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就業市場20年冰河期：一代人失落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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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今世界形形色色的各種“市場”中，“就業市場”無疑是被人們傾注了最多情感的一個。因為在就業市場上交易的商品，既不是實物、也不是服務、亦非資本、信息、數據、技術，而是一個又一個活生生的“人”。

既然是一種市場，那么就業市場也便跟其他的商品市場一樣，決定其興衰輪替的根本動因就是市場供需關系的變化。在這方面，曾經的日本就為我們提供了最完美、也最令人唏噓的歷史鏡像。

從泡沫經濟年代里的“暖春一代”，到泡沫經濟破裂后的“冰河世代”，從就業市場供不應求時的“昭和企業戰士”，到就業市場供過于求時的“平成廢宅”，在20世紀90年代生育高峰到來之前與之后分別步入社會的兩代日本人，其年齡差距大約不過10歲，但他們卻仿佛一代生在了天堂、一代生在了地獄，他們聯袂上演了一出人世間最為慘痛的冰與火之歌。

而故事，還要從40年前的日本說起。

【一】

朝鮮戰爭之后的40年，是日本歷史上經濟發展最為輝煌的40年。

在連續多年經歷了8%以上的GDP高速增長之后，日本從20世紀60年代后期起便已躋身西方發達國家陣營第一梯隊。

70年代，美歐各國深受中東石油危機困擾，經濟增長停滯不前。但這一時期的日本依然維持了年均5%的GDP增速，從1978年開始便穩穩占據全球10%的經濟總量份額。

1985年，為了扭轉美國巨額的貿易赤字，美國政府聯合日本、英國、德國、法國五國政府在紐約廣場飯店簽署了一份旨在讓美元貶值的約定，史稱“廣場協議”。“廣場協議”大幅抬高了日元相對于美元的匯率，日本在全球經濟總量中的份額占比因此一躍提升到了15%，日本的人均GDP也一夜之間超過了美國。

以此為標志，日本的經濟泡沫膨脹到了巔峰。

到了1990年前后，日本股票總市值達到了美國的1.5倍，東京都中心區域房價達到了當地人均年收入的20倍，“賣掉東京便可買下整個美國”的傳說便發生在這一時期。日本三菱地產豪擲2000多億日元購入矗立于美國紐約曼哈頓的洛克菲勒中心，則讓日本國民深信不疑的盛世幻象上升到了頂點。

在《日本第一》、《日本可以說不》兩本驚世之作的推波助瀾下，日本各大企業都對未來的發展前景豪情萬丈，紛紛使出渾身解數招攬新員工。

碰巧的是，在80年代步入社會的大學生基本都是60年代出生的群體。由于日本在30、40年代的戰爭中損失了大量年輕育齡人口，這就導致了60年代成為了日本歷史上的一段生育低潮期，進而造成了80年代日本就業市場的巨大人才供給缺口。

于是，這批出生于60年代、并在80年代進入社會的幸運兒，就恰好趕上了日本就業市場最黃金的十年，他們被視為昭和時代最幸運的一代人，史稱“暖春一代”。

另外，當時日本高考的大學錄取比率平均只有30%，大部分高中生畢業后都無法跨入大學校門，這就進一步提高了大學應屆生在就業市場上的含金量。

毫不夸張地說，當時的日本“暖春一代”只要手上持有一張大學本科文憑，那么他就會成為所有日本一流企業的HR們都要趨之若鶩、想方設法招入麾下的“天之驕子”。

比如，日本野村證券在1988年提供給新入職員工的薪酬結構中，光是每年的交通補貼就高達400萬日元，如果是中層干部的話甚至可以達到1000萬日元。而直到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日本野村證券提供給新入職員工的全部年薪也不過400萬到500萬日元（相當于20到25萬元人民幣）。

至于商科（相當于我國大學的經濟管理類專業）畢業的大學生，更是被日本各大企業視為掌上明珠。彼時野村證券為了搶到東京大學商科專業畢業的學生，不惜人手贈送一輛高級轎車作為“見面禮”。

