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2月23日清晨,北京西郊刮著刺骨北風。窗外樹梢噼啪作響,屋內的煤爐卻燒得正旺,陳云卻覺得冷。他的案頭攤著一份《信訪簡報》,署名廣東海豐,多處地方干部涉嫌走私。密密麻麻的數字像釘子,一頁一頁釘進他的心里。
七點整,秘書推門進來。陳云抬頭,臉色鐵青,只丟下一句:“叫王鶴壽來。”聲音并不高,卻透著火藥味。十分鐘后,王鶴壽趕到,桌上的文件已經被翻得起了角。陳云指著扉頁,低沉道:“亂世要用重刑,判幾個、殺幾個,才能把風氣剎住。”
話音落下,秘書記錄下了這句重話。短短十五字,后來成了中央書記處當晚討論的依據。鄧小平閱后批示八個字——雷厲風行,抓住不放。至此,一場震蕩全國的經濟案件清查迅速鋪開。
其實,陳云此時已七十七歲,他向來以穩重著稱。早在1949年11月,中央設立紀律檢查委員會時,他就提出“算清經濟賬,也要算清政治賬”。那年,他在上海征糧算賬,硬是摳出兩億斤缺口,救下數百萬城鎮人口的口糧。外界稱他“算盤陳”,算的是錢,更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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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初,中紀委重建,他被推為第一書記。第一次全會整整開了十八天,議程密得連散步時間都沒有。會議通過了三份文件,其中《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被他批得滿是紅字:光講原則,不提監督,等于空文。整理后才呈送中央。
會議結束不到一周,陳云為紀檢干部提了三條硬杠杠:敢碰硬、顯公道、不收禮。他自律極嚴。一次兩位軍區領導帶來兩盒葡萄,他只夾了十顆,說“十全十美”,剩下請對方提走。身邊工作人員都知道,給陳云送東西幾乎沒有成功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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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個人清廉不是全部。改革開放初期,沿海口岸政策寬松,走私鉆空子者蜂擁。海豐縣的問題尤為典型。當地干部既是緝私指揮,又是走私骨干,縣委書記王仲更淪為首犯。倉庫里的繳獲物資,電視機、手表、收錄機,被他和家屬當作自家倉庫隨取隨拿。賬面損失六萬九千余元,在當年相當于百名工人一輩子的工資。
更壞的是示范效應。工廠空了,農田荒了,連課堂都少了學生。商販提著走私貨占滿街頭,小縣淪為“遠東國際市場”。當地群眾上書時寫道:“干部帶頭倒賣,群眾無所適從。”這封信就是擺在陳云案頭的那份《信訪簡報》的主體。
中央聯合工作組火速南下。為了拿到確鑿證據,調查人員找到了倉庫保管員王泗吉。夜里燈泡昏黃,他掏出兩個賬本,小聲對辦案人說:“大賬給領導看,小賬才是真數目。”一句話,撕開了王仲的最后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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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王仲被捕。12月31日,汕頭地區中院宣判:貪污、受賄數額特別巨大,且串供拒查,死刑,立即執行。傳言有人替王仲求情,理由是“老同志”“早年立功”。消息傳到北京,陳云平靜回答:“干部腐化不問年齡。旁人看錢,他看風氣。”
1983年1月18日清晨,王仲被押赴刑場。走出監房走廊時,他猛然回頭,對獄警喊:“千萬別貪!”短短七字,回聲很嘶啞,卻足夠刺耳。子彈劃破空氣那刻,現場沒有多余議論。當天傍晚,新華社電訊稿僅百余字:海豐縣原縣委書記王仲,因貪污受賄罪依法執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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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聲震懾了沿海,也推動了后續整頓。中紀委把海豐定為黨性、黨風、黨紀教育試驗區,工作組駐縣三年。第一件事,嚴打走私;第二件事,幫企業轉產。到1986年,海豐財政收入從兩千余萬元升至六千余萬,縣里建成了五家骨干工廠,街面走私攤販基本絕跡。
陳云聽取匯報時只說一句:“干部正,百姓才有活路。”隨后,他又提出要把海豐總結材料印發全國縣委書記讀。材料第一條就是王仲案,標題醒目:伸手必被抓,舉一救百人。
槍斃一個王仲,挽救的是大批基層干部,也扭住了經濟犯罪的抬頭勢頭。1982年至1985年,全國共破獲經濟案件兩萬余起,移送司法近萬人。其中不少地方紀委后來回憶,海豐案提供了范本——先立規矩,再立典型,重刑才能遏亂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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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向前,規定仍在。陳云留下的一句話被不少紀檢干部抄在筆記首頁:亂世用重刑,但重刑不為殺人,而為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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