草了中央給一、三集團軍總前委等的信。信中根據中央掌握的諜報材料，通報了第二次“圍剿”的幾個特點。周恩來在發信前，又添寫了重要的一段：“在戰略上，當敵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時候，我們必須利用優勢擊潰敵人的主力。當著敵人大舉包圍，我們必須利用敵人的弱點，擊潰敵人的一方。如能誘敵深入，聚而殲滅他，這也是可采用的戰略。”這些戰略上的重要思想對根據地的反“圍剿”是有著一定的指導作用的。對于贛東北、湘鄂西、鄂豫皖等根據地紅軍的軍事行動，周恩來也給予了許多具體指示。

贛東北根據地在方志敏等領導下蓬勃發展，打破了敵人的第一次“圍剿”，正準備對付第二次“圍剿”。周恩來在2月19日起草的《給贛東北特委的指示信》中，要求面對著優勢敵人的紅軍，在農民游擊戰爭的配合下，用各種方法“來疲敝與渙散敵人的戰斗力，在適當的力量對比上，擊破敵人的一方，給敵人以各個擊破，這樣來沖破敵人的“圍剿”＇。

賀龍領導下的湘鄂西根據地，在敵人的“圍剿”下，喪失了大片土地，形勢嚴峻。周恩來在3月10日起草的《給湘鄂西特委信》中，批評了那種“只憑脫離群眾的單純的軍事行動企圖取得大城市及至最大城市”的錯誤觀念，要求他們樹立“鞏固蘇區、建立根據地與改造紅軍的根本認識”。“在湘鄂西要特別注意的是發動群眾的游擊戰爭”。“要能在配合群眾的斗爭、利用敵人的弱點的條件下，擊破這一線敵人的一方”，“各個擊破敵人”。“只有使紅軍真正成為接近群眾、發動群眾的階級軍隊，使紅軍真正成為實現土地政權、保衛蘇維埃政權的軍隊，則紅軍才能得到廣大群眾堅固的擁護。”

關于鄂豫皖根據地的斗爭，周恩來強調鄂豫皖特區必須在鞏固的基礎之上再向外發展，擴大蘇區，并用“可以與次要的敵人結暫時軍事聯盟，打擊主要的敵人”。

從1930年冬至1932年春，各革命根據地軍民不畏強敵，團結奮斗，在大約一年半的戰斗中，不僅重創了敵人，更發展了自己，農村根據地得到鞏固和擴大，這一切都與周恩來的工作是分不開的。

1931年周恩來到達瑞金，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同毛澤東、朱德等對紅軍進行了改編和訓練，在第四次反“圍剿”中靈活機動，沉著冷靜，同朱德一起領導紅軍取得了反“圍剿”的勝利。

1931年12月底，周恩來抵達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中心一天瑞金，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此時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已取得了巨大的發展。不僅粉碎了敵人的第三次“圍剿”，還爭取了1.7萬名敵人在寧都起義，這兩個勝利使得中央蘇區迅速擴大，贛南和閩西這兩個革命根據地已連成一片，土地革命進行得紅紅火火，紅軍也得到發展壯大。不過，當時中央蘇區形勢盡管較好，但問題仍然很多，最重要的仍是軍事問題。

當時，由博古負責的臨時中央推行的是一條比李立三更“左”的錯誤路線，一味要求紅軍攻打中心城市。1932年1月9日，臨時中央就要求工農紅軍將“各蘇區聯系成整個一片的蘇區，并以占取南昌、撫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來結合目前分散的蘇維埃根據地，開始湘鄂贛各省的首先勝利”。

周恩來在同毛澤東交換意見后，根據對實際情況的估計，致電臨時中央，表示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難，臨時中央復電表示至少要在撫州、吉安、贛州中選擇一個城市攻打，毛澤東對此仍不同意。周恩來和蘇區中央局多數領導人則認為贛州是可以打下來的，2月3日，圍攻贛州的戰役打響。由于對敵情判斷有誤，守敵有1.8萬余人，是原來估計的一倍，而攻城的紅軍才1.4萬余人。加上贛州又易守難攻，在戰斗了33天后，紅軍撤出戰斗，戰役失敗。

在隨后的漳州戰役中，周恩來坐鎮長汀，組織兵力，籌集給養，保障了前線需要，為攻克漳州作出了重要貢獻。

8月初，紅一方面軍和蘇區中央局在興國附近的竹壩分別召開會議。這兩個會議決定：一、紅軍主力北上消滅樂安、宜黃、永豐之敵；二、對紅軍進行整編。同時也決定在前方組織軍事最高會議，由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組成，以周恩來為主席，負責處理前方的行動方針和作戰計劃。

在取得樂安、宜黃戰役的勝利后，紅軍本想乘勝攻取南城。8月24日，周恩來隨軍抵達南城近郊。發現敵軍已準備充分，加之工事堅固，紅軍主動撤至東韶、洛口一帶休整，尋找戰機。

但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在“左”傾思想的指導下頑固地要求紅一方面軍繼續北上，威脅南昌。于是，以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為一方，以前線的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為另一方，雙方在作戰方針上形成了尖銳的對立。

紅軍時期的周恩來。

在隨后的幾個月中，雙方以電報的方式對作戰方針繼續進行爭論。周、毛、朱、王繼續堅持應機動靈活，抓住敵人弱點，以求各個擊破。臨時中央、蘇區中央局仍堅持要一方面軍與鄂豫皖、湘鄂西紅軍相呼應，與正面敵人作戰。矛盾在這樣的爭論中沒有調和反而更加尖銳，直接的后果就是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在1932年10月上旬召開，史稱寧都會議。

在這次會議上，與會的大多數人批評前方軍事領導人“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澤東表現最多”。他們要求把毛澤東召回后方負責政府工作，前方由周恩來負總責。周恩來在口頭上承認了前方軍事領導人的錯誤，但并不同意把毛澤東召回后方，他說：“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于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貢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但由于中央局對毛澤東的不信任，毛澤東還是回到了后方。10月26日，臨時中央宣布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

寧都會議后，朱德、周恩來隨軍從廣昌出發，赴前線指揮作戰。在短時期內，他們連克7城，擴大蘇區地域數百里，建立了閩贛省，并使閎北和閩西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

1932年12月30日，國民黨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何應欽下達了對中央蘇區進行第四次“圍剿”的計劃。在這次“圍剿”中，國民黨共出動了50萬人的兵力，分三路進犯蘇區，企圖一舉殲滅我約4萬人的紅軍主力部隊。

