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茂公臨終遺言：后代若出高人，一定要殺，不然必造反，真的應(yīng)驗

669年秋天，長安西北方向的官道上，一支送葬隊伍緩緩前行。

前頭是王公大臣，后頭是太子親自護送。

沿途百姓紛紛跪地，低頭無聲。

不是送帝王，但場面比送帝王還隆重。

葬的是李勣，人稱徐茂公，唐初少有的三朝元老。

可就在臨終前，他留下一句話，聽起來不像是一個忠臣該說的。

“后代若出高人，當(dāng)殺。”

這不是玩笑。

他不是在氣頭上說的。

那時候他病得已經(jīng)說不了幾句話，就這句，清清楚楚地留了下來。

沒人敢當(dāng)真。

可幾十年后，真出事了。

他的后人李敬業(yè)，在武則天掌權(quán)時起兵造反，兵敗身死。

尸體都沒留下。

這事兒傳開后，很多人回想起那句遺言，背后發(fā)涼。

可問題是，李勣為什么會說那樣的話？究竟是詛咒，還是預(yù)判？

得從頭說起。

李勣原名徐世勣，出身并不顯赫。

早年在瓦崗軍混過，跟著翟讓、李密闖天下。

那會兒正是隋末，中原亂得一塌糊涂，豪杰四起，誰都想搏個天下。

他在李密手下當(dāng)上右武侯大將軍，也算風(fēng)光了一陣。

可好景不長。

瓦崗軍內(nèi)部開始內(nèi)斗，李密親手殺了翟讓，還誤傷了李勣。

幸虧手下人攔著，才沒出更大的事。

那之后，李密也撐不住了，被王世充打得連連敗退，最后只能帶人投降李唐。

李勣那時候做了個很聰明的決定。

他沒直接投唐，而是把自己轄下的州縣人口整理好，送給李密，讓他出面“獻(xiàn)地”。

這下好了，李淵覺得他忠誠不邀功，親自賜姓“李”，任命他當(dāng)黎陽總管。

這事兒看似小，實則關(guān)鍵。

如果當(dāng)時他自己領(lǐng)功，立刻就成了“背主求榮”的典型，哪怕再能干，也不會被重用。

可他選了另一條路。

繞了一個彎，換來的是信任。

那時候的李勣，已經(jīng)不只是個將軍了。

他懂得分寸，知道什么時候往前沖，什么時候收著點。

到了貞觀年間，李勣幾次帶兵出征，立下戰(zhàn)功。

太宗對他很器重，甚至臨終前還提到他。

“李勣雖忠，但你無恩于他，先貶后用，他必感激；若不服從，當(dāng)殺。”

這話是李世民對太子李治說的。

意思很清楚：李勣是個有主見的人，不是你能隨便用的。

不試探一下，心里沒底。

李勣聽說自己被貶到疊州，連家都沒回，直接上任。

這一下，李治放心了。

等他登基，立刻把李勣召回來，升官重用，一步一步往上提。

新皇帝上臺，老臣回朝，表面看風(fēng)平浪靜。

可實際上，朝堂已經(jīng)變天。

那時候的朝中，長孫無忌勢力最大，幾乎一人獨大。

李勣不愿與他正面沖突，選擇退一步，請辭官職。

高宗雖準(zhǔn)了辭呈，卻又讓他以“開府儀同三司”的身份繼續(xù)參政。

也就是說，你可以不當(dāng)官，但不能不來上朝。

李勣沒辦法，只能繼續(xù)留在朝中。

可他從不參與黨爭，始終保持中立，像一面鏡子，誰都照不出破綻。

接著就到了永徽六年。

這年，高宗打算立武則天為后。

反對的聲音不少，褚遂良最激烈，說得也不無道理：武則天曾是太宗的才人，身份低微，而王皇后出身高貴，按規(guī)矩不該換后。

李勣那時候已經(jīng)病重，基本不怎么上朝。

可高宗還是親自去問他：“朕欲立武昭儀為后，眾臣皆反，你意下如何？”

李勣沒正面答，只說了句：“家事，何必問外人？”

這句話看起來像是回避，實則已經(jīng)表明態(tài)度。

高宗聽懂了，褚遂良等人隨后被罷官，武則天登上后位。

這次事件后，李勣的地位更穩(wěn)了。

武則天對他感激有加，禮遇非常。

他后來被任為太子太師，死后葬于昭陵，待遇極高。

可這份榮光背后，是他一生都在小心翼翼地走鋼絲。

他不是沒有能力，也不是沒有野心，只是太清楚權(quán)力的邊界在哪兒。

他知道，功高震主的下場往往很慘。

所以他從不鋒芒畢露，也從不輕易表態(tài)。

能躲就躲，能退就退。

他說那句“若后代出高人，當(dāng)殺”，不是恨，而是怕。

怕他們不懂分寸，不懂藏鋒，不懂什么時候該退場。

可惜，李敬業(yè)沒聽懂。

武則天廢掉李顯，李敬業(yè)起兵想“匡復(fù)李氏江山”。

他不是沒準(zhǔn)備，也不是沒人支持。

可他太小看對手了。

武則天不是軟弱之人，她治政多年，手下大將如云。

沒多久，李敬業(yè)就被武則天派的將領(lǐng)包圍，兵敗自盡，甚至連尸體都沒能保住。

朝中無人再敢提他，家族也徹底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