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華夏文明的起源，看毛澤東思想的深刻內涵！

一、中國人從何而來？

華夏文明是西羌和東夷兩大部落聯盟的融合。

西羌和東夷原本都是晚期智人，在距今兩萬年前從西亞、南亞一路擴散到云貴高原一代。接下來全球共同遭遇了長達千年的寒冷期，被稱為“新仙女木事件”。

具體來說， 12640年前，氣溫驟然下降，世界各地轉入嚴寒，兩極和阿爾卑斯、青藏高原等地的冰蓋擴張，許多本來遷移到高緯度地區的動植物大批死亡。在短短十年內，地球平均氣溫下降了大約7-8℃。這次降溫持續了上千年，直到11500年前，氣溫才又突然回升。

這批遷徙到云貴高原的晚期智人，因為當地特殊的地形地貌，成為躲在避難所里的幸運兒。分布在廣大平原地區的早期智人，因為嚴寒紛紛滅絕，他們只要出去接收地盤就行了。

在距今一萬年前，他們分批進行了兩次大遷徙，一批沿著珠江水系先達到兩廣地區，然后沿著沿海通道一路北上，并廣泛分布于我國的沿海地區。形成了后來的東夷和百越。

另一批則大致沿著胡煥庸線一路向東北方向遷徙，在甘肅四川境內，最終來到了黃土高原。這批人我們將其稱為原始西羌，從文明傳承的角度來說更為重要，因為這批人所講的語言，形成漢藏語系的源頭。

參見：

根據系統發生學的研究方法，漢藏語系的源頭，發生在下圖所示地區，基本與伏羲所在的大地灣文化重合。

以大地灣文化為中心，留在當地的成為羌族，沿著長江黃河上溯走上青藏高原，成為青藏高原上的主體民族藏族；也有部分沿著雅魯藏布江大峽谷走向云貴高原，成為以彝族為代表的西南少數民族的祖先。這條對于我國多元一體文化特色，十分重要的地理走廊，因此被命名為“藏羌彝走廊”。

大地灣文化人群一部分繼續向黃河中下游發展，逐漸發展為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并與來自東北的紅山文化、山東半島的大汶口文化（東夷）、長江流域的屈家嶺文化（百越）相結合，成為漢人的祖先，華夏文明的源頭。

其中，紅山文化屬于東夷體系，但是從地理通道上看，這一區域所在的遼河流域，恰好是我國地理第二階梯和第三階梯的交匯處。因此很有可能原始東夷和原始西羌先在遼河流域交匯、碰撞、融合，然后再南下參與到中原的文明交匯當中。

人類文明總是因為開放交流而向前發展，因封閉而走向落后僵化，符合熱力學第二定律即熵增定律。因此紅山文化在早期文明交流中可能具有一定優勢，又把這種優勢帶入河洛華夏文明當中，使得華夏文明最終成為整個東亞的強勢文明，并以此為核吸收其他各種文明要素，奠定了中國的文明基礎。

距今五千年左右，河洛地區的華夏文明的強勢地位已經奠定，其間發生了一定程度的南移和東移，雖然經歷了大大小小的波折與劫難，但是文明之火長盛不衰， 并一直保持到今天，成為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延續至今的古文明。

二、因治水而誕生的華夏文明

距今五千年前左右，因氣候變化導致400毫米等降水線移動，干旱和洪澇交替反復出現，紅山文化尋求南下，大汶口文化尋求北上，仰韶文化尋求東遷。因為燕山、太行山等一系列山脈影響，三股力量最終在北京西北部的阪泉、涿鹿地區接連大戰，這就是所謂的炎黃蚩尤大戰。

最終結果是西羌戰勝東夷。勝利者領袖黃帝并沒有對戰敗者進行嚴厲追殺，而是主持“釜山合符”，構造共同的信仰“龍圖騰”，傳達團結各方的訊息：以后不要再區分什么華與夷，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身份：華夏！

“釜山”，是標志著華夏共同體雛形形成的文化符號，具有重大的象征意義。

但是，如今這個用于凝聚共識的符號，在華夏內部早已被遺忘，反而變成了韓國的一個城市名。

炎黃時期的聯合是暫時的，不穩定的。釜山合符之后，東夷部落依然不服黃帝的統治，一部分向南遷徙，演變成后來的苗蠻部落，留在原地的東夷部落依然反抗精神經久不衰，留下了一系列反抗事跡。

東夷經濟文化更發達，崇拜鬼神的風氣更加深厚，因此常把反抗精神融入神話故事傳說當中，提醒后代不要忘記反抗。比如夸父追日、精衛填海、刑天舞干戚，都是帶有濃重東夷風格的反抗神話故事。

