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解放軍剿匪，俘虜中發現一名解放軍副營長，賀龍：一定要殺

1949年11月，成都剛剛解放，城里慶祝焰火還未散盡，川西丘陵間卻已傳出零星槍聲。蔣介石的正規軍被趕到海邊，可數十萬散兵、地痞、暗藏的特務卻像散落的火星，隨時可能復燃。軍政干部很快發現，與戰場截然不同的治安戰正在逼近。

短短兩個月里，綿州、雅安、崇慶相繼出現小股土匪劫糧事件。地方干部缺乏武裝，往往被迫撤入縣城自保，大片鄉村一夜之間失去統治力量。解放軍在西南的主力編組尚未完成，再加上“勝利情緒”普遍存在，許多指戰員認定這些烏合之眾翻不了天。正因如此，匪患愈演愈烈。

1950年2月7日凌晨，崇慶縣城外圍突然聚集三四千匪眾。縣公安隊陣地被火力壓制，電臺不斷呼叫：請求增援。駐扎大邑的解放軍540團9小時內急行軍百里，于傍晚抵近崇慶南門。團長顧不得休整，安排一個營迂回、兩個營正面壓迫，夜色中打出一串曳光彈，城墻火點驟然稀疏。翌日破曉，大股土匪被擊潰。

清點俘虜環節出現意外。一個身著舊軍裝、神態鎮定的中年軍官被押到團部，他主動報出身份：“原十八軍180師538團三營副營長趙希榮。”審訊室里沉了數秒，記錄員抬頭質問：“你為什么在土匪隊伍里？”趙低聲回答：“形勢弄錯了，想勸他們投誠。”在場軍官交換眼色，都明白此事絕非簡單誤會。

追溯時間，1月下旬，趙希榮奉命率八十余人護送征糧工作隊返回崇慶。途中遭遇武裝匪眾伏擊，地形平坦無遮無掩。就在所有人準備據地抵抗時，趙突然下令“不得開槍，談判解決”。有意思的是，他還提議把輕機槍上交示好。連長劉國林斷然反對，帶著兩個排強行突圍，硬打六小時后傷亡過半逃出；趙卻帶一個排繳械投降。正因這段經過，川西軍區將他定性為叛徒，并將審訊記錄火速送往軍區總部。

2月18日，西南軍區司令部電話鈴驟響。參謀長匯報完趙希榮一案，話筒那頭的賀龍沉聲質問：“動搖軍心的禍根，怎么處理？”參謀長猶豫道：“擬判重刑，報批后執行。”賀龍厲聲打斷：“殺，一定要殺！留著便是變質的潰瘍，早晚毒遍全身！”敲擊桌面的聲音透過線路清晰傳到辦公室里，眾人面面相覷，現場無人多言。

然而，僅靠槍斃一個副營長遠不足以遏制西南匪勢。賀龍隨即派人飛赴重慶，與鄧小平會晤，兩人聯名上報中央，請求統一部署剿匪力量。信件送到北京的同時，各大軍區也報來急電——華中、華南、華東山區均出現類似亂象，解放區農村政權遭受不同程度沖擊。

3月初，毛澤東在紫光閣召集小范圍會議，時間從清晨一直延續到深夜。會后，中央印發《剿滅土匪號召書》并指定黃炎培負責統籌社會面動員，限期各地成立剿匪委員會，軍政民“三結合”。此舉在內部被稱作“第二次解放戰爭”。政策核心有兩條：軍事圍殲、政治爭取。對確屬脅從的可登記自首；對匪首、潛伏特務必須“依法懲處，絕不寬貸”。

號召書發布不足十日，廣東、廣西、湖北同時啟動大規模清剿。4月14日，葉劍英在廣州主持公審大會，1.1萬名匪首、特務被集中宣判，當日即執行槍決。快速、公開、合法，震懾立竿見影。四川盆地的暗流也開始收斂——曾經夜里擼槍點燈的山頭，一夜之間火光全滅。

但情況很快出現變形。部分土匪轉入黑夜深山，改用家族、宗教等隱蔽網絡報復農民骨干。報表上“被殺積極分子”數字持續增長。1951年春，福建前線部隊為奪島正做最后準備，毛澤東卻下令：“先穩住后方。”東南沿海六個軍暫停金門作戰計劃，分批開進閩贛交界山區，執行剿匪與清鄉雙重任務。

戰線拉長，對后勤、情報提出全新考驗。西南方面，賀龍與鄧小平把“地方武裝”重新整編為“群眾自衛隊”，輔以“家家戶戶聯保”制度。每村設聯絡員一名，夜間巡邏、晝間廣播，強調“百姓自護”。值得一提的是，這種組織方式后來直接影響了民兵制度的成形。

1953年底，中央軍委統計：全國共殲滅土匪及特務團伙兩萬余股，俘獲槍支五十七萬支；其中四川剿匪數占全國四分之一。趙希榮事件被寫進《西南剿匪案例匯編》，標注為“典型的軍內腐化與匪患勾連”。卷宗第一頁仍抄錄賀龍的那句話：“毒瘤不剜，必反噬軀體。”

至此，新政府在廣袤鄉村真正站穩腳跟，糧秩序恢復，治安網絡延伸到山谷溝壑。那些曾經夾雜在逃兵、特務、地痞中的各色人等，要么伏法，要么歸農。剿匪行動雖然耗時三年，卻以雷霆手段換來相對持久的內部安定，為隨后推開的土地改革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掃清了最大的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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