在商科各專業中，又數金融專業畢業的大學生最為吃香，他們畢業后的薪資水平也是高人一等。能夠就讀金融專業、入職金融機構是所有大學生夢寐以求的事情。

在當時的東京銀座街頭，甚至發生過幾名剛剛入職金融機構的大學生喊價100萬日元、只為爭搶一輛出租車的都市傳說。

為了能夠提前鎖定大學生們的就業選擇，日本企業甚至甘愿冒著違反政府規定的風險，打著各種旗號與大學院校開展交流合作，目的就是為了提前鎖定那些距離畢業尚有一兩年之久的在讀大學生。而這些在讀大學生們一旦與用人單位達成了就業意向書，那么他們此后一兩年里的校園花銷基本就會被這家企業一應包辦。

1989年，日本厚生省（日本主管勞動就業、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的政府部門）甚至在一份研究報告中聲稱：日本就業市場上大學畢業生供不應求的緊張局面，至少還要持續5年。

在那個年代，幾乎所有日本人都堅信明天會更好，他們無一例外給自己的人生規劃出了一條“高考——大學——工作——奮斗——晉升——致富——成功——榮退”的線性路徑，并在這條道路上不遺余力地揮灑著汗水、奉獻著青春。

而日本企業對求職者包容與偏愛的作風，甚至會一直延續到他們參加工作以后。

比如當時有很多在日本企業里上班的白領女性，她們在工作一段時間后就會選擇主動辭職，然后拿著離職金和失業補助去全球旅行，等玩夠了再回國重新找工作、甚至干脆還回到原單位上班，幾乎沒有人會擔憂辭職后還能不能再找得到工作的問題。

此外，當時日本企業中普遍盛行的兩項制度，也讓員工們徹底不再有后顧之憂：它們一項叫做終身雇傭制，另一項叫做年功序列制。

所謂“終身雇傭制”，指的就是員工一旦被企業雇傭，那就等于是終身托付。終身雇傭制并非單純依賴于企業的單方面承諾，而是有日本政府的法律規定作為后盾。

在當時的日本勞動法框架下，企業除非是發生了破產，否則不可以單方面裁員；即便是員工出現了嚴重失職、嚴重違規的情形，企業也需要向被辭退員工支付12薪以上的賠償。

因此，這項制度就在無形之中大幅提高了企業裁員的成本，員工也就在事實上獲得了鐵飯碗一般的保障。

所謂“年功序列制”，指的就是員工的薪資待遇、職級崗位與工作年限掛鉤。在年功序列制下，論資排輩便成了企業對員工升職加薪時的主要評判標準，能力、貢獻、績效等等反倒成為了次要考慮因素。

日本企業實行年功序列制的初衷，原本是為了激勵并強化員工的忠誠度，它給予了員工一個明確的預期：只要你肯為企業無私奉獻青春與才智，那么企業就一定會用經濟報酬與社會地位來回報你的付出與忠誠。

可令人意向不到的是，正是這項制度打開了日本企業員工普遍“老齡化”、消極“磨日子”、指望“混資歷”的潘多拉魔盒。

【二】

事情是從1990年起開始發生變化的。在開始時，這種“微不足道”的變化總是被自信的人們當作一段小插曲而給忽略掉。

在此之前的1989年初，御極64年的日本明仁天皇病逝，它標志著繁花似錦的昭和時代到此畫上了句號；皇太子明仁登基，并改元平成，而當時并沒有人能預見到此后日本“失去的30年”將貫穿整個平成時代。

從1990年到1991年，日經指數、日本地價、日本企業的營業額和利潤額、日本GDP增速、日本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都陸續迎來了轉折點。也就是從此時起，日本經濟的泡沫被悄然刺破了。

