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求學時偏科，圖畫課成績只有40分，數學更是勉強及格

1914年初冬，長沙城的清晨帶著濕冷的霧氣，省立第一師范操場上卻早已響起學生們的口號聲。毛澤東把棉衣一脫，跟著同學跑了兩圈，氣吁吁地坐在看臺石階上。幾分鐘后上課鈴響，他拍拍膝蓋上的灰，卻并沒有和大伙一起往圖畫教室去，而是拐進閱報欄，盯著剛貼出的《民報》文章看得出神。

對“半壁見海日”的那根直線，他只用了不到三十秒就畫完，把紙推到講臺上就離開。譚柄鍔皺眉看著那張試卷，沉默半晌，只在分數欄寫了一個醒目的“40”。用譚柄鍔的話說：“再多一分，也沒理由。”

偏科的理由并不神秘。毛澤東當時正迷上梁啟超的時論，課余時間跑到長沙西長街的同成書局抄書、寫札記。他覺得社會動蕩的根子在人心，改造思想遠比描摹石膏像緊要。圖畫課不過是額外負擔，簡單應付了事。

數學也好不到哪兒去。王立庵在黑板上推演三角恒等式，教室后排的毛澤東卻把《資政新篇》攤在膝上。等到課后抽查，他寫出的答案經常只夠及格線晃悠。班里流傳一句玩笑：“毛同學的數學只能陪跑，國文卻常常一騎絕塵。”

有意思的是，老師們對這個“偏科生”并未簡單貼標簽。王立庵發現毛澤東請假理由千奇百怪，卻從不遲到國文和歷史。一天傍晚，他索性把學生叫到自家小院，泡了壺茶，開門見山：“你總逃我的代數，原因呢？”毛澤東回答得直白：“國勢艱危，救亡要先救心，數理化一時難起作用。”對話不到五十個字，態度卻足夠堅定。

王立庵沒有訓斥，而是翻出《進化論與倫理學》手稿遞過去：“嚴復若只懂英文，不懂生物學，翻得出這本書嗎？工具不全，想法再好也落不到地上。”這一番“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讓毛澤東第一次把數學筆記本翻到首頁。

暑假補課隨之開始。每天上午九點，他準點出現在王立庵家門口，抄公式、算習題，甚至連中午飯都在老師家蹭。三伏天的湘江邊悶熱難耐，他仍堅持到傍晚才離開。到了學期末，再測驗時分，他的分數已從六十多跳到八十出頭，同學們嘖嘖稱奇。

圖畫課的轉變稍晚一些。1915年，湖南學友會改組，毛澤東擔任總務，他主動拉上譚柄鍔，設了個圖畫部。理由讓人意外：“宣傳新思想要靠海報、壁報，美術不能丟。”譚柄鍔感慨之余，把自己的彩色鉛筆借給學生練習線條。那年秋季展覽，毛澤東交了一幅速寫《漁者》，雖然構圖簡陋，卻被同學投票排進前三。

不過，偏好差異仍舊明顯。他在日記里記錄：“算學之益，在啟思維，不在拘分數；美術之用，在宣道義，不在求技巧。”二十歲的年輕人，對課程的取舍已帶著濃厚的目的性。師友們有時覺得他固執，卻也佩服這股子篤定。

驅張風潮把這層關系推到極點。省議會勒令每生繳十元雜費，校園沸騰。毛澤東起草傳單，直指“苛捐傷學”。校長張干雷霆大怒，擬將十七名首領開除，名單里便有毛澤東。關鍵時刻，楊昌濟、徐特立出面交涉，譚柄鍔、王立庵也聯名保人。張干最終讓步，學潮平息。毛澤東感念師恩，更堅定了“知識分子要與民同憂”的想法。

時間線繼續往前。1936年10月，延安寶塔山下，毛澤東對斯諾提起這一段舊事，笑言“圖畫只得40分”，絲毫不諱言自己的“短板”。而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寫道：此人精力常常溢出課堂，卻能從不及格里找到自信的跳板。

新中國成立后，譚柄鍔老先生回鄉養病。1954年湘水大災，他家斷糧。舊日同事張干將此情電告北京。數月后，省委統戰部工作人員帶著毛主席的親筆信、一袋米和聘書來到漣源，這才讓八旬老人衣食無憂。

同一時期，王立庵已病逝，其子女生活窘迫。毛澤東收到求助信，批示“設法照顧”，孩子們因此得以繼續學業。教師與學生的角色此時互換，卻保留了早年課堂里的信任。

常有人驚訝，毛澤東在筆耕治學上所表現出的深厚底子竟發端于那所師范。對此，他曾簡短評價：“我的學問根柢，一師所賜。”簡短八字，卻把個人成長與學校資源、師長關懷連成一線。

不得不說，偏科并未成為障礙。對社會科學的熱情驅使他主動汲取，而理科、美術的補課又讓思維框架更趨嚴謹。湘江水畔的那些課堂插曲，看似瑣碎，卻在無形中磨出了后來領袖的復合能力：既能縱論天下大勢，也能用數字與圖表說話。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當年王立庵的耐心、一袋大米的惦念，也許世人看到的只是一個文學青年，而不是那個能把戰略與邏輯融合的統帥。偏科固然存在，但求學的核心從不是所有門門優秀，而是在關鍵節點有人提點，自己也肯轉身。

幾十年后，許多教育研究者回頭分析這段經歷，得出的結論并不復雜：興趣主導方向，師者點亮方法，兩者疊加，成績的高低就不再是唯一標尺。毛澤東早年偏科的故事，正好提供了一個頗具說服力的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