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襄陽孕育了不少歷史文化名人,成為著名的文化古城,古人記載“襄陽城,本楚之下邑,檀溪帶其西,峴山亙其南,為楚國之北津也。楚有二津,謂從襄陽渡沔。自南陽界出方城關是也,通周、鄭、晉、衛之道;其東,則從漢津渡漢,經江夏出平皋關是也,通陳、蔡、齊、宋之道。”說的就是當年的襄陽城楚之北津,而東為楚之東津渡口,后來經歷史的演變,北津成為了繁華的襄陽城,而東津灣依然是一個小鎮,就是今天的東津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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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津灣路的一條老街上,當地熟悉這一帶的老人告訴我,在上世紀初,這里曾經誕辰過一名在當地傳為“神童”的人物,據他們的父輩介紹,此人幼年好學善思,9歲的寫詩作文,曾經提筆一氣呵成一篇700多字的文章而蜚聲遠近。此人便是出生在這里著名紅色特工、曾任張學良心腹,被老蔣下令殺害的著名革命烈士潘文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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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津老街上英雄的故事
潘文郁號文郁,化名潘東周,筆名問友、冬舟、東舟。1906年,潘文郁出生在東津灣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他年幼時被父母送去私塾讀書,好學善思,年僅九歲就天賦盡顯,提筆成文,被當地人夸贊為小天才。16歲那一年,潘文郁考入湖北省立第二師范學校。因學習刻苦,文采十分出眾,受到學校里任國文教員蕭楚女的賞識,并在他的啟蒙下接觸革命思想,從此他積極參加寫文章,作演講,號召商人、工人、學生、平民各自組織起來,開展反帝愛國運動,由于他的出色表現,從此走上革命的道路并加入組織,隨后被組織派到蘇聯留學他學習勤奮,成績優良,半年可閱讀報紙,又半年便可口頭翻譯,受聘在莫斯科大學講臺上擔任翻譯;不久,任組織駐莫斯科共產國際代表團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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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聯完成學業后,潘文郁回國擔任中央宣傳部秘書長,并且創辦《紅旗》。潘文郁文采十分出眾,能夠寫出一手好文章,尤其是在領會寫作意圖方面,更是一點就通,深得領導的賞識。就在潘文郁各項工作越走越順的時候,他受到了王明的排擠,被調到河北宣傳部任干事,做地下聯絡工作,從此他便一落千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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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7月,是潘文郁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時間,當時,他奉命到北平的一處公寓和地下工作者秘密接頭,但他不知道的是,這時候的地下機構已經被叛徒出賣,并且落入了特務機關手上,潘文郁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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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要秘書黎天才
不過,因為他是剛剛到北平,沒有人認識他,并沒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他想應該是可以過關的。令他沒有想到的是,參與審訊自己的,竟然是已經叛變的省軍委書記廖劃平,在叛徒的指認下,潘文郁承認自己是的身份,此時,東北軍憲兵司令部機要秘書黎天才賞識潘文郁的文采,想讓潘為其撰寫《在帝國主義炮火之下的中國國防問題》一書,1932年將潘文郁保釋出獄,政治上極為失意的潘文郁,又因為黎天才的極力奉勸和威逼之下,潘文郁對前途感到了迷茫,干脆就只做學問,無奈之下填自首表,然后登報退黨,很快就被組織下達文件開除黨籍,就這樣他就非常痛苦落寞在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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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潘文郁在特務的監督下完成了這本書,他在書中宣傳抗日統一戰線,號召人民起來增強國力,搞好國防。并用稿費買了一批書作為贈品,贈送給東北軍中的愛國將士,向他們傳播抗日救國的意義,號召他們起來組織全民族的統一戰線,建立鞏固的國防,抵抗外侮,保衛疆土,激發了很多人的愛國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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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了組織后的潘文郁人生失意,痛苦不堪,但他一直沒有放棄自己的革命理想,內心還是希望能為國家和民族在做一些什么。于是他找到了自己的好友,一起翻譯了《資本論》。兩人合作完成第一卷第一冊后,潘文郁自己又完成了第二、三冊的翻譯。同時,他有時間還到一些大學講解一些先進思想,由于他的進步舉動,引起了北平特科負責人的高度關注。 當時,剛組建不久的北平特科急需人才,特科負責人通過大量的調查和分析,認為潘文郁盡管被開除,但他在自首中曾經明確表示:“第一,不帶憲兵特務上街抓人;第二,我沒有什么秘密可談;第三,我不當堂對質。”