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里”科學家故事?丨這位杭州人曾在金華農村插隊當教師，當年村民排隊按手印“送”他去高考

編者按

在百年的科技奮斗史中，浙江英才輩出，燦若繁星，眾多著名科學家在“浙里”熠熠閃光。為弘揚新時代科學家精神，省科協開展“打造科學家群落，弘揚科學家精神”行動。本號特推出“‘浙里’科學家故事”專欄，以弘揚科學家精神為主線，通過摘錄、轉載和整理等方式，全方面呈現一批近代浙籍或在浙江工作過的著名科學家的故事，傳承科學家精神，涵養優良學風，引導全省科技工作者為忠實踐行“八八戰略”、奮力打造“重要窗口”，爭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先行省，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凝聚力量。

他曾是下鄉插隊的知識青年，滿腔熱情為村民當教師，高考制度恢復后村民集體按手印“送”他去高考，最終成為我國首位自己培養的地質學博士。

他長期在野外進行研究工作，艱辛危險擋不住他的腳步，率先提出“成對花崗巖帶”等新概念，為我國進行重要金屬礦產、油氣資源開發提供了支持，并為勘察所證實。

他就是中國科學院院士楊樹鋒。

▲楊樹鋒院士訪談

農村插隊生活成為最難忘記憶

1947年5月20日，楊樹鋒出生在杭州，直到高中畢業，他都沒有離開過杭州。高中時楊樹鋒就讀杭州一中。黑黑壯壯，成績優良，是當年他給老師和同學們留下的印象。

1966年高中畢業，趕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楊樹鋒和許多同學一起，離開杭州的家，到當年的金華石橋公社摩訶大隊（現金東區嶺下鎮摩訶村）插隊。

在金華山區，楊樹鋒第一次聽到村民把洋油燈叫做“美孚燈”，以為這是土話的叫法，后來才了解到，這個燈是從美孚石油公司進口的。上世紀60年代，村里還在點煤油燈，農村的貧窮落后深深震撼了年輕的楊樹鋒。

“當時我們國家還是一窮二白，所以那段經歷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我們應該有所作為，要為國家的發展做一點事情！”

干農活，要挑200斤的擔子在田里進出；當教師，什么都教，從最開始的掃盲班，到語文、數學，還有體育。楊樹鋒說，不但要教書，還要動手蓋教室、修操場。“現在想想很有成就感的，因為得到農民兄弟的認可，實現了做人的價值。”

在摩訶大隊的這幾年，楊樹鋒和當地村民一起勞動、生活，為村民辦掃盲班，還親手一磚一木建起了當時石橋初中的校舍。在石橋初中，楊樹鋒既是語文老師、數學老師，也是體育老師，和學生、老師及校工結下了深厚的情誼。他還清楚地記得，考上大學離開石橋初中那天，村里人送了他很多自己做的布鞋，陪著他一路去了南京大學，“很多雙，一直穿著，陪了我很多年。”

楊樹鋒回憶說：“那段生活很特別，從建教室到晚上打著手電筒去家訪，有時候我在想，如果我當年不出來，一輩子從事鄉村教育的話，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2022年，楊樹鋒還特意重返金華金東區，專程拜訪了摩訶村的老朋友們，找到了那所讓他牽掛了幾十年的老校舍。他親切地稱金華為“我們金華”，摩訶村為“我們村”，體現了對當年生活的深厚感情。他感慨：“是金華培養了我，鍛煉了我，讓我穩穩地邁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從事地質研究是機緣巧合

1972年，楊樹鋒得到一個機會參加高考。

“那時的高考是‘推薦加考試’，首先要當地基層推薦，當時整個金華和衢州加一起，只有12個名額，那天我剛好帶著學生在區里參加中學生運動會，運動會結束的時候，他們告訴我去參加考試。”

其中還有一個小插曲：當時政審時因為缺少農民推薦表，村民們連夜集會，在推薦表上按手印，幫楊樹鋒補全了材料。

在順利通過了書面考試之后，因為自己哥哥是浙江大學光學儀器系的畢業生，楊樹鋒也想報考浙江大學。

“面試的時候，我說想進浙江大學，面試老師說，你回去等錄取通知吧。誰知道通知書來了，南京大學地質系，和我的設想完全不一樣，我想放棄。”楊樹鋒回憶，“后來仔細想，覺得對不起老鄉們，公社領導、農民朋友都這么相信我，把這么珍貴的名額給我，我有什么理由挑三揀四呢？”

有了這樣的想法，楊樹鋒的心態轉變了，收拾包袱去了南京。他開始留心起腳下、路邊的石頭，因為將來，他要去研究這些東西了。

到南大地質系后，楊樹鋒逐漸愛上了這個專業。他漸漸懂得，地質學是非常重要的學科，從國家需求來講，它與資源、能源、環境密切相關，國家發展離不開它。最終，他師從郭令智院士和施央申教授，成為中國1981年實施學位制度后培養出的首位地質學博士。