但是，日本普通民眾的感受大約還要再遲滯一些。被視為“日本泡沫經濟象征”、同時也是“日本20世紀輝煌遺址”的東京朱莉安娜舞廳直到1991年才會正式開業，在此后的兩年中，它的舞池里依然是人頭攢動、高朋滿座。

然而在此時，嗅覺更為靈敏的日本各大企業和金融機構們則已經意識到了苗頭不對，它們陸續縮減了企業員工的編制。由于終身雇傭制和年功序列制這兩道枷鎖此時還被牢牢套在企業的頭上，于是日本企業就將員工縮編的大刀首先砍到了應屆大學畢業生的頭上。

在整個90年代里，日本相繼發生了伊藤萬事件、二信組事件、大藏省（日本主管財政、金融、稅收的政府部門）官員貪腐事件、山一證券破產事件、日本長銀破產事件，而這每一起事件都成為了日本金融危機加深、經濟一蹶不振的助推器。

好巧不巧的是，在90年代畢業參加工作的日本大學生大多都是70年代生人，他們的父輩恰好是日本二戰后第一代嬰兒潮中降世的群體。

整個70年代里，日本新出生人口接近2000萬，比同一時期死亡人口多出了大約1000萬。而這新增的2000萬人口，幾乎全都在90年代涌入了日本就業市場的人才大軍之中。

可想而知，突然爆發的勞動力供給碰上已然萎縮的招聘崗位需求，自然就會引發嚴重的人才過剩局面。日本60后“暖春一代”的興旺高光尚未消散，70后“冰河世代”的沉寂蕭條就已登場。

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日本還有一些政客高舉著“就業冰河世代特別支持計劃”的大旗來爭取民眾選票，試圖打動那些曾在90年代的就業市場中屢屢碰壁的70后“冰河世代”們，盡管這個“冰河世代”是很多日本人至今都不忍揭開的傷疤。

從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的第一個10年，日本大學生在就業市場上的艱難處境先后經歷了四個程度漸次升級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始自1992年的市場衰退時期。

在就業市場開始出現人才供過于求的過剩局面后，日本應屆大學生的起點薪資年均漲幅從泡沫年代的5%，瞬間跌落到了不足1%。同時，終身雇傭制的存在又使得企業無法主動裁員，于是日本企業的校園招聘規模便逐年遞減、直至停招。

沒過幾年，擁擠在日本就業市場上嗷嗷待哺的大學應屆畢業生，就形成了一座巨大的人才堰塞湖。

由于此時日本政府尚未取消在經濟泡沫年代采取的嚴格校園招聘管理制度，也就是規定企業只能在每年8到10月份的畢業季進入大學校園招聘，所以無法在畢業季內立即找到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其身份很快就從“應屆生”變成了“歷屆生”。

這些歷屆生們前腳才脫離了校招市場、后腳又立馬涌入了社招市場，可他們卻并不像社會人士那樣擁有足夠的工作經驗做背書，于是很快就變成了就業市場上的棄兒，淪為了“畢業即失業”魔咒的受害者。

為了化解大學生的就業危機，1991年，日本文部省（日本主管教育、科技、文化、體育的政府部門）雄心勃勃地推出了“研究生倍增計劃”，表示高等教育將從“以本科教育為主”升級為“以研究生教育為主”。

在某些政府人士看來，通過讀研來將學子們走出校園的時間推遲個幾年，似乎就業市場上的矛盾就能一下子迎刃而解了。然而事實證明，這種靠拖延之術來回避矛盾的做法終究是徒勞的，大幅擴招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只是將危機爆發的時點延后了幾年而已。

更重要的是，當幾年之后這批研究生再次畢業時，他們所面臨的是一個崗位需求側并未修復、同時人才供給側卻因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疊加而變得更加龐大的局面，境遇之艱危前所未有。