說明他仍堅守革命者的情操,心里是沒有背叛組織,只是當時確實不得意而為之在這種情況下,特科負責人決定再次吸納他為成員,成為北平一名特科的秘密情報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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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改邪歸正的潘文郁流著熱淚,莊嚴地說:“一失足成千古恨!現在我要重新做人”。 劇照 "九一八事變"后,張學良看清了時局,心中承認了組織的抗日主張,他主動向機要秘書黎天才詢問組織的方針政策,但黎天才脫黨多年無法回答,就經常請教潘文郁,兩人也變成了好友。1934年1月,張學良從歐洲考察回國,被蔣介石任命為豫鄂皖三省“剿總”副司令,代行總司令職務。 孫子兵法中有一句盡人皆知的名言:"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通過這句話可以知道信息在作戰當中的重要性,誰掌握了更多的信息誰就有更多的主動權,此時的張學良更想了解紅軍的情況,黎天才便推薦了潘文郁。因為潘文郁翻譯《資本論》及其了解,所以這些對他來說信手拈來,系統地談了路線、方針、政策,張學良對于潘文郁贊嘆有加,稱潘文郁是自己的"老師",也越發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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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潘文郁化名潘東周加入了張學良的東北軍,隨后又把他從北平調到武漢徐家棚“剿總”司令部,潘文郁從此留在張學良身邊工作,并當上了機要組的中校秘書,張學良和紅二十五軍作戰時,他受到了沉重地打擊。他想要了解紅軍的資料,思考聯合抗日的可行性。他把任務交給了黎天才,黎天才把任務交給了自己的手下潘文郁。潘文郁僅僅用了七天的時間,就把紅軍的政策、規定和一些不重要的資料,編寫成了冊子取名為《匪情辭通》。張學良十分滿意,印刷下發,自己還隨身帶了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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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張學良對潘文郁已經十分信任了。潘文郁利用工作之便,把國民黨"剿匪"的軍事行動及時報給了北平特科,北平特科又報告給了紅軍作戰前線指揮部。這個情報對紅軍產生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紅軍利用情報,成功擺脫了國民黨的"圍剿"。 1934年,武漢"剿總"為了加強各部隊"剿總"的聯系,把所有軍隊的詳細信息印制成冊,作為機密文件,發給了每一處。在機要組的潘文郁及時抄錄了一份,把文件傳給了中央蘇區,讓中央蘇區準確地掌握了敵人的詳細情況,為打破敵人的軍事"進剿"立了重要的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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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時,國民黨北平當局突然出動了北平所有的力量,摧毀了北平特科,20多名北平特科情報人員英勇犧牲。在這次行動中,國民黨在搜索北平特科聯絡點春秋處書店時,發現了國民黨許多的高級文件,有的還是是原件。尤其是發現了武漢國民黨"剿匪總部"絕密文件,其中有一份《豫鄂皖三省剿匪軍事形勢圖》,讓他們大為吃驚。因為這份絕密文件只發給國民黨團長以上的官員,武漢總部留有一份,那一份只有張學良的機要秘書潘文郁一人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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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郁的兩個兒子
蔣介石對這一嚴重泄露重大軍事機密案極為震怒,急電張學良把總部通匪有據、案情重大的機要秘書押解來京法辦。但張學良認為潘文郁是一位難得的人才,一心想保他;另一方面,張學良很重義氣,對自己的部下從來是處處保護。事發后,他認為"不能僅憑一張軍事形勢圖不能說明潘文郁就是臥底。"由于沒有十足的證據,所以沒辦法給潘文郁定罪。 然而,就在對中央紅軍第五次"圍剿"時,潘文郁又抄了一份兵力部署,要特科轉交給紅軍總部,以粉碎敵人的進攻。沒有想到的是轉交情報的人叛變了,潘文郁身份徹底暴露,這下,蔣介石徹底拿到了證據,張學良再也無力回天。蔣介石指擔心張學良作偽,不指定參謀長錢大鈞監視處決潘文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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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郁的妻子與兒子
1935年3月3日黃昏,年僅29歲的潘文郁從容地走出張學良的官邸。據目擊行刑的一個國民黨軍官事后描述,潘赴刑場的時候非常從容、鎮靜,面不改色,把雙手向后一背,示意劊子手捆綁。然后,他轉身,面向對準自己的槍口,視死如歸。 妻子廖素丹 潘文郁犧牲后,由于是地下工作,連一張照片也沒有留下,并且留下一個三歲一個一歲月的孩子,他的妻子廖素丹十幾年來含辛茹苦,拉扯兩個嗷嗷待哺的幼子,為了生計,她當過老師,店員,庫管,清潔工和保姆,實在過不下去了就變賣家產,甚至變賣了潘文郁送給她的定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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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郁過早地離開我們,但他的曲折斗爭鮮為人知,造成了一些誤解和迷霧,組織沒有忘記他,同志們沒有忘記他。1988年5月30日,潘文郁被追認為革命烈士,這是他犧牲后的第53個年頭,他的英雄事跡在他老家傳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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