對這次反“圍剿”作戰，周恩來和朱德仍然堅持毛澤東在前三次反“圍剿”中運用的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方針。但此時紅一方面軍尚在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的錯誤命令下，攻打敵人重兵設防的城市南豐。周恩來數次電請中央改變這一決定，但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寸步不讓，并且命令周恩來等“立即討論并電告執行的具體部署”。

1933年2月7日，周恩來不得不向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提出攻擊南豐的軍事部署。但他聲明：“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敵情地形有變尚須活用。”如強襲不成，“便須轉移地區，攻宜黃、樂安調動敵人，于山地運動戰中解決。”同一天，周恩來再次電請蘇區中央局對此行動加以考慮，但蘇區中央局和臨時中央執意不理。周恩來、朱德只好在12日對南豐發起全線進攻。對于紅軍的強攻，敵中路軍總指揮陳誠一面命令守軍據城堅守，一面急調3個縱隊增援，三路包夾，企圖將紅軍主力合圍于南豐城下，一舉殲滅。

在此千鈞一發的時刻，周恩來、朱德當機立斷，不待請示蘇區中央局和臨時中央，立刻改變原有軍事部署。13日晚，周恩來致電蘇區中央局并轉臨時中央，說明南豐工事險要，我軍強攻未克，傷亡較大，而敵援軍將至。因而“我們遂改強襲南豐為佯攻，決心先消滅增援隊”。從14日起，他們留下少量部隊繼續佯攻，并以一部兵力偽裝主力，向東面的黎川方向轉移，將敵第二、第三兩個縱隊向這一方向吸引，而將主力秘密撤至南豐西南的東韶、洛口、吳村地區隱蔽集結，待機殲敵，這一決策徹底地改變了整個戰局的發展。

2月27日拂曉，敵軍由于受紅軍佯動的迷惑，加上高山大霧和群眾封鎖消息，始終沒有察覺紅軍主力所在，放心大膽東進。下午，敵軍兩個師進至黃陂圩、登仙橋附近地區時，周恩來等指揮我軍主力出其不意發起猛攻。經過兩天激戰，幾乎全殲這兩個師，敵師長李明、陳時驥都成了俘虜，紅軍取得了第一回合的重大勝利。

敵遭到打擊以后，將原來三路分進的戰斗隊形改為兩個縱隊前后重疊配置，實施中間突擊。周恩來這次又以一個軍吸引敵前縱隊冒然突進，使敵前后兩縱隊距離拉大。敵人不知是計，再次落入圈套。3月21日，當敵前縱隊已到達甘竹，后縱隊尚在草臺崗，相距達數十公里之時，早已埋伏在此的紅軍，突然向敵猛攻，經過一天白刃相接的肉搏戰，殲敵一個多師，殘敵則狼狽逃回宜黃地區，已進至前方的三個師則倉皇逃回臨川，紅軍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巨大勝利。

在這次反“圍剿”中，周恩來、朱德首次創造了大規模的大兵團伏擊殲滅戰的寶貴經驗，他們根據敵情的變化靈活用兵，用佯攻或偽裝主力轉移來迷惑并調動敵人，將大兵團兵力秘密集結，選擇有利時機與地形，出其不意攻其一部，以迅速殲敵，這種大兵團伏擊殲滅戰的勝利，是紅軍不曾有過的。

1933年5月，周恩來被任命為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繼續在前方指揮作戰。但隨著9月份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李德抵達中央蘇區，他就一個人獨攬了軍事大權。這樣，周恩來雖在前線，但對重大軍事行動已喪失了指揮權，只能提出建議，而這些建議往往又不被采納。如周恩來主張支持李濟深、陳銘樞的福建省人民政府，但未被采納。1934年1月4日，周恩來等從前方返回瑞金，2月3日，他被任命為中革軍委副主席，這以后，他對前線部隊的指揮權實際上被剝奪。

在中央蘇區這兩年多的時間中，周恩來先后擔任過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他一直強調紅軍的正規化和高度集中化，并且對作戰方針和紅軍建設方面提出了許多重要意見。

周恩來對集中優勢兵力的原則作了解釋：“我們要用少數的兵力放在次等方向，去抓住多數的敵軍，以便抽出多數的兵力，在主要的突擊方向，有把握地去消滅敵軍。”

周恩來十分重視紅軍中的政治工作，在出席1934年2月的紅軍第一次全國政治工作會議時，他指出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對加強紅軍政治思想建設起了重要的作用。

周恩來還要求紅軍嚴格遵守紀律，“讓群眾認識真正是他們自己的軍隊”。他還對方面軍進行了集中的訓練和改編，以提高其戰斗力。他對各蘇區的電臺工作也很重視，要求重視電臺工作人員，以保證聯系的通暢，加強紅軍的統一指揮。

周恩來重新掌握部隊的實際指揮權，開始實行戰略性轉移。歷經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中國革命實現了偉大的轉折。

由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1934年10月，紅軍不得不走上漫長的長征路。1934年春，中央就有了轉移的思想，隨著反“圍剿”的失利，這一思想成為現實。為了準備出發，中央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這個三人團主要負責轉移的軍事方面的準備，總共開過兩次會。實際工作中，政治上由博古作主，軍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來作為三人團的一員只是督促軍事準備計劃的實行，并不能參與決定所有的事情，事情的決定權在博古和李德手中。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從瑞金出發，率領紅軍主力及后方機關共8.6萬余人開始長征。長征開始后，李德、博古由冒險主義、保守主義一變而為逃跑主義，繼續使紅軍遭受重大損失。

當時擺在紅軍前面的有四道封鎖線，面對敵人的重重圍堵，李德、博古“只是命令部隊硬攻硬打，企圖奪路突圍，把希望寄托在與二、六軍團會合上。”廣大紅軍指戰員“在廣西會縣以南湘江東岸同敵人激戰達一星期，竟使用大軍作甬道式的兩側掩護，雖然突破了敵人第四道封鎖線”，但湘江一役“是離開中央根據地打得最激烈也是受損失最大的一仗。這時，紅軍由江西出發時的8.6萬余人，經過一路上的各種減員，過了湘江，已不足4萬人。”在湘江戰役中，周恩來一直堅持在湘江東岸的渡口，指揮部隊搶渡，他焦急地詢問毛澤東渡江沒有，當他看到毛澤東大步走來時，立刻迎上去，請他迅速渡江。毛澤東說：咱們一起過江。周恩來說：你先過，我還要在后面交代任務。

渡過湘江后，紅軍終于跳出了敵人的重圍，但其處境仍然相當危險。蔣介石已經看清了紅軍的戰略意圖，在通往湘鄂西的通路上布下了重兵，設下了一個口袋，企圖在這里圍殲紅軍的主力。如果仍按照原定的行軍計劃，紅軍前往湘鄂西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話，那無異于帶領中央紅軍全部主力往敵人預先張好的口袋里鉆，后果將不堪設想。