再加上學子們的家庭為了支持他們繼續讀研，已經比旁人支付了更多的讀書成本，這也讓研究生們面臨的經濟壓力和家庭負擔變得雪上加霜。

在后來的2002年，日本“研究生倍增計劃”最終爛尾，這批“高學歷難民”成為了日本歷史上一道再也抹不去的傷痛。

那一時期，日本曾上映過一部名為《白色巨塔》的電視連續劇，它講述的就是這一時期日本一所大學醫學院里的教授之間在重壓之下爭權奪利、爾虞我詐的故事。

第二個階段，是始自1996年的市場沉淪時期。

在這一時期，由于意識到了此前管束嚴厲的校園招聘制度限制了大學生與用人單位之間的交流，日本政府便全面廢除了校園招聘制度。

日本政府此舉的初衷是好的，但它卻在客觀上加劇了大學生之間的內卷。本來大學生們還可以等到畢業季時才會面臨企業的篩選，可如今校園招聘隨時隨地都會存在，這就導致學生們被迫從大一開始就熱衷于參加各種就業實習項目，整個大學四年都在“就業軍備競賽”的洪流裹挾中熬過。

除了踴躍參加就業實習之外，日本大學生還熱衷于各種“考證”，他們信奉技多不壓身，既然要“卷”那就“卷到極致”。

根據日本全國資格檢定協會的統計，從1998至2002年期間，行政書士、社勞士等專業資格證書的報考人數年均增長超過25%。

但事實證明，這種寄望于通過考證來掌握專業技能的想法，完全是身處象牙塔里的日本大學生們的一廂情愿。且不說證書所代表的技能是否真的擁有崗位實用價值，就算是有，待到這些大學生考下來證書之后，他們的年齡也變大了、獲得的技能也過時了，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反倒不如考證之前。

另外在這一時期，那些出生于日本二戰后第一波嬰兒潮的45后群體已經成長為了日本各大企業的管理層和中堅力量，他們被稱為“團塊世代”。而“團塊世代”的子女們大多出生于70后，此時他們正以大學畢業生的身份出現在了就業市場中。

于是，面對鋪天蓋地涌入的求職者，日本大企業中的優質崗位總是率先向“團塊世代”的子女們敞開大門；至于那些家庭出身一般的大學生，不論其能力再怎么出色優秀，也難有被用人單位高看一眼的機會，曾經被視為“求職通行證”的大學文憑從此變得一文不值。

那一時期，日本曾上映過一部名為《名偵探柯南：貝克街的亡靈》的電影，它通過諷刺日本政界長期存在的世襲制度，也順帶影射了一把日本大企業中的代際傳承、階級固化現象。

第三個階段，是始自2000年的市場坍塌時期。

在上世紀末的1999年，為了減輕企業經營負擔、調動企業招募年輕大學生入職的意愿，日本政府修訂《派遣勞動法》、徹底放開了勞務派遣制度。

所謂勞務派遣，本質上就是一種非正式合同用工。

在勞務派遣制度的庇護之下，不論是叫派遣工、合同工，還是叫兼職工、臨時工，日本企業都只需要向他們支付僅相當于正式員工4到7成不等的薪資報酬，且無需為其提供醫保、養老等福利保障待遇；企業還可以根據自身需求靈活調整崗位結構和用人規模，且無需為此承擔裁員賠償的代價。

在勞務派遣制度被合法化以后，過去存在于日本企業內部的終身雇傭制便名存實亡了。對于剛剛走出大學校門的新員工來說，勞務派遣制度不僅徹底打碎了他們此前心心念念的“鐵飯碗”，更讓他們在企業里遭遇了無論怎么努力都不可能超越前輩的“種姓”天花板。

到了2003年，在日本30歲以下的年輕人中，以勞務派遣形式受雇的人員占比達到了30%。

那一時期，日本曾上映過一部名為《派遣員的品格》的電視劇，講的就是一位受雇于東京某老字號食品公司、日薪僅3000日元（相當于不到人民幣150元）的女派遣員工，如何通過發瘋玩命式地工作來極力拉齊與正式員工之間待遇鴻溝的故事。

