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的媽媽楊振德，一眼認準了周恩來這個女婿，稱這個人靠得住

1927年4月14日，上海法租界的雨夜陰冷刺骨。兩天前“清黨”風暴席卷全城，街口的電線桿上貼滿了通緝啟事，排在最前面的名字便是“周恩來”。就在這場危急中，距離法租界不到三里地的一間小旅館，楊振德正守著產房焦灼等待——鄧穎超難產，醫生已經進進出出五次。她不敢掉淚，耳邊卻反復回響一件事：女兒說過，“媽，他值得托付。”

楊振德186？生于長沙，讀過私塾，14歲漂泊廣西。清末民初，女子有學問、有手藝，本就罕見，她又鉆研中醫，練得一手望聞問切。1904年，她生下女兒玉愛。丈夫鄧忠庭卻嫌“賠錢貨”，幾度打算賣女兒。楊振德提菜刀擋在門口——“先過我這一關。”那一夜，她認定，誰若欺負孩子，就要先面對她。后來鄧忠庭因貪墨被充軍，她便帶著女兒一路輾轉天津，嘗盡離亂，但母女終究活了下來。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天津學生涌上街頭，覺悟社夜以繼日開會策劃。一天深夜，鄧穎超回家，興奮地告訴母親：“周恩來談吐不凡，他說國家興亡，青年當自強。”楊振德沒有急著表態，只是把燈芯挑亮，看著女兒眉飛色舞的樣子，心里記下了這個名字。

1920年底，歐風東漸，周恩來遠赴法國勤工儉學。臨行前，他給鄧穎超留下紙條：“愿共勉此生。”簡單七個字，摁下了兩人情感的火種。楊振德翻看那封信，端詳落款“伍豪”筆跡，眼角浮出罕見的笑意。彼時的她并非只憑面相，而是憑多年行醫見人練出的直覺：字里行間不浮不躁，這小伙子沉得住氣。

1925年夏末，鄧穎超因組織學潮被天津當局通緝，準備南下廣州。動身那天，月臺擠滿警探。楊振德把一包銀圓偷偷塞進女兒行囊，只說一句：“照顧好自己，也要信得過他。”火車晨霧中慢慢駛離，母親挺直腰板，直到車尾消失才轉身。周圍人以為她淚如雨下，其實她在盤算：若廣州形勢惡化，自己便趕去，橫豎醫者身份最易遮掩。

同年11月20日，楊振德果然踏進廣州黃埔長洲島。周恩來正擔任政治部主任，事務纏身，仍抽空迎接未來岳母。席間寒暄，他舉杯敬酒：“老太太遠道而來，辛苦了。”楊振德看他舉止有度，言語謙遜，心底最后一絲顧慮也放下。她笑著拍了拍周恩來的手背，“靠得住，玉愛沒看錯人。”那句話，周恩來記了大半輩子。

然而革命道路從不平坦。1927年孩子難產夭折，鄧穎超幾近崩潰。上海白色恐怖中，周恩來四處轉移，楊振德連夜搜集偏方，為女兒續命，同時在報紙上刊登暗號式尋人啟事。幾行小字，救回了周恩來，也成了中共中央地下交通線上的范例。醫生出身的她，就這樣在刀光劍影里完成一次情報戰。

1932年至1934年，中央蘇區缺醫少藥。楊振德拖著五十多歲的身子，與傷病員吃住同棚。紅軍小伙子打趣：“鄧老媽媽的藥湯比鹽都金貴。”她從不多言，僅囑咐戰士保持樂觀，“心靜則血順，血順則傷口易合。”這套經驗，后來被醫務處編寫成簡易手冊，隨紅軍長征發行。

1935年4月，九江淪陷。楊振德主動留下殿后，終被捕。國民黨審訊官夜半軟硬兼施，企圖撬開她的嘴。“給周副部長寫信吧，只要他自首，你就自由。”她笑道：“你們連蔣先生都管不住兒子，要我管女兒？”四兩撥千斤，審訊官愣住。幾個月后，反省院爆發傷寒。西醫束手無策，所方只得向她求救。她煎出幾帖中藥，效果立竿見影，反而成了獄中救命恩人。直到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她才隨特赦名單離院。

1940年5月，重慶紅巖。楊振德已年過花甲，卻堅持自理生活。鄧穎超常年奔波，偶爾夜歸，仍先摸去母親房里，看那盞煤油燈是否熄滅。楊振德心疼女兒，總把衣服背面縫補得整整齊齊，再悄悄放回衣柜。周恩來見狀，只能苦笑，“家里最操心的，還是您老人家。”楊振德擺手：“我這點心思，算不得事，國家大任重得很。”

楊振德沒有看到1949年的禮炮，也未等來女兒陪伴的晚年。但在那短短六十余載里，她用菜刀護女，用銀針護兵，用沉毅護持一場巨變。有人評價，她是平凡母親，也是隱藏最深的戰士。至今讀紅巖舊檔，還能找到一行批注：“周恩來—家屬—楊振德—極可靠。”簡單四字，恰是她一生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