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劉亞樓逝世，臨終前鄭重告訴妻子：這件事只能靠你來完成了

1987年8月1日清晨，北京細雨。八寶山安謐無聲，一位身著深色風衣的老婦在劉亞樓墓前停下，把一束帶著水珠的白菊擺正。雨絲貼在她鬢角，她卻輕聲念著丈夫熟悉的外號“老劉”，仿佛對方仍在軍帳之內批閱電報。

人們只記得劉亞樓是“空軍之父”，卻少有人知道，他與妻子翟云英的約定，一直拖到幾十年后才算真正畫上句號。約定的緣起，要追溯到1946年大連那場群眾大會。翟云英站在臺上，既用中文也用生澀的俄語控訴日偽暴行，臺下的劉亞樓隨手寫下“有理、有情、有力”六字。那天，兩人并未交談，可命運已經暗暗牽線。

翟云英的身世頗為復雜。父親闖關東時流落俄國，參加十月革命受傷后娶了蘇聯姑娘。全家回到東北時，小翟剛過十歲。面孔里半分斯拉夫輪廓，卻說著一口地道膠東話。正是這股混血的堅韌，使她日后能擔下劉亞樓口中的“只能靠你來完成”的重擔。

劉亞樓當時36歲，沙場奔波已成習慣，自覺年紀大、家務多，一度想打消媒人好意。可第二次見面，他望著翟云英的眼睛，第一句話就是：“我是軍人，隨時奔前線，你會怕嗎？”姑娘只是搖頭。短短十個字，后來成為他們婚姻二十年的基調——隨軍、離別、再聚。

1947年春末，兩人在根據地舉行簡樸婚禮。新婚夜，他坦白戰爭將持續，真正的夫妻生活也許遠在未來。翟云英答得干脆：“什么苦我都能吃。”一句平淡回應，卻讓身經百戰的劉亞樓動容。他常說，若無這句承諾，自己恐難心無旁騖建立人民空軍。

建國后，劉亞樓忙于空軍規劃，常年駐外調研。1964年夏，他從羅馬尼亞回國，剛走下舷梯便被翟云英發現臉色灰黃。秘書勸他立即體檢，他仍擺手：“條令編寫等著我，先把材料寫完。”幾次硬撐后，病情再也藏不住——肝功能指標已飆升至常人四倍。

中央迅速批示“不惜一切代價救治”。然而，劉亞樓對病情異常冷靜，自嘲“急性肝炎，兩個星期就好”。他甚至召集醫護開會，規定三句口徑向外統一回答，生怕影響戰友情緒。口徑背完，他才閉眼休息，額頭汗珠連成線。

同僚探望絡繹不絕。林彪破例來到病房，話不多，只放下一疊俄文樂譜；羅瑞卿握著他骨節突出的手，半天說不出話；吳法憲干脆把空軍常委會搬到走廊，當面向他匯報。每一次探訪結束后，他都讓護士把門關緊，低聲囑咐“別耽誤大家”。

1965年春末，病重的他忽然清醒。看見翟云英守在床邊，便要坐起，被護士按住。他仍堅持交代遺愿：“孩子、父親、安娜媽媽。”聲音微弱，卻逐字清晰。翟云英含淚應諾。短短三件事，概括了他對家、對根、對血脈的全部牽掛。

其一，子女不得依賴父輩軍功，要靠勞動立身。其二，垂暮老父由妻子贍養送終。其三，年邁岳母的俄國親屬下落不明，務必設法尋回。這第三條最難。蘇聯地域廣、舊檔案零散，普通家庭要跨國尋親談何容易。劉亞樓深知如此，卻還是說：“只能靠你。”

5月7日下午3時45分，監護儀的曲線驟然平直。軍醫摘下聽診器，翟云英站在門外，沒有哭出聲。她明白，丈夫最忌諱哀嚎。

隨后十余年，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履行遺愿。子女先后分配到工廠和連隊，一律憑本事吃飯；劉家老父在黑龍江老宅安度晚年，直至謝世；至于尋找安娜母親的親族，程序最繁雜，她跑遍國內俄僑檔案室，寄出近百封詢問信。1985年，哈巴羅夫斯克一位退役軍官回信，確認安娜的妹妹仍健在。次年夏天，兩位相隔半世紀的姊妹在中蘇邊境小鎮會面，握手良久無語。

1987年那個雨天，翟云英帶著合影和譯好的俄文家譜站在墓前，輕聲說“都辦妥了”。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丈夫的囑托完整匯報。

白菊花瓣被風掠起幾片，落在石階。老婦抬手拂去，雨聲里，只剩空軍老戰歌隱約回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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