該劇中的女主角名叫大前春子，她是一位畢業于日本名牌大學的高材生，原本擁有一份眾人艷羨的銀行白領工作；后來因為銀行破產倒閉，大前春子就淪落為了一名食品公司的派遣員工。但大前春子沒有被困難擊倒，她苦練各種勞動技能，因為她篤信“必須讓自己強大到極限，掌握所有技能才能不失業”，最終成了一名戰無不勝的職場超人。

當然了，對企業來說，勞務派遣制度畢竟只能用在新員工身上，老員工依然還會享受著終身雇傭制和年功序列制的雙重護佑。對此，日本企業界很快又琢磨出了一個辦法，那就是勞務等級制。

所謂勞務等級制，就是根據勞動者的能力和表現，公開地將勞動者劃分為ABC等級，不同的等級對應不同的時薪。

而在現實中，為了盡最大可能降低勞動力成本，能夠被評定為A級的勞動者可謂鳳毛麟角；相反，將大學生和高中生劃分到同一個勞務等級的做法卻是司空見慣。

勞務等級制看似與績效考評制很類似，但事實上兩者大不相同：其一，績效考評制屬于事后獎懲，而勞務等級制屬于事前定薪；其二，績效考評制是一家企業內部的管理制度，而勞務等級制是有日本官方機構背書的、在各家日本企業中均可適用的市場通行制度。

在勞務等級制的壓力下，老員工們因年功序列制而帶來的資歷優越感蕩然無存，他們雖不必像派遣員工那樣承擔失業、丟飯碗的壓力，但卻隨時隨地都要面臨薪資待遇可能下降的風險。

由于這些上了年歲的老員工大多都在日本地價泡沫年代高位接盤、上車了房市，所以幾乎人人都背負了沉重的房貸壓力。面臨中年職業危機的他們上有老、下有小，一旦收入斷崖，那么個人資金周轉立馬就會難以為繼。

日本《文春周刊》曾報道過一則故事，說是有一位在日本某大型企業擔任課長的50歲男員工，每天都會主動加班2小時，即便手頭并無工作可做，他也不會準時下班回家；究其原因，就是他的薪資相當于派遣員工的3倍，他擔心被公司當作無用的人。

可想而知，當老員工們都已經開始因勞務等級制而展開內卷之時，日本年輕人的就業壓力也就被進一步加劇了。

《文春周刊》中說，這位50歲課長的兒子已經大學畢業兩年，當時在一家便利店里打工，父子二人常常到了凌晨時分還在餐桌前沉默對坐——一個愁就業、一個怕失業。

第四個階段，是始自2005年的市場冰河時期。

2005年，由于日趨拮據的日本財政再也無力供養開支龐大的公共教育事業，日本政府便啟動了大學法人化改革。

所謂法人化改革，說白了就是讓大學擺脫對國家財政的單一依賴，成為市場化經營、自負盈虧的法人主體。

此后僅僅用了10年時間，日本公立大學的學費就從改革前的生均6萬日元，飆升到了改革后的生均53萬日元，日本私立大學的學費更是狂飆到了生均80萬日元。

根據當時日本厚生省的統計顯示，在大學法人化改革之后，一個日本家庭把孩子培養成一名公立大學生的總教育花費要達到平均5000萬日元，培養成一名私立大學生的總教育花費要達到平均8000萬日元；相比之下，一名派遣員工終其一生可獲得的總收入也不過1.3億日元。

如此得不償失的投入產出比，讓不少家境條件一般的父母望而卻步。大學文憑的吸引力繼續衰減，日本年輕人在高中畢業后不再把高考視作獨木橋，21世紀后的日本“低學歷社會”自此初見雛形。

同時，日本企業從80年代便已啟動的出海浪潮，到了此時也已在海外初步打造出了“第二個日本”；東南亞、港澳臺以及中國大陸地區都日漸形成了完整的制造加工產業鏈，其人力成本相較日本本土具有相當大的優勢，所以盡管在日本前首相小泉任內時（對應“平成景氣”時期）的日本企業經營狀況雖有復蘇，但這種復蘇并未能激活已經陷入了冰凍狀態的日本就業市場。

