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27日清晨,錦州監獄的大鐵門剛剛開啟,一份蓋著鮮紅印章的特赦令送進值班室。走廊里立刻躁動起來——因為那張紙寫著“王燦文”三個字。值班長壓低嗓子對同事說:“老王真的成了全國第一個從死刑一路減到特赦的人。”一句話,把所有人從半夢半醒中驚得直挺腰桿。
誰料想,九年前,這位技術干部還在上海等待行刑。1950年夏天,他因貪污公物和倒賣物資被捕,涉案金額高達舊幣3.7億元。案卷擺到上海市軍管會主任陳毅桌上時,罪名清楚、證據確鑿,死刑判決很快就批了。可審閱材料的陳毅又發現,王燦文學歷不低,電機專業功底扎實,正是新政權急需的人才。經過再三討論,判決改成“死緩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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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只殺他們不殺我?”王燦文得知自己改判后,在看守所不停嘀咕。管教干脆挑明:“劉青山、張子善各貪不到兩億舊幣,都被槍決,你貪3.7億還能活,已經是極限寬大。”這句話像當頭棒喝,他不再爭辯,也就此埋下了“戴罪立功”的念頭。
短暫的迷茫過去,勞動改造拉開大幕。提籃橋監獄鐵工車間最缺電機技師,監獄把控制機床的難題扔給了他。王燦文熬夜畫圖、親手調試,兩個月就把壞掉的機床修到能批量出活。第二年,上海五角勞改工具廠要從無到有建設,他又被抽去做設計。工地上長年潮濕,他穿著草鞋趟水量線,也硬是把廠房在雨季里撐了起來。兩年考察結束,法院把死緩改成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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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新中國工業重心北移。遼西錦州電機廠急缺懂技術的工程師,公安部勞改局決定把“技術尖子”王燦文調往東北。南方人聽說要去關外,心里犯怵:寒氣、口音、距離、家眷,一個也不好克服。遼寧來人拍著桌子說:“你在上海只是補鍋匠,到了東北能干大工程。家屬托兒所、工作單位,政府兜底。”妻子探監時也勸:“先顧國家,再顧我們。”幾句家常話,讓他打點行裝北上。押送人員按照特批指令,未給他戴任何械具。王燦文默默記下這份信任。
到錦州后,首個任務是為松江電爐廠配套鹽浴爐變壓器。沒有現成數據,他只好反復實驗,十幾天睡在車間行車梁下。最終,一臺完全國產化的大功率變壓器通電成功。隨后他又搞出62種熱電器元件、55條設計公式,廠里第一次擁有自己的技術檔案。從警衛到廠長,見了他都豎大拇指。
成績一項接一項。有意思的是,1956年批下來的減刑令把無期改成12年;第二年,寬大假釋批準,他已可以跟工人一起上下班。那會兒,北京電車系統急需千安級直流高速斷路器,他沖在最前面,卻只領了一張150元的特等獎金就匆匆回廠。地方領導怕他思想波動,把在上海任教的妻子調來錦州,給了夫妻一套帶暖氣的單元房,總工程師待遇不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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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就是那張轟動一時的特赦令。全國媒體報道時用了“減刑紀錄”一詞,司法系統內部也把他的案例當作示范材料。特赦當年,他又試制出國內首臺200公斤真空感應電爐和第一臺電子轟爐機。遼寧省委把材料報到中央,幾位主要領導都批示肯定。毛主席在一次會議上說:“能改造的就多用,讓他們出力。”周總理補了一句:“這也是改造人的最好教材。”
1976年9月,一通加急電話把王燦文從車間叫到錦州市委:“北京需要你參加水晶棺攻關。”原來,為毛主席守靈的水晶棺必須采用大尺寸無瑕光學玻璃,當時國內尚無成熟工藝。王燦文馬不停蹄趕到115廠,從配方到退火全程盯控,寫了厚厚一本工藝筆記。50多天后,合格的大尺寸水晶批材出爐,他把樣品抬進檢驗室時,連夜班工人都被那透亮的棱面震住。毛主席紀念堂管理局隨后發來榮譽證書,他卻只對身邊人說:“這回,總算還清當年的舊賬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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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十余年,他主持或參與300多種新產品設計,拿下百余項國家專利,先后任錦州市冶金機械局總工程師、省政協常委、市政協副主席、九三學社錦州組織負責人。面對榮譽,他不避曾經身份:“黨把我從死刑犯改造成工程師,這是事實,誰也抹不掉。”
王燦文晚年體弱,出門總有人攙扶。有人問他最服哪條法律條文,他笑了笑:“勞動改造條例。”頓了頓,又加一句:“犯了錯給機會,就得拿命把這機會做大。”37個字,他說得輕,卻足夠砸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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