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冠華歸葬故鄉鹽城遇冷，蘇州：鹽城不要我們要，太湖洞庭隨便挑

1984年正月初三，蘇州吳縣縣委大院的門剛開，李顥就踩著薄霜進了院子。管正書記抬頭，看見李顥凍得通紅的耳朵，話不多說，只問一句：“章含之還在等消息？”李顥點頭。屋里靜了幾秒，管正隨后給出一句干脆答復：“鹽城不要，我們要。”

時間撥回到1983年9月22日，北京醫院。喬冠華摘下氧氣面罩，示意夫人俯身過來。他斷斷續續留下遺囑：骨灰要回建湖老家。交代完畢，昔日笑聲震動聯合國大廳的外交部長，生命停在七十歲。 八寶山守靈只用了三天。章含之把骨灰盒揣在懷里抱回家，放在臥室整整一年。人說隨鄉入土，可她不敢莽撞。那一年，北京的夜格外長，她常摸著盒蓋，輕聲念丈夫的遺愿。

1984年12月初，章含之帶著骨灰南下鹽城。迎接她的，是鹽阜賓館一桌酒菜和幾位離休老干部。現任領導全員缺席，氣氛別扭。章含之察覺寒意，席間只談天氣，不提歸葬。短短三天，她帶著骨灰盒默默返滬。鹽城的冬風吹過射陽河，街巷卻無人議論這位老鄉。

回到上海后，章含之思來想去，想到了蘇州。山水溫潤，交通方便，還離北京、上海都不遠。她托李顥打聽吳縣態度，才有文章開頭那一幕。不得不說，管正當場的那句話，把多日陰霾一掃而光。

1985年春，洞庭東山南坡。茶樹抽芽，太湖水面卷著微浪。章含之選定一塊朝西小坡，背湖面山，泥土松軟。當地民政部門僅用十天便辦妥全部手續。安葬那天，湖面起霧，送行隊伍寥寥十余人，沒有花圈，沒有致辭。一行人默立五分鐘，隨后悄然散去。喬冠華的第一處長眠地，就這樣定了。

話說回來，喬冠華與鹽城的淵源根深。10歲進鹽城第二高等小學；十幾歲便在亭湖中學與同學掀起反校長風潮；20歲遠赴歐洲求學時，還在《救亡日報》寫過《鹽城風雨》。任何人都明白，他對這片灘涂之地感情極深。可惜，世事常不如人愿。

入葬蘇州兩年后，鹽城方面回過味來。地方史志編撰需補空白，城市品牌也瞄準“紅色資源”。 1987年夏，鹽城市政府派專人到蘇州，誠懇提出遷墳請求，并提議把主干道改名“冠華大道”，修紀念館。章含之陷入兩難。鹽城是丈夫的根，蘇州卻給過雪中送炭的情分。遷，動了人情；不遷，違了遺愿。

1988年，經江蘇省政協牽線，折中方案出爐：骨灰遷回鹽城，但洞庭山舊墓不拆，樹碑告示年代。喬冠華遂有了第二處墓地。此舉在當時被視為“面面俱到”的處理范本：尊重個人意愿，也不傷地方感情。

故事并未結束。2003年，建湖縣委提出，希望故居旁再建喬冠華墓，以便形成完整紀念區。章含之同意打造“衣冠冢”，內部安放眼鏡、鋼筆、舊手稿。章含之的繼子女提出新想法：龔澎應與父親合葬。年輕人理由簡單——“父母生前風雨同舟”。章含之點頭，這便產生第三處墓地：建湖衣冠冢，并列兩位外交家的名字。

同年秋，上海福壽園亦伸出橄欖枝。理由有三：喬冠華早年長期在滬工作，福壽園埋葬章士釗，章含之也已決定百年后葬父旁邊；另有一層現實因素——章含之年事已高，往返蘇蘇兩地掃墓體力不支。經過再三衡量，她答應在福壽園立銅像、設衣冠冢。第四處墓地由此誕生。

四處安息，聽來荒誕，卻映照八十年代以來地方治理特點：榮譽資源與地域認同交織，名人身后事不再只是家事。有意思的是，喬冠華生前擅長多邊外交，身后竟也用“多邊布局”形式存在。有人揶揄道：“喬部長依舊在搞外交——只是場地換成了陵園。”玩笑背后，是地方政府競逐文化品牌的現實考量。

細心讀史，可發現鹽城最初的冷淡并非無理由。1980年代初，“撥亂反正”剛起步，干部行事異常謹慎。喬冠華晚年卷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內部爭論，政治評價一度模糊。基層官員自然選擇觀望，以免日后擔責。幾年后風向明朗，他的外交成就重新被肯定，鹽城態度才180度轉彎。

學界常說，墓地數量多寡與評價高低無關。事實上，四方搶護，恰恰說明喬冠華在中國近現代史舞臺上的分量。板門店的夜談、聯合國大笑、中日邦交正常化文件的譯稿，都有他筆墨。對普通讀者而言，更直觀的是影像：1971年聯合國大會，他雙臂張開仰首而笑；背后密密麻麻的掌聲，把年輕的同事們震得熱淚直流。

試想一下，如果喬冠華能預見身后四墓，他是否仍堅持“落葉歸根”？誰也無從得知。但可以肯定，他若站在洞庭東山俯瞰太湖，或在鹽城看潮起潮落，都不會陌生。水波拍岸，風聲低語，都是家國。

今天的蘇州與鹽城，都已把喬冠華紀念設施納入紅色旅游線路。游客掃碼聽解說，或駐足看碑文，注目的一刻，大概很難想象當年那場“鹽城不要”的尷尬。時代在走，每座城市也在用自己的方法修補過往空白。喬冠華的四處長眠，只是眾多案例之一，卻足以說明：歷史人物的歸宿，從來不是簡單的終點，而是一場持續的對話——地方與中央、現實與記憶之間，互動永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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