當時，日本上映過一部名為《東京奏鳴曲》的電影，它講述了日本一家健康器材生產企業的總務課長，在公司將業務板塊遷址中國之后，自己成為冗員、慘遭解雇，但卻不敢將這一消息告訴家人的故事。

在這一時期，那些曾經名噪一時的大企業大銀行不再對日本年輕人擁有吸引力，進入各級政府擔任公務員成了日本大學畢業生的首選。

2000年前后，日本一名地方公務員的年均收入普遍能夠達到1000萬日元（相當于人民幣40到50萬元），這個水平已經超過了日本一些巨頭企業的待遇。

于是，公務員群體在日本社會中便獲得了一個叫做“1000萬人生勝利組”的稱號，“考公熱”迅速在日本社會掀起了小高潮。可令人沒想到的是，即便是公務員也并非旱澇保收的鐵飯碗。

在90年代之前，日本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是依靠天量的基建資金投入來維持。可當90年代日本樓市逐漸陷入蕭條之后，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也就捉襟見肘了，日本許多地方的公務員很快就陷入了發不出工資的窘困境地。

從1999年開始，日本內閣連續五年削減國家公務員工資。到了2003年，日本全國公務員薪資降幅平均超過40%，曇花一現的“考公熱”火速退燒。

一直到了二十年后的2023年，日本政府一名公務員的年均收入也僅有470萬日元，尚不及2000年時水平的一半。

后來面對殘酷的現實，就連日本政府也不得不承認已有近百萬日本年輕人處于“蟄居”狀態，也就是“長期不工作、不上學、不社交”。

當時日本上映了一部偶像劇叫《悠長假期》，講述的就是一對失意頹喪的年輕人在困境中彼此依偎的故事。所謂“悠長假期”，其實就是指“在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的時候，就當是上天賜予的一個長假”。

【三】

當時光的鐘擺指向2025年時，日經指數在歷時近35年的低谷后終于超過了1990年時的高點（目前已經逼近5萬點），東京地區房價也在歷經35年的徘徊后重新漲回到了1990年時的高位，豐田、索尼等日本大型企業的經營利潤接連翻番，從世界各地涌入的游客擠滿了日本的大街小巷，似乎日本社會的一切都開始變得生機勃勃。

與此同時，日本官方公布的就業率數據也恢復到了98.1%，成為了當今世界上名義就業率最為充分的國家之一。那個傳說中“失去的三十年”，似乎已經從日本國土上漸漸遠離。

可事實上，經濟勢頭的好轉只是日本就業市場恢復元氣的原因之一，另一層更加重要的原因其實是日本社會人口結構的變化。

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開始，日本新出生人口規模就呈現出了斷崖式下跌的勢頭。

1974年時，日本全年新出生嬰幼兒還有超過200萬；可到了15年后的1989年，這個數字就只剩下了120多萬。進入2016年以后，日本全年新出生嬰幼兒更是跌破了100萬大關，“少子化危機”現象在日本愈演愈烈。

受此影響，日本從1979年起全國每年凈增人口規模就滑落到了100萬人以下，從2005年之后更是徹底進入了人口負增長時代。光是2024一年，日本全國人口就凈減少了91萬，存量人口規模創歷史新低。

一方面是新增適齡就業人口的凈減少，另一方面是到齡退休的老員工越來越多，兩者軋差之下，日本就業市場的人才供給過剩局面自然也就一去不復返了。

只是對于那批70后出生、90年代大學畢業參加工作的“冰河世代”來說，此時此刻他們普遍已經走到了50歲的天命之年。三十年歲月的風吹雨打早已撫滅了他們的斗志、磨平了他們的棱角，他們此生再難以有什么翻天覆地的改變，再絢麗的春暖花開也無法祛除長達30年的冰凍所帶給他們的創傷。