堯舜的時代，由于相對開明的統治，長期的聯姻同化，羌夷矛盾已經大為緩和，初步形成了華夏文明的雛形。

公開正式場合，他們統一以華夏自居，以龍鳳呈祥（龍代表華夏，鳳代表東夷）作為共同的圖騰，不再有羌夷之分。

但是長期以來形成的分歧與隔閡，哪有那么容易消除？水面之下，依然暗流涌動。

堯舜時期黃河流域、淮河流域頻繁反復爆發洪水，讓人民生活陷入苦難。

所謂“多難興邦”，巨大的災難反而成為羌夷繼續融合的契機。

出身于西羌的領袖唐堯，經過長期考察后，將天下共主的位置禪讓給出身于東夷的虞舜，并將自己的兩個女兒娥皇女英嫁給他。后者指派西羌人大禹治水，契、后稷、伯益、四岳等卓越人才作為禹的助手。

在肆虐的天災面前，雙方不再顧及羌夷之分，通力合作。

經過十三年奮戰后，洪水終于被制服了。

大禹因此收獲巨大威望，獲得舜的禪讓，成為新一代天下共主。

治水過程中形成的各方精誠合作的基礎，大禹趁熱打鐵，劃定九州，鑄造九鼎，進行地理調查作《山海經》，建立更加完善的統治體系，奠定了“中國”的雛形。

三、從大禹治水到“洪范九疇”

洪"是一個形聲字，從水、共聲，本義指大水。《說文解字》解釋為"洚水也"，即水不遵循水道而泛濫成災。右邊的"共"字，甲骨文像兩只手托舉祭品，表示共同、匯聚之意。因此"洪"字造字本義，是眾多山間湍流共同匯聚而成的暴漲河川，引申為宏大、巨大的意思。

《尚書·堯典》明確記載："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這正是大禹治水時期面臨的洪水災害。

大禹治水，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大規模水利工程，這場持續十多年的治水實踐，深刻影響了華夏文明的發展，塑造了華夏民族的共同記憶。

治水過程中，人們需要描述和記錄這種巨大的水患，于是創造了"洪"字來特指這種規模宏大、破壞力強的洪水。可以說，大禹治水的歷史事件，直接催生了"洪"字的產生和廣泛應用。治水過程中形成的組織管理經驗、對自然規律的認知，都成為早期國家治理的重要基礎。"洪"字從單純的水患描述，逐漸引申為宏大、根本的含義。

《尚書·洪范》中的"洪范九疇"，范指的是規范，也就是大禹治水使用的規和矩，洪范的原意應該是“治理洪水的規則”，引申為“治理國家的根本大法”，體現了從治水實踐到治國理念的升華。因此可以說，沒有大禹治水，就沒有"洪"字的文化內涵和歷史地位。

共濟會的源頭據說有四千年之久，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一看就是來自東方文化，如果是來自猶太自己的文化，那么logo應該畫個方舟（對應諾亞方舟）。當然，組織實際成立都是很晚近的事情，這就跟《黃帝內經》、黃老之學非要追溯到黃帝，都是文人托古的慣常操作。

《尚書·洪范》 相傳由夏禹創立，商朝遺臣箕子于周武王十三年（前1122年）向周武王闡述。這篇文章經多次修訂，現在傳世的版本 成書于戰國時期。

箕子作為前朝遺臣，卻又扮演了向新朝傳遞文明火種的關鍵角色，可以說跟洪承疇的歷史定位不謀而合，甚至你可以將其理解為 商周之變的“洪承疇”。交接完文明接力棒之后，箕子又帶著一部分殷商遺民，前往朝鮮半島建立“箕子朝鮮”，并獲得周朝冊封。等于是商朝滅亡之后，箕子在朝鮮又建立了一個小型的商朝（持續千年之久），也把這個半島直接從蠻荒時代帶入文明時代。

在“洪清宇宙”中，《洪范九疇》可以說是最基本的綱領性文件。各方勢力陣營彼此斗爭，持續數千年，本質上都是按照本方的理解，踐行《洪范九疇》的思想。

主人公洪承疇的名字，就是直接來自洪范九疇，都不用多解釋；

被他取代的那個人的代號——“皇太極”，則來自九疇中最核心的第五籌——皇極。

洪承疇的人生理想，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踐行洪范九疇。

這位資產階級反革命家，可以說是為了這一理想奮斗終生，死而后已。

四、洪范九疇講了什么？

《洪范九疇》可以說是華夏文明最核心的文件之一，可以理解為《華夏文明白皮書1.0》，也是理解“洪清宇宙”的核心密碼。必須花費一些筆墨隆重介紹一番。

九疇代表了九項國家治理準則，涵蓋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極，涉及政治、經濟、天文、倫理等領域。第五疇"皇極"確立君主準則，后四疇規范決策機制、氣候關聯及獎懲體系，形成天人協調的治理框架。