在這一關鍵時刻，博古、李德因為軍事的失利，既感到責任重大，又一籌莫展，痛心疾首，而廣大紅軍指戰員則對前途充滿了迷茫，不知這種打敗仗的日子還會持續多久，可以說，當時整個紅軍處在一種彷徨的境地。面對這支處于不利境地而全軍上下又情緒低落的部隊，當時能處理一切問題的領導核心和最高權力機構“三人團”中，只有周恩來一人在積極工作，維持局面，擔負起了部隊的實際指揮。

1934年12月12日，在中央紅軍攻占湖南通道縣后，中央軍委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周恩來在會上支持毛澤東提出的放棄和二、六軍團會合，西進貴州的建議，雖然會上多數人贊同毛澤東的建議，“但仍然未能說服李德等人”。所以中央軍委未作出正式決定，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仍未放棄，但是，行動的路線已經變化，會議決定了紅軍向貴州前進，相機進占黎平。這是一個重點轉折的開始。

1934年12月15日，紅軍攻克黎平。17、18日，周恩來在此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這是一次討論紅軍今后戰略方向的會議。周恩來在會上對李德“發脾氣了”，說李德很主觀，堅持死打硬拼，什么人的話都聽不進。李德主張折入黔東，這也要陷入蔣介石的羅網。毛澤東主張到川黔邊建立川黔根據地。周恩來采納了毛澤東的意見，決定循紅二方面軍原路西進渡烏江北上。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在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這一決定是紅軍戰略轉變的開始，避免了紅軍覆滅的危險，并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這一次會議也是周恩來與李德等人決裂的開始，表現為他在軍事上已不再聽從李德的瞎指揮，而是開始接受毛澤東的意見。他這時對毛澤東的支持，對重新確立毛澤東對黨和紅軍的領導關系極大。

黎平會議后，紅軍迅速前進到甕安縣猴場，準備渡烏江向遵義進發，但此時博古、李德竟提出不過烏江，而要求部隊回頭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場召開會議。會上，周恩來與大多數與會者一致批評了博古、李德的錯誤軍事主張，重申黎平會議的決定，提出了渡過烏江后的行動方針。還決定“關于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這就從組織上改變了李德一個人獨掌軍權的情況，也意味著“處理一切”的“三人團”已名存實亡，猴場會議標志著周恩來與李德等人的徹底決裂。

1月7日，紅軍占領遵義。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召開了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轉折性意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是王稼祥同毛澤東商議后由他出面提議，并得到洛甫、周恩來、朱德等支持而召開的。周恩來是這次會議的籌備者和組織者，他不僅從思想、組織等大的方面認真安排，連具體的事務也親自過問，表明了他對這次會議的重視與關注。

在會上，博古作了主報告，周恩來作了副報告，兩人都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作了分析。周恩來與博古將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推諉為客觀上敵人的強大不同，他從主觀上作了檢查，他指出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并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自我批評，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周恩來的自我批評給予了毛澤東的發言以有力地支持，也對李德與博古產生了分化作用，促使了“三人團”的解體。李德是“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于他的批評”，博古卻受到周恩來這種態度的一定影響，不得不承認在個別戰略和戰術決策上有錯誤。

在博古與周恩來的報告后，張聞天根據他和毛澤東、王稼祥共同草擬的提綱作反對“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毛澤東也作了長篇發言。周恩來在此后再次發言，他批評了李德、博古的錯誤，表示完全同意毛、洛、王提出的提綱和意見，并全力推舉由毛澤東來領導紅軍今后的行動，這一倡議得到與會多數人的贊同和支持。雖然在當時最重要的軍事領導上仍確定以周恩來為首，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但此后的軍事行動，周恩來卻處處尊重毛澤東的意見。可以說，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確立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是和周恩來分不開的。在會議結束后，為了更好地指揮作戰，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軍事小組”，負責指揮紅軍行動。

在從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這一中國革命轉折點的全過程中，每一環節都與周恩來的努力是分不開的。這一過程，也是周恩來從在思想上與毛澤東趨于一致到對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線理解加深和主動接受的過程，也是兩人開始更好合作的過程。

遵義會議后，紅軍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指揮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擺脫了數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中關鍵性的勝利。1935年6月，中國工農紅軍一、四方面軍在長征途中會師。在26日舉行的兩河口會議上，周恩來首先作報告，闡述了在松潘、理縣、茂州一帶不利于建立根據地，必須北上到川陜甘去的理由，指出要實現這一戰略方針，部隊一定得高度機動，意志必須得堅決統一。

在毛澤東、張國燾、朱德等相繼發言后，周恩來作了結論，指出紅軍要轉入反攻，建立根據地，赤化川甘陜。會議一致通過了《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戰略方針的決定》，批評了張國燾向川康邊退卻的錯誤主張，確定了“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創造川陜甘蘇區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周恩來的報告和會議決定為實現我黨我軍北上抗日和領導全國抗日運動的偉大戰略目標奠定了基礎。

6月29日，中央為團結張國燾共同執行中央北上的戰略方針，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張國燾任軍委副主席，但張國燾自恃兵力雄厚，對此仍不滿意，提出要解決“組織問題”，并通過陳昌浩提出由他任軍委主席，并要有“獨斷決行”的權力，為顧全大局，周恩來提出把他擔任的紅軍總政委一職讓給張國燾。于是在7月18日的蘆花政治局會議上，決定由張國燾任紅軍總政委并為中革軍委的總負責者，周恩來調中央常委工作，但在張未熟悉工作前，暫由周幫助。這樣，既照顧了張國燾的要求，軍權又沒讓他全抓去，同時這也說明了周恩來的大度，為了黨的利益不計較個人得失。

張國燾在其欲望未得到全部滿足后，實行拖延戰術，殆誤戰機，松潘戰役的部署也不得不放棄。在隨后的兩個月中，張國燾對中央作出的正確決定都持反對意見，一心南下，并在9月9日電令陳昌浩，提出“徹底開展黨內斗爭”，企圖分裂和危害中央。中央得到葉劍英密報后，周恩來與毛澤東、張聞天、博古、王稼祥緊急磋商，確定中共中央和紅一、紅三軍立即北上，周恩來率后梯隊殿后。9月12日，政治局在俄界召開會議，作出了《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并決定以彭德懷、林彪、毛澤東、王稼祥、周恩來為“五人團”，負責處理一切重大軍事行動。