此時此刻，我們除了替日本過去三十年里就業市場和大學生命運的跌宕沉浮感到唏噓之外，還不由的想探討一個有關人類社會價值觀的深刻命題——

優績主義是否應當被鼓勵？

就拿這批出生于70后的日本戰后第二代嬰兒潮“冰河世代”來說吧，他們從小被灌輸的理念就是“800萬團塊次代競爭者”。從小父母就會告訴他們，與你一起參加高考競爭的同齡人多達800萬之巨，而這些人中有相當部分都是家境殷實、權貴附體的“團塊次代”。

于是，這群70后們打小就習慣了每周上課6天的學制，對“四當五落”的說法深信不疑（“四當五落”就是說：每天睡覺4個小時的話，就能考上自己心儀的大學、即“當”；每天睡覺5個小時的話，就會名落孫山、即“落”）。

除了繁重的作業、隨時隨地的考試與競賽之外，日本學校還會根據學生的考試成績來劃分快慢班，進行分層教學；而且每個學期里都要兩次調整分班，以考試成績將學生劃分為三六九等的做法再尋常不過。

原本呢，寒門子弟通過頭懸梁錐刺股式地寒窗苦讀，也是有望能實現魚躍龍門一朝改命的。可到了70年代末，情況又發生了新的變化。

當時，日本政府決心以更加現代和多元化的“寬松教育”替代傳統上以填鴨式教學為主的“應試教育”，大幅縮減了語文、數學等主要文化課的教學強度及課業負擔，增加了諸如烹飪、手工一類的跟生活技能相關的課程，取消了晚自習，提早了放學時間，并嚴厲禁止學校公布學生的考試成績和排名、并以此劃分快慢班。

但是，日本政府的苦心并未能得到廣大家長的認同。既然公立學校的學習強度變低了，那么家長們就把希望寄托在了私立學校和課外補習班的身上。

于是，日本教培產業很快迎來了一輪爆發式增長。

1970年在日本還無人問津的課外補習機構，到了1976年就已猛增到了1萬家，到了1981年更是繼續暴增到了2萬家。少數財資雄厚的家長甚至給自己的孩子請來了一對一私人輔導，在家里辦起了“私塾”。

在日本當時的“課外補習圣地”東京，僅有10歲左右大的小學生們已經養成了給自己打雞血的集體文化。如今翻看那個時代的老照片，正于課外補習班里上課的日本小學生頭綁一條白巾、上書“努力&必勝”的畫面仍舊依稀可見。

隨著日本民眾的腰包變得越來越鼓，日本學校對學生的錄取篩選標準也開始變得越來越五花八門。

當時日本學校在錄取小學生的面試過程中，除了考察學生本人的言行舉止之外，還會通過觀察學生及其父母的著裝來判斷其家庭出身和素質涵養。

于是，一家專門為求學學生及其父母定制高端衣著的“奧九令”商場便應運而生了。在那里，光是定制一套孩子本人的著裝就需要花費2000美元。

然而，就算是已經如此不易了，可當這一代人在90年代大學畢業進入社會時，卻不幸趕上了日本就業市場的形勢劇變，過往二十年的努力似乎一夜之間都付諸東流。

即便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們也從起跑線上就輸給了公司里的前輩。于是，他們又不出意外地遭到了老一輩人對其“不夠努力”、“不思進取”、“從自身找問題”一類的指責，成為了職場上的落魄失意者。

而多年以來的服從式教育，又徹底抹殺了他們的反抗意識和獨立思考精神。面對前輩的指摘，他們只會把一切問題都歸罪于自己。

重壓之下，心理承受力強大的日本年輕人倒還好，他們頂多就是在一次次的自我證明中拼死“內卷”，大不了就是“內卷”失敗、接受平庸隨遇而安；而心理承受力較弱的日本年輕人就沒有這么幸運了，他們內心的苦惱最終異化為了對情感的排斥、對他人的仇視、對社會的抗拒、對世事的淡漠。

