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緝毒，為何變成海上殺戮？

一個國家，特別是自詡為世界領袖的國家，能不能憑自己單方面的判斷，就在別國門口、在國際水域上，想打誰就打誰？

這是美國長期面臨的核心爭議。

你可能會說，他們打的是“毒販”，是“壞人”。

問題就出在這里，誰來判斷他們是壞人？依據什么標準？又由誰來授權這次攻擊？

這是我最近看美國軍方對委內瑞拉海域船只實施打擊行動引發的一系列疑問。

下面是事件的一些關鍵敘述。

1、美國戰爭部長彼得·赫格塞思命令發動襲擊，稱目標為“毒販恐怖分子”，但行動后未提供具體證據。

2、海軍上將米奇·布拉德利被指執行命令，現場幸存者據稱遭清理。

3、國會兩黨要求調查行動合法性，質疑是否違反國際法及國內程序。

4、批評者指出，行動缺乏透明調查與正當程序，可能涉及過度使用武力。

5、赫格塞思此前通過社交媒體以卡通形式宣傳行動細節，進一步加劇輿論質疑。

6、五角大樓法律部門是否提前評估行動尚不明確。

事件發酵后，有一些國際法專家提醒，即使涉及販毒嫌疑人，也需遵守比例原則與基本人權保障，而此次事件恐影響美國對外法律公信力，尤其在海牙國際刑事法院管轄爭議背景下。

美國方面呢，則辯稱行動為保護國家安全，但未公開可驗證證據。委內瑞拉政府此前已被美方指控涉及毒品貿易，地緣政治因素使事件復雜性升級。

后續調查將聚焦命令鏈責任與交戰規則遵守情況。

所謂的“世界警察”是如何蛻變為“武裝執法者”的？

美國以前在全球動用武力，無論其動機是否純正，往往包裹在一套宏大敘事之中——捍衛民主、阻止種族滅絕、維護區域穩定，這套敘事試圖為其行動提供某種超脫于一國私利的合法性外衣。

然而，在這起事件以及近年來的諸多行動中，那層已然單薄的“正義”外衣正被徹底褪去。軍事力量不再主要是為某種國際社會或模糊的“普世價值”服務的高級政治工具，而越來越像是一把用來直接解決棘手問題的、放大版的“警用左輪”。

打擊販毒本質上是執法行為，高度依賴情報、證據鏈、司法合作與跨國協調。但當解決問題的首選變成了派遣特種部隊，在公海上進行致命的攔截與清剿時，這不僅僅是在“用牛刀殺雞”，更是在危險地混淆“戰爭”與“執法”之間那面至關重要的界限。

戰爭有戰爭的規則（盡管常被違反），其對象是國家的敵人；執法有執法的程序，其對象是罪犯，并嚴格保障其權利。

一旦將軍事行動常態化地應用于執法領域，武力的使用門檻就會不可逆地降低。今天可以對被定義為“毒販”的人無需審判即行清除，明天是否可以對黑客、金融罪犯甚至異見人士，如法炮制？

這種蛻變模糊了生死的邊界，將國際舞臺一部分區域悄然“叢林化”，其最可怕的后果是樹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強國可以憑借自身對威脅的界定，隨心所欲地切換“戰爭”與“和平”模式，而對象毫無還手與抗辯之機。

對和平而言，這是危險的，是強權即公理的黑暗預告。

按種種跡象表明，驅動這種危險蛻變的引擎，來自美國日益極化的政治斗爭。

美國國內政治極化就像癌細胞一樣向外投射，徹底毒化著外交與安全決策。特朗普時代將國家安全政策“真人秀化”的遺毒并未消散，反而被搞成了一套新的政治生存邏輯。

在這套邏輯下，一項海外行動的成功與否，首要標準不是其戰略實效（是否真正削弱了販毒網絡？是否改善了地區安全？），而是其在斗爭中能夠體現和利用的價值，或是能否在社交媒體上制造出一段熱血沸騰、彰顯“男子氣概”與“絕對強硬”的視頻？能否在晚間脫口秀和競選集會上，轉化為攻擊政敵“軟弱”的彈藥？能否讓基本盤選民感到痛快的“復仇”快感？

當這些成為決策的潛臺詞時，專業主義的評估——法律風險、戰略代價、盟友反應、長期后果——自然就成了“膽小鬼的啰嗦”。

這種“表演性強硬”是一種深刻的反智主義，它解構了國家安全機構數十年積累的專業壁壘，將復雜的國際事務降維成簡單的善惡對決、強弱比拼。

其后果是災難性的雙重脫節。

這么說的原因有二，一是戰術與戰略脫節，高調擊沉幾條船，對于結構盤根錯節、適應力極強的跨國犯罪組織而言，不過如同砍掉九頭蛇的一個頭，甚至可能刺激其變得更加隱蔽和暴力，而付出的代價卻是地區國家的緊張、反美情緒的發酵與國際法律秩序的進一步磨損。