會后，紅軍一舉突破臘子口天險，10月19日，抵達陜甘根據地的吳起鎮，紅一方面軍的戰略大轉移宣告結束。在這場二萬五千里的長征中，周恩來憑借長期革命斗爭的豐富經驗，清醒的頭腦，以及在黨內的威望和影響，為長征的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三、最高統帥部的好參謀長

周恩來積極爭取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實現了國共合作，一致抗日。從1937年與國民黨談判到幫助閻錫山進行山西抗戰，從1938年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到1943年重回延安，周恩來一直與國民黨打交道。

在陜甘根據地的局面初步穩定下來后，中共中央就在1935年12月在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所闡述的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策略，既說明在抗日前提下，有必要和有可能與民族資產階級以至地主買辦階級中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統一戰線，也著重說明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能夠和必須掌握領導權。會議上，黨決定成立東北軍工作委員會，以周恩來為書記。瓦窯堡會議后，中共中央進一步加強了對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盡可能地向國民黨上層領導人和軍隊將領宣傳黨的抗日主張，開展爭取同盟者的工作。

共產黨與國民黨軍隊將領的接觸是從東北軍開始的。通過先期的聯系與接觸后，周恩來于1936年4月9日在延安城內一座教堂中與張學良會談。張學良接受中國共產黨關于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張，并提出爭取蔣介石抗日的意見。雙方還商定了紅軍與東北軍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項。中共中央委派劉鼎作為中共駐東北軍代表，在西安進行工作，并由周恩來統一主持對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統一戰線工作。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突然爆發，這次事變是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為了促使蔣介石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實行抗日救國而發動的。中國共產黨在事變前并未聽聞這件事。事變一發生，張學良立刻致電中共中央，希望聽取中國共產黨的意見。當天深夜，毛澤東、周恩來復電張學良：“恩來擬來兄處，協商大計。”17日晚，周恩來乘坐張學良的專機抵達西安。當晚，周恩來與張學良一直談話到深夜。張學良的主張是，只要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應該放蔣，并擁護他做全國抗日的領袖。周恩來對張學良的看法明確表示同意，并向他分析了對蔣介石的不同處置方法可能導致兩種截然不同的前途：如果說服蔣介石抗日，就能爭取一個好的前途；如果殺了蔣介石，可能合使中國的前途更壞，周恩來提出這樣明確的意見，加強了張學良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決心。

周恩來與張學良見面當天就一起商定了五項條件，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18日，周恩來拜會了楊虎城。在楊虎城對蔣介石能否抗日心存疑慮的情況下，周恩來進行了解釋，兩人就這一問題也達成了一致。

周恩來除了與張學良和楊虎城會談之外，對于東北軍、十七路軍其他高級將領、中下級軍官以及社會各界人士中一些有不同意見的朋友，周恩來也做了不少的工作，一一清除他們思想上的障礙，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創造條件。

南京方面在弄清張學良、楊虎城和共產黨并不想加害蔣介石，而希望和平解決此次事變的態度后，于22日正式派出談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齡等赴西安談判。23日，雙方開始正式談判。蔣方代表宋子文，西安方面張學良、楊虎城作為代表，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全權代表也參加談判。周恩來遵照中共中央12月21日的指示，在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商討并進行同南京方面談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經過兩天的談判，雙方達成了停止內戰、抗日救國的六項條件。12月24日晚，周恩來會見蔣介石，當面向蔣介石說明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政策，蔣介石表示同意談判議定的六項條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簽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擔保履行這些條件。

12月25日下午3點多鐘，張學良在連周恩來也沒有通知的情況下，秘密陪同蔣介石夫婦及宋子文等趕赴機場，并親自陪同蔣介石坐飛機離開西安抵洛陽。當周恩來得到消息趕赴機場時，飛機已經起飛。周恩來后來曾說：“張漢卿就是看《連環套》那些舊戲中毒了，他不但擺隊送天霸，還要負荊請罪啊！”

26日，張學良陪蔣介石抵達南京，一到南京，蔣介石就扣留了張學良，消息一傳開，西安的整個形勢就變得動蕩不安了。東北軍一下子沒有了領袖，主張主和的元老派與激進的少壯派的矛盾日益加深。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一直同各方面廣泛接觸，宣傳一定要堅持和平，并多次與激進的少壯派談話，但少壯派一直不放棄以武力營救張學良的想法。當他們得知1月31日的最高級會議主張和平解決時，就認為是王以哲、何柱國等元老派破壞的結果。于是在2月2日上午一批少壯派軍人闖入王以哲住宅，槍殺了王以哲，內戰的危險重又出現。

在王以哲被害后1小時，周恩來即趕往他家吊唁，以實際行動解除了一些人對共產黨的誤會。接下來周恩來又把少壯派主要人物孫銘久、應德田、苗劍秋送到云陽紅軍駐地，再轉往平津，使得要替王以哲報仇的人失去了目標，從而避免了東北軍內部的一場自相殘殺。但不管周恩來如何努力，東北軍的裂痕已無法彌補，在“二二事件”后，東北軍人心渙散，更有高級將領發生分化，2月8日，中央軍和平進入西安。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結束了十年內戰，開始了國共合作的新時期。周恩來在這一事件中所表現出來的臨危不懼、沉著機智、力挽狂瀾，顯示了一個偉大政治家與戰略家的雄才大略。

從1937年2月開始，周恩來先后在西安、杭州、廬山和南京4地，同國民黨進行了5次談判，歷時7個月，談判的對手從最初的顧祝同一直到蔣介石本人。在歷經道道波折后，終于掃清重重障礙，推動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實現。

談判的最后成功是在1937年8月的國防會議上。8月10日，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飛抵南京，參加國防會議。在這次談判中，周恩來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與蔣介石達成了紅軍主力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長江南北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的協議。周恩來7月所起草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也于9月22日由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布。同時，蔣介石發表談話，在事實上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國共合作終于實現，全民族抗戰出現了新局面。周恩來負責的這5次談判，正確把握了局勢，恰當處理了兩黨關系中許多長期積存下來的復雜問題，為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實現掃清了道路。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開擴大會議。周恩來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9月初，周恩來前往山西，并在山西工作近3個月。

周恩來一到山西便向閻錫山分析抗戰形勢，說明日本軍國主義是可以打敗的，敵人會一天天弱下去，我們會一天天強大起來，鼓勵閻錫山堅持抗戰。

周恩來針對閻錫山搞的陣地防御戰，提議不要單純死守雁門關，而應主動出擊，實行側擊和伏·擊來破壞日軍的進攻計劃，閻錫山對此表示滿意。

1937年9月平型關一役，是中國抗戰以來的第一次大勝利，作為中共中央代表的周恩來對平型關戰役的策劃和發動起到了重要作用。戰前，他和朱德同閻錫山研究平型關戰役的計劃，決定用運動戰來配合閻錫山所擬的平型關作戰計劃，結果證明這一計劃是很成功的。

