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原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之女程悠蘭伏法，其子尚在潛逃

2004年1月7日清晨，北京的天空陰沉，冷風裹著塵土拍打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的外墻。九點整，審判長敲響法槌：“被告人程悠蘭，犯偷逃稅款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并處罰金七百零八萬九千九百元。”一句話落地，旁聽席響起細碎的議論聲，程家昔日的榮光仿佛被那記法槌擊得粉碎。

庭審結束后，一名老記者搖著頭低聲嘀咕：“程書記當年何等風光，誰能想到會落到這步田地？”這種復雜的情緒，很快傳遍各家媒體編輯部。消息標題越寫越短，越短越刺眼——“程維高之女獲刑”。

公眾的注意力自然聚焦在宣判當天，卻很少有人細究導致這場悲劇發(fā)酵的諸多細節(jié)。時間回到1991年，程悠蘭的弟弟程慕陽大學畢業(yè)，從南京跑到北京闖市場。憑父親的名聲、秘書的協調，他先在熊貓電子混了不到一年，隨即接手北京國際廣告公司，牌子一掛，貨真價實的生意與權力的影子就交織在一起。

程慕陽清楚，單打獨斗拿不到太多甜頭，最好把姐姐也拉下水。姐弟倆一拍即合，一個在前臺高調做事，一個在后臺調度資金。到了1995年，程悠蘭干脆結束婚姻，拿著行李去了北京佳瑞廣告公司。當時公司注冊資金不過一百零八萬元，卻有程氏兄妹撐腰，雙方客戶一聽來頭，都笑臉相迎。

有意思的是，程悠蘭自認“財務出身”，可真正操盤時最熟練的卻是做假賬。1996年底，他們和中央電視臺簽下保健品廣告代理合同，取得金額三百一十八萬元的發(fā)票。賬面上，這筆大額支出被用來沖抵當年營業(yè)收入，稅款就這樣被擠出賬本。第一次試水便輕松躲過檢查，讓人心里發(fā)癢：“原來錢可以這樣省。”

正是這份僥幸，一步步放大了風險。1997年至1999年間，佳瑞廣告的賬簿出現十起“多列成本、少列收入”的操作，偷逃稅款兩百一十九萬余元。數字放在今天或許不算驚天巨額，可在當年的廣告圈已足夠扎眼。審計部門后來清點，程慕陽通過不同公司持股，名下資產超過一億元。

與弟弟的迅猛擴張相比，程悠蘭內心其實更加急切。她曾向朋友感慨：“誰甘心一輩子只當機關里的小科員？”于是，她借助父親的秘書李真打通渠道。李真一句“書記的女兒想做點事”，便能讓不少項目輕松落袋。多年后，李真因受賄被捕，此案牽出的一根根線索，最終把程慕陽與程悠蘭捆在一起。

2003年3月18日，程悠蘭在北京被捕。警方調取公司財務憑證時，她先是辯解“那是財務人員的操作”，可憑證上的批示筆跡和簽字將責任牢牢扣在她身上。面對審訊，她沉默良久，只說了一句：“我只是幫忙看賬。”

同年8月9日，新華社發(fā)布對程維高的處分通報，其中一條便是“放任子女利用其職務影響從事違紀甚至違法活動”。河北官場震動，很多干部這才恍然大悟：那些年為保龍倉集團跑手續(xù)、送地皮的忙碌，原來都是在給省委主要領導的兒子鋪路。

保龍倉的紙面股東六家，沒有一家公司直掛程氏兄妹的名字，卻幾乎都與“佳達利”有關——北京佳達利商貿、南京佳達利實業(yè)在工商登記里若隱若現。追根溯源，兩家佳達利的自然人股東正是程慕陽和程悠蘭。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佳達利的注冊地址，恰好位于河北省政府駐京辦大院，關起門來一問，誰不清楚這代表了什么？

拿地、蓋樓、搞連鎖超市，從1997年到2001年，保龍倉的擴張遠超業(yè)內平均速度。房地產業(yè)內人士納悶：一個90年代初還在倒摩托車的小老板，憑什么突然跑贏所有對手？后來才知道，背后站著省委書記的公子。程慕陽占股三成的說法廣為流傳，也有人相信他持有控股權。不同版本，指向同一事實——要資源有資源，要資金有資金。

2000年起，國家開始大力整頓土地出讓和稅收秩序，程家生意的隱蔽性卻未提高多少。李真落馬后，一批涉案人員相繼被查，程慕陽選擇出國，表面說是留學，實質避風頭。加拿大的環(huán)境寬松，他遞交移民申請，購置物業(yè)，遲遲不回。至今，程慕陽仍掛在“潛逃人員”名單上。

與弟弟遠走相比，程悠蘭無處可逃。案卷顯示，她除偷逃稅外，還涉嫌向銀行騙取貸款，但因證據不足未被起訴。審判長在量刑時提到“自首、認罪、補繳稅款”三項量刑情節(jié)，最終做出緩刑決定。看似留有余地，實則標志著昔日特權鏈條被司法明刀砍斷。

不得不說，程維高對兒女的溺愛是一條貫穿始終的線索。他公開夸贊女兒經商“光宗耀祖”，絲毫不避諱身份交換帶來的資源傾斜。多年以后，熟悉程家的干部回憶，一句“書記點頭”勝過企業(yè)家跑斷三條腿。權力與資本沆瀣一氣，被包裝成“政府扶持民營經濟”的佳話，直到東窗事發(fā)。

程悠蘭宣判當晚，河北多家單位連夜組織干部學習違紀通報。一位基層科長看完資料，只留下四個字：“前車之鑒。”對普通干部而言，這是一場震懾；對手握資本與背景的人而言，更像一次警告——體制的保護傘并非永遠存在。

如今，程慕陽依舊在境外。他曾在加拿大媒體面前強調自己“是合法商人”。然而，中國警方的紅色通緝令并未撤銷，涉案金額、逃稅數額、濫用職權的證據，仍靜靜躺在卷宗里。只要歸案，法律程序隨時可以啟動。

程悠蘭因緩刑得以保外，但五年考驗期內寸步難離，商業(yè)活動徹底凍結。一位多年老友探望時問她后悔與否，她低聲回答：“早知如此，不如守著小日子。”對話不到十個字，卻道盡昔日風光人物的落寞與悔恨。

事件過去二十年，被提及的已不只是程家命運，更是權錢交易的教訓。政治高位與商業(yè)利益越過界限，遲早付出代價，這條規(guī)律沒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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