二是決策與責任脫節，行動的初衷是為了國內收視率，那么后續的法律糾紛、外交麻煩、人道主義譴責，都可以被輕松地歸咎于“官僚體系的無能”、“假新聞的歪曲”或“敵對國家的宣傳”。

工具化的安全政策，最終將掏空美國作為一個大國的戰略信譽與長期謀劃能力，使其外交行為變得高度不可預測、情緒化且短視，宛如一個手握重錘的巨人，卻患上了注意力缺陷與沖動的障礙。

上述兩種迷失——行為模式的蛻變與決策機制的毒化——共同導致了美國全球角色最根本的危機，即使其“全球領導力”陷入“政治化方法論”的破產。

二戰后的美國，盡管不乏單邊與霸道之舉，但其力量的一部分確實來源于它致力于（至少是宣稱）建立和維持一套“基于規則”的體系。這套體系有其不平等性，但提供了基本的可預期性，甚至賦予了美國某種“系統維護者”的合法性。

如今，這種方法論正在被拋棄。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赤裸裸的“特例主義”，規則很重要，但主要是用來約束別人的；當規則妨礙行動時，美國可以自行創造理論（如“跨國武裝沖突論”）來為自己開脫。這種“我可以，你不行”的雙重標準，在本次事件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一方面要求他國遵守國際海事法、尊重人權，另一方面自己的船只卻在公海進行有違國際人道法嫌疑的殺戮。這種言行不一會產生腐蝕性的效果。

它傳遞出的信號不再是“追隨我，我們將在一個共同的規則下運作”，而是“服從我，因為規則由我解釋和制定，并且隨時可能為我而改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會長期真心追隨這樣的領導者，他們只會因為恐懼而暫時屈服，或因為利益而進行功利算計。

一旦美國的實力出現相對衰退，這種建立在雙重標準與武力炫耀之上的“領導”，將會以驚人的速度土崩瓦解，留下的將不是哀悼，而是普遍的反噬與秩序的真空。

這正是米爾斯海默警示的“所有人對抗所有人的叢林”的前夜——當曾經的守林人自己開始毫無顧忌地砍伐樹木、破壞防火道時，整片森林的大火便已進入倒計時。

這些迷失會將美國和世界帶向何方？

一些關鍵的后續發展或許會值得關注一下。

首先，國際司法機構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與機遇。國際刑事法院（ICC）長期以來因無法調查美國等大國行為而被詬病為“選擇性正義”。此次事件中清晰的操作細節與潛在的國際法違反指控，是否會成為撬動“大國豁免”壁壘的一個支點？

即便最終無法追究具體個人，一次嚴肅的、獨立的國際調查本身，就是對“特例主義”最有力的法律與道義反駁。

其次，地區國家的反應將至關重要。拉美地區飽受毒品之苦，但也更深惡痛絕來自北方的單邊干預和“后院”思維。

此事件是否會成為一劑催化劑，促使拉美國家擱置內部歧見，聯合起來推動一項限制域外國家在本區域進行單邊軍事執法行動的條約或區域性規范？這將是門羅主義幽靈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地區性集體驅魔。

最后，也是最具懸念的，在于美國體制自身的抗體是否還能被激活。

國會兩黨議員的調查要求，是制度制衡本能的第一聲咳嗽。但關鍵在于，這聲咳嗽能否轉化為一次徹底的手術？調查能否頂住“不愛國”、“妨礙反毒”的政治污名化，深入五角大樓和情報機構的密室，查清授權鏈條、作戰規則制定過程以及事后隱瞞的企圖？

而且，在美國軍方和情報界內部，那些受過專業訓練、深知長遠戰略價值的沉默大多數，是否會對此類政治化、短視化的行動產生非暴力的“柔性抵抗”——通過拖延、文件留痕、向媒體泄密或消極執行來表達不滿？

制度韌性不在華麗的憲法條文里，而在這些具體而微的掙扎與博弈之中。

所以，我們所討論的，并不是一次反毒行動的得失。

我們正在觀察的，只是一個霸權國家在其力量相對下行周期內，一種典型的、卻也是極其危險的應激反應綜合征。

對外，它越來越難以用昔日的規則和感召力來領導，于是不自覺地滑向更簡單粗暴的武力威懾與單邊行動；對內，政治理性的崩塌使得任何冷靜的成本收益分析，都可能在民粹的聲浪中被淹沒。兩者交織，形成致命的惡性循環。

這條路通向的不是“再次偉大”，而是一個更加暴力、更加不可預測、更加失去方向的美國，以及一個被其牽引著走向失序的世界。

歷史的轉折，常常隱沒于某次不起眼的交火、某份被忽略的備忘錄、或某句狂人的戲言之中。

此次公海上的一場血腥事件，或許正是這樣一個微縮的黑暗路標。

有時我常感嘆，基于規則的秩序是何等脆弱，它需要最強大的參與者恰恰最具克制力，當一個國家不再致力于成為問題的解決框架的一部分，而自身蛻變為問題本身最動蕩的變量時，深淵，便真的在凝視著我們所有人了。

本文作者 | 東叔

審校 | 童任

配圖/封面來源 | 網絡

編輯出品 | 東針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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