平型關戰役后，山西戰局重心轉到了忻口會戰上。在會戰前，周恩來多次向閻錫山、衛立煌等建議，不要一味側重于正面堵擊與陣地戰，而應加強側面部署和后方打擊，在運動中尋找戰機，但他的這些建議并沒有完全被采納。在接下來的忻口會戰中，國共兩黨軍隊配合較好，取得了一些小戰役的勝利，但仍不能扭轉整個會戰的失敗。10月31日，閻錫山下令放棄忻口。11月8日，太原失陷。周恩來一直到11月5日，他才和八路軍駐晉辦事處最后一批人員撤出太原。

在這期間，周恩來還對華北的敵后游擊戰的全面展開作出了重要貢獻。10月，他在原有游擊隊的基礎上，武裝民眾，組織游擊隊，后來他征得閻錫山同意又發槍四千支來武裝民眾開展游擊戰。10月25日，周恩來向中央提出了“必須發展綏遠游擊戰爭”的戰略性建議，中央旋即采納了這一建議太原失守后，臨汾成為山西抗戰的政治中心。11月16日，周恩來在臨汾發表《目前抗戰危機與堅持華北抗戰的任務》的著名講演，繼續強調發展華北游擊戰爭的意義，強調以游擊戰爭為主體，堅持華北的持久抗戰，影響和推動全國抗戰的開展。在此之后，八路軍在華北敵后的游擊戰爭猛烈地發展起來了，周恩來在后來同劉少奇一起提出迅速擴大人民軍隊的主張。

11月25日，周恩來和彭德懷回延安參加十二月會議。會后，他赴武漢去領導長江局的工作和與國民黨談判。作為長江局副書記，周恩來主要負責統一戰線方面的工作。1938年3月，經過中共中央同意，周恩來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他通過多種形式的宣傳活動向民眾宣傳抗日救國的精神和中國共產黨抗戰、團結、進步的主張，對動員全民族參加抗日戰爭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1938年8月28日，周恩來返回延安參加六屆六中全會，會上撤銷了長江局，設立南方局，周恩來為書記，10月1日周恩來沒等會議閉幕就趕回了武漢。10月7日至9日，周恩來在《新華日報》上發表《論目前抗戰形勢》的長篇文章，深刻闡述了毛澤東論持久戰的光輝思想。這篇文章后來還印成小冊子大量發行，使許多人從惶惑中看清前途，堅定了抗戰必勝的信念。10月25日，周恩來撤離武漢。

1939年2月23日，周恩來到達新四軍軍部安徽涇縣云嶺，向新四軍傳達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對新四軍今后的活動方針，周恩來反復研究后概括為三句話：“向北發展，向東作戰，鞏固現在陣地。”這一方針是符合新四軍實際情況的戰略方針，從而為皖南事變中的慘重損失埋下了根子。

1941年1月4日，皖南事變爆發。身在重慶的周恩來得知情況后立即向蔣介石、何應欽、白崇禧、顧祝同等分別提出抗議。周恩來在得知國民黨反誣新四軍“叛變”后，為《新華日報》寫下了“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題詞。這題詞一下揭穿了皖南事變的實質，表達了對國民黨頑固派最強烈的抗議，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影響。

1943年8月，周恩來回到延安。1945年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會上做了《論統一戰線》的報告。在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并繼續擔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抗戰勝利后，周恩來陪同毛澤東赴重慶談判，與國民黨達成了“雙十協定”，后又達成停戰協定。1946年6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11月周恩來回延安。1947年3月開始與毛澤東一道轉戰陜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國人民迎來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都在考慮中國的未來走向。中國共產黨力圖避免內戰，并且試圖通過和平的道路來建設一個新中國，并實現中國的社會政治改革，這也是經歷了八年抗戰的中國人民的普遍愿望。蔣介石則一心想著把中國領到他獨裁的道路上去。但抗戰剛結束，蔣介石立即發動內戰的時機還不成熟，其部隊的大部分還在大西南，無法迅速開赴華東、華北和東北；全國人民和美、蘇、英三國也不贊成內戰，因而蔣介石發動內戰就需要一段緩沖時間。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向延安連發三次電報，邀請毛澤東到重慶去共商國是。蔣介石的算盤是這樣打的：如果毛澤東不來，就可以宣傳是共產黨拒絕和平談判，把內戰的責任就推到共產黨身上；如果來了，就利用“和平談判”的幌子來派兵遣將，部署內戰。

8月28日，周恩來陪同毛澤東赴重慶談判。經過43天艱苦的談判，10月10日這天下午，《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簽署。盡管雙方并沒有就解決中共軍隊問題和解決解放區政權問題達成一致，但協定的作用是很明顯的。“第一個好處是采取平等的方式，雙方正式簽訂協定，這是歷史上未有過的。第二，有成議的六條，都是有益于人民的。”

10月11日，毛澤東飛返延安，周恩來留在重慶繼續談判。1946年1月，國共兩黨達成停止軍事沖突的協議。1月10日，周恩來參加有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會上，關于軍事問題，周恩來主張政治民主化與軍隊國家化要同時實行，不能認為先有軍隊國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經過多次討論后，決定由周恩來、張治中、馬歇爾組成軍事三人小組以商定中共軍隊的整編辦法并進行整編，同時按照國民黨政府軍令部的計劃整編國民黨軍隊。

31日晚，政治協商會議閉幕，大會通過了政府組織案、和平建國綱領、軍事問題案等五項決議。政協會議的重要性表現在：在以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它成了許多人衡量是非的重要尺度，誰堅持政協路線，誰就深得人心；誰破壞政協決議，誰就不得人心。

2月25日下午，周恩來同張群、馬歇爾一起簽署了《關于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這就是通稱的“整軍方案”。按照這一方案，中共部隊在18個月內編成10個師，為國民黨部隊的1／5。對于整軍方案，周恩來后來指出“在整軍方案中，我們在軍事上取得了與蔣軍的平等地位。抗戰八年，蔣以他的統帥地位來壓我們，但在談判過程中，馬歇爾來后，為了討好我們，在地位上也不得不承認我們與蔣軍的平等地位。結果蔣成了一方面的統帥，而不是另一方面的統帥”。在整軍方案簽字后，在全國范圍內，內戰的炮火確實停息了一段時間。