洪范九疇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治理體系，從物質基礎到君主修養，從政務管理到天文歷法，從決策機制到獎懲體系，涵蓋了國家治理的各個方面，對后世中國政治哲學產生了深遠影響。

大禹治水與《洪范九疇》的關系，體現了完整的“元象知行”的循環。

治水（象）是"實踐母體"，錘煉了早期國家的組織能力、資源調配能力和決策機制；九疇（元）則是"思想結晶"，將這些經驗系統化為涵蓋宇宙觀、倫理、政治、經濟的完整治理體系，這就是“知”的過程，最終運用到國家治理的實踐過程則是“行”。

從"治水"到"治國"的升華，奠定了華夏文明"內圣外王"的治理邏輯，成為后世中國政治哲學的重要源頭。

最終目標，就是通過知行合一，實現天人合一。

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華夏文明的本質，就是治水文明。

治水（治國）經驗與九疇的直接對應關系如下：

治水（治國）規律→五行（第一疇）

五行以"水"為首，正是治水實踐的直接反映。大禹治水成功的關鍵在于"疏"而非"堵"，這體現了對水性的深刻認識。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在治水中表現為"土能克水，但水過旺則反克土"的辯證關系，這正是鯀治水失敗而禹成功的根本原因。同樣的道理，治國也應當按照客觀規律行事，而不能憑主觀意志蠻干。

九鼎鑄造與禮器象征 → 敬用五事（第二疇）

大禹鑄造九鼎象征天下共主權力，這一行為在五事中升華為君主的個人修養要求。"貌、言、視、聽、思"五事強調君主言行舉止的規范，正是治水過程中大禹"勞身焦思""三過家門不入"所體現的以身作則、公而忘私精神的制度化表達。

貢賦制度與官僚體系 → 農用八政（第三疇）

治水過程中形成的資源調配機制，在八政中系統化為"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八項政務。其中"食"（糧食管理）和"貨"（財貨流通）直接源于治水時的糧食供應和物資調配；"司空"（工程管理）對應治水工程的組織；"司徒"（教育）和"司寇"（司法）則是在治水協作中形成的教化與秩序維護需求。

九州劃分與行政區劃 → 協用五紀（第四疇）

大禹"行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的治水勘察，直接催生了九州劃分。這一地理空間管理經驗，在五紀中升華為"歲、月、日、星辰、歷數"的時空統一體系。治水需要精確的歷法計算和天文觀測，以掌握四時節候、協調水利工程，這正是五紀"協用"的核心要義。

中央集權行政體系 → 建用皇極（第五疇）

大禹在治水過程中形成的自上而下指揮體系，轉化為"皇極"這一核心政治理念。皇極強調"皇建其有極"，即建立至高無上的中正之道，這與治水時統一調度、集中指揮的組織模式一脈相承。治水需要"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的統一標準，這正是皇極所倡導的"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王道正直"的治理原則。

世襲制與權力傳承 → 乂用三德（第六疇）

大禹晚年打破禪讓制，開啟世襲制度，這一權力傳承方式的變革，在三德中體現為"正直、剛克、柔克"的治理方略。治水需要剛柔并濟——對洪水要"疏"（柔克），對不服從的部落要"剛克"（如殺防風氏），這種治理智慧升華為三德的辯證運用。

民主決策→明用稽疑（第七疇）

治水過程中遇到重大疑難時，大禹需要"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這種集體決策機制在稽疑中系統化為"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的決策程序。治水工程涉及眾多部落利益，需要廣泛征求意見，這一實踐升華為"大同"的決策理想。

情報搜集→念用庶征（第八疇）

治水需要觀察雨、晴、暖、寒、風等氣候征兆，以判斷年景和收成，這在庶征中系統化為"雨、旸、燠、寒、風"五征的觀察體系。大禹治水"協用五紀"的歷法知識，正是庶征"歲月日時無易，百谷用成"的理論基礎。

獎懲激勵→向用五福，威用六極（第九疇）

治水過程中，大禹通過賞罰激勵各部落參與工程，這在五福六極中升華為系統的獎懲體系。"五福"（壽、富、康寧、好德、善終）和"六極"（兇短折、疾、憂、貧、惡、弱）既是道德教化，也是治理工具，體現了治水時"賞有功、罰有罪"的實踐智慧。

