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襯衣不見，毛主席很生氣，衛士撒了一個謊，主席一聽笑了：很好

“6月7日凌晨兩點，衣柜還是空的！”李銀橋推開門，小聲卻急促地對李家驥說。 燈光昏黃，屋里靜得只能聽見兩人心跳。他們找了一夜，毛主席點名要的那件補丁襯衣就是不見。李家驥拽著褲腰，額頭冒汗——不是找不到，而是根本不在了。

事情的源頭得從四個月前說起。二月初，主席結束蘇聯訪問回到北京，大包小包全得重新整理。李家驥把一摞舊衣服鋪在炕上檢查，忽然發現那件白襯衣的后背又被磨出一條長口子。此襯衣十五年前就陪著主席轉戰南北，補丁摞補丁，早沒了原樣。李家驥捏著破口，心里一個念頭“啪”地跳出來：這回徹底不能穿了吧？他沒多想，就順手把它塞進了送給警衛班李風華家的包裹——原打算改成尿布。

可主席和別人不一樣。衣物舊了能補就補，這已成習慣。牙刷掉光毛，他還能笑說“刷頭短點，更扎實”；鉛筆只剩一截，他拿火柴皮卷一卷繼續寫。李銀橋常勸，“現在條件好點，換新的吧。”主席擺手：“東西是勞動換來的，不用夠本豈不可惜？”一席話聽得小李半天說不出話。

于是，當六月的夜風吹進菊香書屋，主席忽然想起那件襯衣，一句“幫我拿來”直接把李家驥逼上墻角。第一次被問時，他含糊其辭：“可能放錯柜子了，我再找找。”他希望拖一天算一天，指望主席忙文件就忘了。偏偏主席記性好，第二天又問：“你到底找著沒有？” 這回李家驥慌了。扔？不敢說。送人？更不敢說。憋到第三天凌晨，他拉著李銀橋商量對策，兩人圍著小煤油燈直轉圈也想不出法子。銀橋一句“干脆裝死”剛出口，自己就搖頭：主席的脾氣他們摸得透，哪那么容易蒙過去。

撐到第七天，李家驥索性硬頂。他從備用箱里挑一件成色不錯的白襯衣，悄悄讓趙鶴桐替他送去。趙鶴桐前腳進門，主席一瞄就皺眉，“不是那件。”隨即發話：“把李家驥叫來。”屋里氣壓瞬間低到零點。李家驥心里直打鼓，深吸幾口氣才進屋，手心全是汗。

“襯衣哪去了？”主席聲音不高，卻結結實實壓在頭頂。李家驥一口氣提到嗓子眼，腦子飛快打轉，憋出一句：“主席，我實在沒丟。那襯衣破到實在補不了，我看李風華的娃沒衣服，就……就改了件小褂子給孩子。”話一出口，他自己都嚇一跳：這是臨時編的，還真像回事。

沉默三秒，主席臉色忽然松動，竟笑了。煙頭在指尖亮了下，他點點頭，“很好，給娃當衣裳，比丟垃圾桶強多了。東西用到盡頭，才算值。” 李家驥這才把憋著的氣吐出來，后背衣衫濕得能擰水。夜深，他摸黑溜回宿舍，腿都軟。

事情到這看似過去，卻帶來一連串反思。第二天早飯桌，主席聊起舊襯衣，順手舉了幾個例子：

1. 延安時期，他一支鉛筆用三個月，短得拿不住就削竹片做延長桿。
2. 長沙求學時，他與同窗合伙買牙粉，每天一分錢，照樣用得干干凈凈。

1. 抗戰最艱苦那年，他一件棉衣里子翻過來又穿兩年。

主席擺出這些瑣事，不是在炫苦，而是告訴身邊的年輕人：新國家剛起步，錢要花在該花的地方。外交場合穿西裝、戴禮帽可以，那是形象；個人開銷能省就省，那是節骨眼。事實也的確如此。1945年赴重慶會談，他一身筆挺西裝，把蔣委員長的隨行記者看呆了；1957年再訪蘇，依然是整齊禮服。可是回到中南海，同一頂帽子能戴好幾年，里襯磨破就讓裁縫掀開綢布再墊層舊棉。

多年以后，李家驥在門口碰見李風華，被一句話逗得哈哈大笑：“你家娃當年抱的，可是主席襯衣做的小褂子。”李風華搖頭擺手：“真沒舍得剪做尿布，一直留著。孩子大了，我拿出來給他們講節省這回事。”那件襯衣至今在李家里柜子里壓著，已由雪白變米黃，補丁花紋仍清晰。

李家驥常說，這段波折像根細針，扎在記憶里，讓他再也不敢對“節儉”二字掉以輕心。衛士生涯十三年，他再沒擅自處理過主席任何一件物品。襯衣事件過去七十多年，文件里只留下寥寥幾行記錄，可當事人心里的漣漪一圈圈擴散開去：勤儉不是口號，而是行為習慣；領袖的要求，看似苛刻，卻自有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