由于國民黨政府宣布還都南京，國共談判的中心也從重慶轉移到了南京。5月3日，周恩來、鄧穎超、陸定一、廖承志等飛抵南京。

5月22日，我東北民主聯軍撤出長春，23日，國民黨軍隊進占長春。在強占長春后，國民黨在談判中提出種種苛求，企圖壓迫共產黨屈服，或是造成分裂，而把內戰的責任推給共產黨，周恩來對于國民黨的無理要求進行了堅決的反擊。但蔣介石的要求越來越苛刻，并在東北和中原挑起戰事，國共和談已無法再繼續進行下去。6月，蔣介石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發動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這次全面進攻首先是在中原解放區打響的，蔣介石其實早就想發動全面內戰，只是一直在苦等時機。

在1946年初，蔣介石就開始部署“圍殲”我中原解放區。4月間，“圍殲”部署基本就緒，包圍我中原解放區的兵力達到30萬人。4月底，國民黨決定5月4日至9日向中原解放區發起總攻。周恩來獲悉確切情報后，當即在重慶向國民黨代表徐永昌提出質問和抗議，并且公開予以揭露和譴責。5月3日，周恩來從重慶飛抵南京，再次強調“首先協議停止中原內戰，以免牽動全局，發展成為全國內戰。”

在周恩來的堅決要求下，5月8日，他與國民黨代表王天鳴、美方代表白魯德到達宣化店進行實地視察。白天，他與美蔣代表進行針鋒相對的激烈斗爭，晚上，他同李先念等人徹夜研究和部署突圍方案。他在了解了具體情況后，對我軍突圍的戰略行動、突圍時間、路線都作了具體部署。這時，蔣介石又計劃于7月1日發動總攻。6月26日，經中央批準，我中原部隊按照既定方案果斷地分路突圍。7月1日前，我軍主力全部跳出包圍圈，創造了以6萬人的兵力沖破敵人30萬大軍重圍的戰略大轉移奇跡。11月，周恩來回到延安。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集中34個旅23萬人，從南、西、北三面向陜甘寧邊區發動進攻。16日，中央軍委組成西北野戰兵團，兵力不過才2.6萬余人。為了拖住胡宗南的這支精銳部隊以減少其他解放區的壓力，中央在十倍于我的敵人面前，決定暫時撤離延安。撤離延安是有計劃、有秩序地進行的。周恩來對撤離疏散作了很周密的工作，他說道：“要不是有條延河，胡宗南連口水也休想喝上。”3月18日，周恩來和毛澤東等人離開了延安，踏上了轉戰陜北的征途。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清澗縣棗林溝召開會議，決定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留在陜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工作。

4月13日，中央機關來到王家灣，在這里待了57天。在這里，周恩來作為毛澤東的主要助手，協助他指揮著陜北戰場和全國戰場。在王家灣成立的一個軍事組，有五六個參謀主管作戰方面的工作，直接受周恩來指揮。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指揮下，全國各個戰場，都相繼取得了重大勝利。繼青化砭大捷后，西北野戰兵團在羊馬河又全殲胡宗南一個旅。5月4日，在蟠龍鎮，又全殲整編第一六七旅七千人，活捉旅長李昆崗。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三戰三捷，狠狠打擊了胡宗南的氣焰，大大鼓舞了西北人民的信心。

在山東戰場，華東野戰軍在孟良崮全殲國民黨王牌部隊整編第七十四師，擊斃師長張靈甫，迫使進犯軍全線潰退。

晉冀魯豫、晉察冀、東北等各個戰場也捷報頻傳。5月9日，周恩來為中央軍委起草致劉伯承、鄧小平并告陳毅、粟裕電，要求全黨全軍首先要面向蔣管區，把戰爭引向更遠的敵后，同時加強解放區土改后的生產、節約、支前，消滅黨內、政權內、軍隊內的無政府狀態和無紀律現象，這一電文是我軍轉為戰略反攻的思想動員。

在離開王家灣后，毛澤東、周恩來率領的中央縱隊經歷了轉戰陜北中最艱難的一段旅程，他們經常與敵軍咫尺相隔地周旋。危急時，甚至望得見敵人燒起的火堆，聽得見敵人騎兵的馬嘶，四個半連的中央警衛部隊抗擊著數萬敵軍的追蹤。

1947年6月17日，毛澤東、周恩來帶領中央縱隊在躲過了敵人的幾次追擊后，來到了靖邊小河村。7月21日至23日，中央軍委前委擴大會在此召開，總結解放戰爭第一年度的作戰情況，制定第二年度的作戰方針。

在會上，周恩來在第一年作戰總結（草案）中指出，我軍經第一年內線作戰，共殲敵120萬，已完成戰略防御任務，粉碎了敵人的戰略進攻。據此，解放戰爭第二年的作戰任務應是：舉行戰略反攻，將戰爭引向敵占區，這一戰略方針得到了與會同志的一致贊同。會后，他又根據會議討論情況，對總結進行了精心修改，最后經毛澤東審定后，正式下發各戰區執行。同時，他還協助毛澤東決定和部署了劉伯承和鄧小平、陳毅和粟裕、陳賡和謝富治三路大軍挺進中原，實施外線作戰的戰略決策。9月，“中央突破、兩翼牽制、三軍挺進、互為犄角”的戰略態勢，就在我軍的大舉反擊中開始形成了。

8月30日，中央決定由軍委副主席周恩來代理總參謀長工作。

1948年1月，周恩來在米脂縣楊家溝舉行的一月會議上，指出我們要“三五年消滅蔣介石，全國勝利”。“我們的辦法，是一點兩面戰術，大膽地派部隊從中間切斷敵人，另以主力包圍其突出之部予以殲滅。再者，敵人兵力一集結，其他地方就空了，我就可以收復地方，大搞土改。”2、3月間，西北戰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西北野戰軍遵照中央軍委關于轉入外線作戰的指示，在宜川戰役中殲滅胡宗南部3萬人，整個戰局得到扭轉。4月20日，西北野戰軍收復延安。

從1947年3月18日撤離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東渡黃河，中共中央轉戰陜北一年零五天。在這短短的一年中，中國人民解放軍從重點防御轉為全面進攻，戰局變化之迅速，大大出乎人們意料。料。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揮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戰爭”。