于是，80年代日本企業中宣揚的主題還是“昭和企業戰士”，到了90年代日本企業中就處處彌漫起了“平成廢宅”的氣息。這群在優績主義號召中成長起來的日本70后，最終將自己的人生凝練為了三個字——“斷、舍、離”。

在這一時期，日本社會中最值得關注的經濟現象就是二次元亞文化、“宅經濟”產業的興盛，而這恰好與日本一代年輕人的群體性性格變化的趨勢相呼應：既然融入不了上一輩人主導的主流文化，那么我們干脆就獨自構建一個旁人無法侵入的虛擬精神王國吧！

從80年代宣揚不屈不撓逆境奮斗的流行小說《一碗陽春面》，到00年代以家庭沖突代際對立故事為背景的現象級電視劇《父女七日變》，日本人文化餐桌上的變化恰好折射出了當時日本社會一個殘酷且無奈的現實——

不管日本有沒有“失去”，至少這一代人的青春都“失去”了。

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曾在《精英的傲慢》一書中，首次提出了“優績主義”的概念。而“優績主義”恰恰是當今許多美國人最為反感和抵觸的價值觀之一，美國耶魯大學法學教授丹尼爾·馬科維茨就曾直截了當地指出：優績主義不過是一場騙局！

“浙江宣傳”官方評論曾對優績主義做出過定義：

“所謂優績主義，簡而言之，就是說一個人只要具備足夠才能，努力學習工作，就能獲得相應的社會地位和財富；換句話說，如果一個人沒有獲得世俗標準中的某些榮譽、某些成績，那么他便是不夠努力，自然也稱不上成功。”

不可否認，優績主義有其積極的一面：

它崇尚以財富、權力、地位、名望為終極目標的夢想和抱負，它認為機會均等、社會公平，它宣揚競爭，它相信能者多得、勞者多得，它倡導奮斗改變命運，它反對階級固化和世襲壟斷，它排斥家世和血統的影響，它為自己套上了一層道德且公允的外衣，它十分符合正能量的敘事邏輯。

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就忽視了優績主義的消極一面：

它會誘發“精英的傲慢”、極易滋生不同階層之間的分化與對立，它會導致“無效的內卷”、把比學趕幫的良性競爭異化為你死我活的惡性競爭，它的評價權“惟上是從”、從而極易導致被權力或財富的擁有者利用和榨取，它對所謂的“失敗者”不抱有寬容、對由此引起的社會焦慮和群體撕裂視而不見；

最重要的是，它壟斷了對“成功”、對“精英”的定義權，一廂情愿地把財富的多寡、權力的大小、社會地位名望的高低當成了衡量“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

然而，世上本就不該只有一種成功，人活著的意義也不是向誰證明什么、或是為了索取多少功名利祿的回報。優績主義，已然成了一種與人類社會越來越多元的價值取向格格不入的當代“八股”。

在日本一部名為《山一證券的百年噩夢》的紀錄片里，一位90年代入職山一證券的東京大學畢業生說了這樣一句話：“我們曾經以為，繁榮會永遠持續下去。但現實告訴我們，沒有什么是一成不變的，泡沫終會破裂，而我們，必須學會在廢墟中尋找新的出路。”

多年過去了，日本昔日的“一億總中流”（“中流”即中產階級）宏大敘事早已化作浮云消散于天際，泡沫破裂泥沙俱下后的當代日本人已然如夢初醒。

宮崎駿導演的日本動畫片《千與千尋》中，少女荻野千尋的父母不顧勸阻而肆意享用供奉神明的飯菜，從而遭到了上天的處置。這個寓意深刻的場景，正是日本歷史上的“暖春一代”貪婪于紙醉金迷的幻象中不可自拔的形象縮影。

相反，只有10歲大的荻野千尋看似柔弱稚嫩，但內心卻是真摯堅強，在那個曾經物欲橫流的日本社會中，她用一股清流讓無數人淚目。

或許，這才是我們該有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