千難萬險不放棄源于熱愛

做地質工作離不開野外考察，對楊樹鋒來說，風餐露宿是家常便飯。在風沙肆虐的西北大漠、在華南潮濕多雨的丘陵，即使條件再艱苦危險，楊樹鋒也毫不猶豫踏上征途。

有很多個春節，楊樹鋒在野外和外地實驗室中度過，就連兒子出生時也在野外科研工作的第一線。楊樹鋒多次胃出血住院，但每項科研工作都親自參與，走在科研第一線。對于一個多次胃出血的人來說，注意飲食和身體總是至關重要的，但他為了一個好的地質現象可以整整一天不吃飯并走上幾十公里路。有一次在廣東出野外，為了一個花崗巖剖面，他向當地鄉政府借了自行車，從早上4點多出發騎了4個小時沿著山區不平的山路趕到剖面，顧不上吃飯連續工作5個多小時，下午2點后背上幾十公斤的樣品，騎車4個多小時返回住宿地，直到晚上6點多才吃上當天第一餐。

野外路上的危險也是接連不斷。有一次在祁連山考察，陽光普照，卻不曾料到不遠處泥石流正在奔襲而來。機靈的司機發現了遠處的泥石流，急忙帶著大家開車往山坡轉移，才幾分鐘的時間，奔騰而來的泥石流就沖走了其中一輛汽車，所幸大家及時爬上了山坡才逃過一劫。第二天再回現場，車子已經被埋在地下，只露出一個車頂。

還有一次，團隊正在樹林里勘查，雷雨突如其來，巨雷閃電落在他和陳漢林教授的身后，險些打中人，非常危險。但是今天再說這些野外工作中的危急時刻，楊樹鋒回憶起來卻很淡然，反而成了人生中值得回味的經歷。

“以前我們搞礦產普查，完全靠兩條腿，早晨出去，小腿到膝蓋上面都是濕的，因為露水很大，晚上回來下面干了，上面都是濕的，全是汗水。以前采樣設備全部要靠人肩扛手抬，野外工作還有柴油機、鉆機等，需要搬到目的地，是很辛苦的事情。現在交通發達了，路都通了，汽車都能到，無人機不但能替我們拍照拍視頻，還能幫我們運設備，現在做地質工作就沒以前那么艱苦了，至少從沉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了。”楊樹鋒說，“當然，技術再發展，自然科學研究還是離不開跑野外，但是利用好人工智能大數據，結合傳統的野外研究，能使我們的地球科學研究更上一個層次。”

通過長期的實地研究工作，楊樹鋒和他的團隊取得了許多成果。

花崗巖問題是地質科學中一個重大的研究課題。花崗巖和許多金屬礦產有著密切的成因聯系，楊樹鋒結合構造地質學、巖石學、地球化學、高溫高壓實驗地質學，提出了“對花崗巖帶的形成機理和板塊運動成因關系”的新理論，這一理論獲得了1987年國家自然科學獎三等獎。

他率先提出“成對花崗巖帶”的概念，這一新理論不僅有助于厘定古板塊邊界，還幫助人們理解花崗巖共生礦床的分布規律，意味著能夠指導人們發現鎢、錫、銅等重要金屬。他和研究團隊還豐富了大陸內部構造變形理論，為我國在新生代沖斷帶深層尋找油氣資源提供了理論支持，并為勘察所證實。

承擔國家“八五”重大攻關項目“塔里木盆地火山巖研究”時，楊樹鋒和同事們深入那一片不毛之地，最終提出了塔里木大火成巖省的新認識和成因理論。

年輕人成長，這兩句話很重要

在科研教學和日常生活中，楊樹鋒非常關心、時常鼓勵學生，悉心培養地質學人才，他將教書育人當成與學術研究同等重要的工作。地質學專業課高深莫測，他卻能講得深入淺出、生動形象，他在浙江大學開出全校性選修課“地球科學概論”，慕名而來的學生極多，選課人數超出預定的一倍。

如何走好年輕時的求學路，楊樹鋒認為，浙江大學辦學理念的兩句話，就是非常有用的東西。哪兩句話呢？就是竺可楨先生的“求是”追求，即“以天下為己任、以真理為依歸”。以天下為己任，你的人生目標要歸結到天下，整個人類事業發展要植根于這個中心。現在講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是這個意思。以真理為依歸，就是要有科學精神，求真理要有好奇心，要問個為什么。

“從高中畢業選專業開始，我覺得這兩條都不能少，前者是責任驅動，后者是興趣驅動，雙驅動并行的話，我覺得人生的道路才是走得堅實踏實的。”楊樹鋒說。

2011年，楊樹鋒獲得了浙江大學教職工最高榮譽“竺可楨獎”，他把10萬元獎金悉數捐給浙江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用于設立“地球科學獎學金”。他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的年輕人投身祖國的地質事業。

來源：杭州日報、杭州市科協

責編：葉　揚

美編：鄭娜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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