在西柏坡這一小小的村莊里，周恩來協助毛澤東指揮千軍萬馬戰斗在東北、華北和華東戰場上，為爭取解放戰爭的勝利建立了突出的功勛。

1948年4月23日，周恩來和任弼時等率領中央機關來到西柏坡，同原在這里的中央工作委員會會合。

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在城南莊召開書記處會議，決定先集中兵力盡可能多地殲敵主力于長江以北，然后再南渡長江，這一決策是以后淮海戰役設想的最初藍圖。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會議，周恩來在會上詳細報告了第三軍事計劃的要點。他說：要“把戰爭繼續引向國民黨統治區，”使戰爭負擔加在敵人身上。“應準備若干次決定性的大的會戰。”“今后仍力爭在運動中消滅敵人。但攻堅戰則可能增加。”“攻堅與野戰互相結合。攻堅敵必增援，造成野戰的機會。”他還強調了戰役的協同性和戰爭的計劃性。

對于人民解放軍的建設，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課題，“軍事組織逐漸走向正規化、集中化。”人民解放軍要“統一建制”。今后部隊不得擅自增編，番號要全國統一排列起來，還必須建立若干正規制度。要朝建立特種部隊的方向努力，特別是要建立炮兵，同時還要建立地方武裝，精簡后方機關。這一系列的論斷，為解放軍后來的正規化建設奠定了基礎。11月，他為中央軍委制定了《關于統一全軍組織及部隊番號的規定》，規定全軍進行整編，實行統一的編制和番號，以適應戰爭的發展，使我軍向正規化方向大大前進了一步。

在此前后，他還為中央起草指示和批準建立中國人民解放軍各特種兵部隊，為把我軍建設成為強大的現代化革命軍隊，作出了開創性的努力。他還主持了人民解放軍軍旗、軍徽的制定工作，后來以中央軍委命令予以頒布。

九月政治局會議后，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便相繼發動了。在三大戰役中，毛澤東是主要的決策者，周恩來是毛澤東的主要助手，并具體組織實施。

遼沈戰役中，林彪對打錦州產生了動搖。10月2日，周恩來代表周恩來簽署作戰命令。中央軍委致電林彪、羅榮桓，“你們應靠自己的力量對付津榆段可能增加或山海關北援之敵，而關鍵則是迅速攻克錦州，望努力爭取十天內外打下該城。”15日，錦州解放。

遼沈戰役將近尾聲時，蔣介石組織了一支快速部隊，準備突襲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所在地石家莊地區。10月24日，敵軍由涿縣南犯，這一緊急情況立即為我方地下工作者獲悉，華北局城工部馬上報告中央。當時我解放區腹心空虛，周恩來即與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聯系，緊急命令軍區所屬三縱、七縱以最快速度，日夜兼程，趕到保定、石家莊沿線布防，正面阻擊敵人，同時又部署保石沿線十幾個縣的地方武裝做好一切準備，破壞敵人各交通要點以阻襲敵人。由于周恩來及時而又周密的布置，我軍在地方武裝和民兵的配合下迅速粉碎了敵人的偷襲陰謀，保障了我統帥部的安全。

在平津戰役前夕，為了早日奪取太原并使傅作義集團抑留于平津地區，11月9日周恩來電令華北第二兵團準備由曲陽西進，協同華北第一兵團爭取于12月15日前攻克太原，然后北返，會同入關的東北野戰軍奪取平津。同時命令第三兵團停止執行攻打歸綏（呼和浩特）的計劃，以免傅作義部西退。這一系列指示，對抑留傅軍主力于平津地區，從而取得平津戰役的勝利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三大戰役我軍共殲敵155萬人，國民黨的精銳部隊基本消滅，長江中下游以北的廣大地區得到解放。在三大戰役中，周恩來除了協助毛澤東作戰外，還承擔了人民解放軍的后勤供應的組織領導。他從兵員補充到武器彈藥的生產和配備，從財政經費到物資供給，逐一作出細致的安排，在實踐中逐步健全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后勤供應體系。

在解放戰爭期間，周恩來長期以來一手建立的軍事統一戰線對戰局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擁有兵權的原西北軍將領中，除去馮治安、劉汝明、孫連仲諸人外，幾乎都走上了起義或投誠的道路。1948年9月的濟南戰役中，經我方人員反復爭取，敵軍吳化文部約3萬人陣前起義，大大加快了濟南戰役的進程。淮海戰役中，我軍地下黨員何基灃、張克俠率部起義，為我軍迅速切斷黃百韜兵團退路創造了極有利的條件。這些陣前起義的“飛將軍”都是周恩來和董必武在龍潭虎穴中埋下的一支奇兵，為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這一時期，周恩來的軍事理論貢獻主要表現在他于1948年春寫的《軍事原則》的提綱之中。在這篇文章中，他對毛澤東提出的著名的“十大軍事原則”作了深入淺出、簡潔透徹的概括，指出了各條原則的基本精神。第一條是“避強就弱”；第二條是“先面后點”；第三條是“殲敵為主，略地次之”；第四條是“一點兩面的包圍戰，殲滅性打擊。劣勢中的優勢，轉入全體優勢”；第五條是“無準備、無把握不打”；第六條是“勇敢犧牲，不怕疲勞”；第七條是“運動戰與陣地戰”；第八條是“區別攻城戰的各種情況”；第九條是“主要補充在前線”；第十條是“間隙休整不要長”。

他同時指出，人民解放軍打敗蔣介石的重要方法，除了毛澤東的十大軍事原則，還應增加正規戰與游擊戰相結合、內線與外線配合、節省人力、物力及彈藥等五原則。此外，周恩來還預測了敵人可能采取的十個方面的對策。這篇提綱在隨后的戰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解放戰爭時期，周恩來在和平談判、統一戰線、策反、戰略方針的制定與戰役計劃的實施等多個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為新中國的成立所做的貢獻將永載史冊。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曾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為了國家的安全，為改善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發展國防尖端科技事業，建立現代化的人民軍隊，嘔心瀝血，功勛卓著。

新中國建立初期，作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的周恩來主持著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戰爭爆發初，周恩來便預計到朝鮮戰爭將是一場持久復雜的戰爭，7月7日，周恩來以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身份召開軍委討論保衛國防會議。當時，中國東北地區只有第四十二軍在北滿從事生產建設，兵力十分空虛，應付突發性事件的能力有限。因此，這次會議著重研究如何采取果斷有力的措施，迅速加強東北邊防。朱德、林彪、聶榮臻、羅榮桓、譚政、蕭勁光、蕭華、滕代遠、李克農、楊立三等都參加了會議。會上，周恩來傳達了中共中央、毛澤東關于成立東北邊防軍的決定，初步商定了邊防軍所轄部隊、人數、指揮機構、人選、部署調整、車運計劃、后勤保障、集結時間等。