從《洪范九疇》的字面意思來看，夏商周確實是一脈相承，都是大禹治水精神的延續。但實質內涵其實差別非常大。

逆練洪范九疇，就跟逆練九陰真經一樣，也會走火入魔哦！

共濟會（Freemason）標志由上規下矩組成，中間的G代表全世界。規和矩都是大禹治水使用的工具，該標志蘊含的含義，如果信達雅地翻譯成中文，就應該是“洪范”，所以這個組織的名稱，其實也可以被稱為“洪門”，意思是：

天下/世界秩序的守護者！

但問題是：世界上存在不同的階級，不同的利益集團。

它守護的，到底是哪一類人群的世界觀和價值觀？

從毛澤東的人民史觀，還是資產階級精英史觀出發，得出的結論可以說是大相徑庭。

五、治水五人超級天團

大禹治水的過程，體現了華夏文明從部落聯盟向國家形態過渡的關鍵過程。

治水五人團的后裔，構成了中國上古歷史的主線。大禹的事跡大家耳熟能詳，下面重點介紹其他四人。

伯益，是東夷部落首領，法律之祖皋陶的兒子，除了禹之外功勞最大，被舜帝賜姓嬴，也被大禹選做接班人。但是被大禹的兒子夏啟害死。伯益的長子大廉，后裔先是融入商族，成為王室信賴的近臣，商朝被滅后又西遷成為秦國先祖，最終消滅周室統一天下。伯益的次子若木，成為淮河流域徐夷的首領，夏商周三代，這股勢力都是中央政權的東方麻煩制造者。

后稷，來自西羌， 善種谷物稼穡，教民耕種，成為農神的象征，被封在有邰（今中國陜西省武功縣西南），成為西周王室的先祖。它的后代滅掉了大邑商建立周朝。

契，來自東夷，因立功被賜姓子氏，他的封地被稱為商丘。契特別擅長用火，從而獲得上佳的陶器和金屬冶煉技術，因此后來成為火神的象征，也是商族的始祖，他的后代推翻夏朝建立了商朝。

四岳是共工后裔，共工到底屬于東夷還是西羌，史學家也沒有達成一致意見，只是知道共工 與顓頊爭奪帝位失敗后被流放。四岳作為罪人后裔，因治水立功 被賜姓姜（西羌姓），封于呂（今河南南陽，主要在東夷勢力范圍），以呂為氏。他的后裔姜子牙（呂尚）輔佐周武王滅商，被封于齊，建立齊國。復雜的歷史經歷，使得姜姓呂氏率先產生了獨特的天下認同。齊國也是第一個挑戰周王室的權威，成為春秋五霸之首。

夏、商、周、齊、秦， 哪一個不是先秦歷史中，如雷灌耳的國號！

為何治水五人組如此之強？

治水相當于上古時期的超級工程，水利版“曼哈頓計劃”，完成這一大項目過程中積累的組織經驗、技術知識和人脈關系，為后代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或者可以簡化地理解，《洪范九疇》最初應該是五人組共同智慧的結晶，因此五個家族 都不同程度地掌握了 這部“上古屠龍術”，只不過各自天賦有差別，價值觀各異，因此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這些家族之間通過婚姻、盟約等方式保持聯系，形成了早期的統治網絡。家族內部也通過各自的家學體系，將知識技能世代相傳，從而持續保持優勢地位。

關于大禹治水以及助手的記載，難免帶有后世附會的成分。許多家族可能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而將祖先與治水功績相聯系。但無論如何，這些傳說反映了古人對大禹治水這一集體記憶的傳承，也體現了中華民族重視歷史延續的文化傳統。

正如天下任何一對夫妻的親密關系，蜜月期總是短暫的，長期存在的則是各種拌嘴與斗爭。

堯來自西羌，舜則來自東夷。大禹源自西羌，商朝又是來自東夷。周來自西羌，秦的血脈來自東夷，卻是七國中最為西羌化的國家，秦國強大也在于充分吸收東方六國的優質人才和文化。齊則恰好相反，姜姓呂氏的齊國則恰好相反，文化認同上更偏向西羌，但是長期浸染不免深深東夷化。

華夏文明早期歷史，深刻反映了易經所說的“陰陽兩極相生相克”的哲學內涵，也深刻論證了毛主席 “ 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 ，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的著名論斷。

團結史觀既背離易經哲學，也背離毛澤東思想，只能是誤入歧途，徒增笑爾。

所謂團結與融合，那也是狠狠地斗爭之后才會實現的結果，從來不存在所謂“和平的融合”。當這些精英家族什么時候學會不相互內斗，而是合舟共濟，共謀大事，反而意味著，黎民百姓的劫難將要來了。

后來的華夏文明歷史走向，則深刻印證了這一點。

（未完待續）

本文內容，也可以作為 《元象知行 大運河深度主題研學》的延伸課程。

該研學設計參見：

洪清宇宙系列（連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