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深夜發(fā)文，王毅對日本的7字警告，已經上升到了最高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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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初的深夜，中國外交部突然發(fā)布了一份不尋常的新聞稿。

而內容是中國外長王毅，在12月8日與德國外長瓦德富爾會談時，提到了日本，語氣罕見地嚴厲。

在會談中，王毅外長用了“是可忍孰不可忍”，讓整個東亞輿論瞬間緊張起來，這是中國在極少數(shù)關鍵時刻才會拋出的警告，往往都預示著事態(tài)已經發(fā)展到了不可挽回的臨界點。

1962年中印邊境風聲鶴唳之時，《人民日報》社論以此為題，1979年對越自衛(wèi)反擊戰(zhàn)打響前夕，這七個字再度作為雷霆之怒的前奏登場。

如今，這句曾伴隨隆隆炮聲被載入史冊的重話，被王毅外長用來定性日本現(xiàn)職領導人的行徑，其釋放的信號不言而喻：中方的耐心池已經干涸，忍耐力已達極限。

這與那句著名的“勿謂言之不預也”有著異曲同工的威懾力，遠超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那些“強烈譴責”或“嚴正交涉”的量級，它代表著最高級別的紅色警報。

激起這番雷霆震怒的導火索，源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在臺海問題上的一系列瘋狂試探，她不但拋出了所謂“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荒謬論調，甚至不僅在口頭上將日本的國家安全強行與中國內政捆綁，更在實質上暗示了日本自衛(wèi)隊介入臺海沖突的可能性。

這種公然試圖用武力威脅干涉中國核心利益的做派，已經完全背離了外交博弈的灰色地帶，赤裸裸地踩踏在中國的紅線之上。

如果說“是可忍孰不可忍”是情緒上的雷霆手段，那么王毅在會談中拋出的“七重鎖定”論，則是從法理和邏輯上給日本打造了一座無法逃脫的鐵籠。

面對德國同行，王毅沒有空談概念，而是如一位嚴謹?shù)氖穼W家兼法官，將臺灣回歸中國的法理鏈條拆解為七個無可辯駁的歷史節(jié)點，把這稱之為“鐵一般的事實”。

這七重枷鎖的第一環(huán)，扣在了1943年的《開羅宣言》上，彼時的國際會議早已白紙黑字地規(guī)定，日本必須歸還其從中國竊取的所有領土。

隨后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緊接著作為第二環(huán)，再次以法律形式勒令日本履行前約，當年的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即是作為戰(zhàn)敗國對上述條款的全面接受，這是第三重鎖定，標志著臺灣在法律意義上已經回歸中國主權管轄。

進入新中國時期，這一法理鏈條繼續(xù)延伸，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為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是第四重。

1971年聯(lián)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不僅恢復了中國的合法席位，更從國際法層面徹底否決了臺灣所謂的“獨立地位”，確認其為中國的一省，這第五重鎖定斬斷了所有“兩個中國”的幻想。

對于日本而言，最無法抵賴的還有這一鏈條的最后兩環(huán)——那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進程中早已白紙黑字寫下的契約。

1972年的《中日聯(lián)合聲明》中，日本政府明確表示對中國立場的“理解與尊重”，承認相關法理現(xiàn)狀。

到了1978年，兩國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日本再次以條約義務的形式確認了這一承諾，這最后兩重鎖定，相當于日本自己親手簽字畫押，將自己在臺灣問題上的手腳束縛住。

王毅此番極其詳盡地羅列這“七重鎖定”，是在向世界，特別是向那個試圖翻案的二戰(zhàn)戰(zhàn)敗國宣告：臺灣的歸屬早有定論，無論是從歷史經緯還是國際法條文來看，這里面不存在任何可以模糊處理或討價還價的空間。

這不僅是一次歷史課，更是一次從歷史、法律到現(xiàn)實政治的全方位合圍，然而，令人玩味且警惕的是，面對北京方面擲地有聲的法理闡述和嚴厲警告，東京方面的反應卻顯得頗為“巨嬰”且充滿了算計。

日本政府并未選擇在核心問題上收斂，反而試圖通過制造新的受害情節(jié)來混淆視聽，上演了一出“賊喊捉賊”的戲碼。

日本防衛(wèi)省近期突然高調炒作所謂的中日軍機“摩擦”，防衛(wèi)大臣小泉進次郎煞有介事地指責中國軍機對日本戰(zhàn)機實施了“雷達照射”。

但在這種控訴背后，卻是一個完全倒置的事實圖景。實際情況是，中國海軍遼寧艦航母編隊正在東海海域進行例行的正當演訓，而日本自衛(wèi)隊的艦機卻如牛皮糖一般，多次惡意抵近偵察和滋擾，試圖刺探情報甚至干擾演練進程。

在軍事專業(yè)領域，“雷達照射”往往被視為攻擊前兆，日方故意拋出這個詞匯，意在將自己偽裝成被強者霸凌的“受害者”。

殊不知，中方對其抵近騷擾行為進行的跟蹤監(jiān)視，是任何國家軍隊在遭遇此類挑釁時都會采取的標準自衛(wèi)程序。日本這種“主動上門碰瓷”，反過頭來還要在輿論場上大喊“被欺負”的操作，本質上是一種極為拙劣的政治操弄。

更為諷刺的是，日方甚至還拿“熱線溝通”做起了文章，聲稱試圖通過防務熱線聯(lián)系中方卻無人接聽，企圖以此渲染中方“拒絕溝通”的傲慢形象。

然而外交與軍事溝通的基石從來都是對等與尊重。一邊開著飛機去人家家門口搞破壞、搞偵察，制造緊張氣氛，一邊又拿著電話要求對方“聽電話”，這種強盜邏輯顯然在當今的國際互動中是行不通的。

王毅外長之所以選擇在會見德國外長時如此大篇幅地論述日本問題，就是意在通過第三方向整個西方陣營，乃至國際社會傳遞清晰信號：在核心利益問題上，中國沒有任何妥協(xié)的余地。

所謂“七重鎖定”早已將法理的大門焊死，而“是可忍孰不可忍”則是從實力地位發(fā)出的最后通牒。

日本如果繼續(xù)在涉臺問題上裝睡，幻想著用一些虛假的“悲情敘事”或模糊的軍事挑釁來試探中國的底線，最終只會發(fā)現(xiàn)自己正加速沖向那堵由歷史正義與現(xiàn)實力量構筑的鋼鐵城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