7月10日又舉行了第二次會議，正式通過《關于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草案）。毛澤東批示照準。《決定》的主要內容是將作為軍委戰略預備隊的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軍、原在北滿的第四十二軍、炮兵、工兵、騎兵等特種部隊若干師、團也分別開往邊防地區組成東北邊防軍，以粟裕為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以第五十兵團部為基礎，組成新的兵團部，統轄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軍，以鄧華為司令員，賴傳珠為政治委員。《決定》還對后勤保障等作出了詳細規定。這次調動涉及的范圍較大，動用的兵力很多，其目的是能夠應付突發性事件，做到有備無患。

8月26日，周恩來召開檢查和討論東北邊防軍準備工作的會議，參加的有朱德、林彪、聶榮臻、羅榮桓、蕭勁光、蕭華、楊立三等21人。周恩來在報告中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指出朝鮮已成為目前世界斗爭的焦點，至少是東方斗爭的焦點。指出，對朝鮮戰爭要有足夠的準備，可能會長期化，但也要看到美國的弱點，只要我們做好準備就能戰勝敵人，部隊也要有長遠規劃。

對東北邊防軍，周恩來要求他們主要做好兩項準備工作：一項是訓練，一項是補充。9月3日，周恩來寫信給毛澤東、劉少奇，向他們報告了近日擬定的《關于加強邊防軍的計劃》。《計劃》中準備將東北邊防軍兵力逐漸增加到11個軍36個師，分為第一、二、三線部隊，連同特種兵部隊、后勤部隊共約70萬兵力。《計劃》還對兵員補充、步兵師武器調整、彈藥補充、炮兵增強、戰車組織、空軍、后方勤務等項事宜作出詳細的部署。毛澤東當天指示：“同意。”

9月15日，美軍在仁川登陸，朝鮮戰局急劇變化，并開始威脅到中國安全。在這種形勢下，周恩來在9月30日嚴正指出：“中國人民熱愛和平，但是為了保衛和平，從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戰爭。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3日，周恩來通過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轉告美國政府，美軍不能越過“三八線”，否則中國不能坐視不顧。但美國軍政首腦對來自中國的信息和警告，聽而不聞，不屑一顧。10月7日，美軍越過“三八線”北進。10月6日，周恩來在中南海居仁堂軍委作戰室主持會議，到會的有朱德、陳云、彭德懷、林彪、高崗、聶榮臻、楊尚昆等人。周恩來在會上傳達了中央政治局關于出兵朝鮮的決定，然后就出兵的準備事項、出兵后美國可能同我國進入戰爭狀態、臺灣國民黨軍隊的動作和我們的對策措施等，作了討論和部署。

10月8日，周恩來赴蘇聯與斯大林會談，向蘇聯陳述中國出兵的決策，并商請蘇聯出動空軍支援和供應武器。在會談后，斯大林答應以貸款方式向中國供應武器，還要計利息。盡管如此，但蘇聯提供的武器對志愿軍作戰還是起到了不少作用。

在志愿軍入朝作戰后，周恩來從志愿軍的編組、裝備、兵員補充，一直到軍工生產、交通運輸和后勤保障以及作戰指揮等等，全都親自過向，親自組織，夜以繼日，整個戰爭的組織工作一直進行得有條不紊。

1951年7月，美國被迫同意停戰談判。周恩來親自掌握戰局發展和談判的進行，采取邊打邊談，以打為主，以打促談的總得認判。同，終于在1953年7月27日達成了停戰協定。戰爭的勝利不僅保衛了全球，還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為新中國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

新中國建立后，周恩來同毛澤東、朱德等領導籌建了空軍、海軍和陸軍的技術兵種，實現了人民解放軍由單一兵種向諸軍兵種合成軍隊的戰略轉變。

1949年11月空軍正式組建。1950年4月，海軍組建。同年8月至1951年3月，炮兵、裝甲兵、防空兵和工程兵的領導機關也先后建立。在短時間內建立起這樣多的軍兵種及領導機關，確定體制編制以及人員、物資的調配，這樣的工作是極其繁重的。對于這一切，周恩來都親自過問，有時還參與具體組織實施，表明了周恩來對人民解放軍現代化、正規化的極度重視。

為實現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周恩來十分重視軍隊院校建設。1950年7月，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軍委會議，研究了軍隊學校的建設問題。會議決定全軍創辦一所綜合性的陸軍大學（后根據劉伯承的建議改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10月23日，劉伯承奉命入京主持軍事學院的籌建工作。在劉伯承到京后，周恩來3次接見他，明確指出軍事學院的辦校方針、課程安排、教學方法等。1951年1月，南京軍事學院正式成立。在全軍第一次院校會議后，根據周恩來主持制定的增建院校方案，到1957年，全軍院校逐步形成了具有初、中、高相銜接、諸軍兵種院校齊全完整的培訓軍官體系，對促進我軍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為了改善我軍的武器裝備，發展國防尖端事業，周恩來為此也傾盡心血。1951年初，周恩來就任中央兵工委員會主任，積極組織武器生產與研制工作，迅速建立起了中國自制陸軍武器彈藥及空海軍彈藥的基礎。1954年9月后，周恩來不再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但仍一如既往地關心人民解放軍現代化、正規化的建設。

1956年4月，周恩來召開專門會議，聽取錢學森關于在中國發展導彈技術的規劃設想，并親自牽頭負責籌備。在周恩來的關懷下，導彈研究設計院、核武器研究設計院、電子元件和器件研究設計院、航空研究設計院、艦船研究設計院以及其他武器裝備的研究設計機構相繼成立，從而大大推動了中國國防科研事業的發展。

1960年，針對蘇聯的背信棄義，周恩來又親自主持重新制定了中國從1963年至1972年科學技術發展的10年規劃，部署了原子彈、氫彈和人造衛星的研制。1962年周恩來又就任研究、試驗導彈和核武器的中央專門委員會的主任，直接領導了原子彈、氫彈和導彈的研制工作。1964年10月16日，中國自行研制的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周恩來在17日以國務院總理的名義鄭重聲明：“中國政府一貫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中國進行核試驗、發展核武器，是被迫而為的······中國政府鄭重宣布，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中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這一聲明，莊嚴地宣告了中國關于核武器問題的原則立場。

1964年10月16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劇組人員時高興地宣布：“今日北京時間十五時，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

正是由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國在發展國防尖端技術和改進常規武器技術方面取得了

炸成功了！”重大成就，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中國的國防安全，周恩來為此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縱觀周恩來半個多世紀的光輝歷程，他是中國共產黨內從事軍事工作最早、時間最長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是杰出的無產階級軍事家。他在創建人民軍隊、組織指揮歷次革命戰爭、領導中國的國防建設和軍隊建設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建立了不朽的功勛。周恩來在指導中國革命戰爭和人民軍隊建設中積累的豐富經驗和他的軍事著作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