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第一人”，為何誕生在韶關(guān)丨嶺南文化新講第三十五講

“自公生后，五嶺以南，山川閃閃有光氣，士生是邦，北仕于中州，不為海內(nèi)士大夫所鄙彝者，以有公也。”

?作者 | 桃子醬

?攝影 | Ratty

收入《唐詩三百首》的第一首詩，你知道是哪一首嗎？

答案是張九齡的《感遇十二首·其一》：“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欣欣此生意，自爾為佳節(jié)。誰知林棲者，聞風(fēng)坐相悅。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張九齡是韶州曲江人（今廣東省韶關(guān)市曲江區(qū)），是唐代第一位由嶺南書生進(jìn)身的宰相。無論是做人、做官還是作詩，張九齡都做到了極致。他最著名的詩句，是《望月懷遠(yuǎn)》中那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望月懷遠(yuǎn)》據(jù)信作于唐開元二十四年（736）張九齡貶謫荊州長史之后，也就是說，至少在1289年前，張九齡所描繪的海天遼闊、一輪明月涌浪而出的意象，就令人驚艷，并從此深深印刻在國人的心靈之中。

（圖/張九齡像）

對于故鄉(xiāng)嶺南來說，張九齡的突出貢獻(xiàn)在于主持開辟大庾嶺新路。唐代以前，嶺南是世人眼中的“蠻荒之地”。這條于開元四年（716）開辟的大庾嶺道（宋以后稱梅關(guān)道），“坦坦而方五軌，闐闐而走四通”，向北聯(lián)通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發(fā)達(dá)的中原地區(qū)，向東南則聯(lián)通新興的經(jīng)濟(jì)文化重地江淮地區(qū)。

正如明代學(xué)者丘濬所言：“茲路既開，然后五嶺以南之人才出矣，財貨通矣，中朝之聲教日逮矣，遐陬之風(fēng)，俗日變矣。”它不僅促進(jìn)了商貿(mào)交流，也帶動了人員的流動和遷移。中原文化得以南傳，為嶺南文化注入勃勃生機(jī)。

丘濬高度評價張九齡：“自公生后，五嶺以南，山川閃閃有光氣，士生是邦，北仕于中州，不為海內(nèi)士大夫所鄙彝者，以有公也。”思想家王夫之更稱贊他“當(dāng)年唐室無雙士，自古南天第一人”。

近日，在楠楓書院舉行的嶺南文化新講第三十五講“張九齡與嶺南文化的第一次高潮”，就是聚焦張九齡這位“嶺南第一人”的。主講嘉賓為文史學(xué)者羅韜先生，對談嘉賓為資深媒體人、《新周刊》前執(zhí)行總編輯周可先生。

講座現(xiàn)場，羅韜（右）擔(dān)任主講嘉賓，周可為對談嘉賓。

“吾粵之曲江，亦西北也”

張九齡的故鄉(xiāng)韶州，對嶺南文化而言意義重大。清代學(xué)者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有這樣一個論斷：“夫天地之氣，自西北而東南。閩之建州，吾粵之曲江，亦西北也。”

羅韜解釋道，這句話里的“西北”，指長安、洛陽、齊魯?shù)鹊亍＿@里是中華文化的發(fā)源地，也就是產(chǎn)生周公、老子、孔子和孟子的地方。而“西北”不僅是一個地理名詞，更是一個文化名詞。

屈大均這句話，一方面點出了中華文明的起源在于“西北”的概念，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中原文化由“西北”向“東南”遷移的路線。而嶺南文化的第一次大突破，就發(fā)生在唐代的韶州，所以，屈大均把韶州稱為“西北”。

韶州府疆域圖，出自《欽 定古今圖書集成 ·方輿匯編·職方典》

屈大均這么說是有根據(jù)的。在唐代的韶州，集中出現(xiàn)了一大批影響嶺南文化乃至中國文化的大人物。其中最典型的，一個是六祖惠能，另一個就是張九齡。

唐儀鳳二年（677），六祖惠能入住韶州寶林寺（后稱南華寺）。按照《壇經(jīng)》所記，韶州時任刺史將惠能請到城中的大梵寺，為官員、學(xué)人、僧尼道俗共一千余人開緣說法，“菩提自性，本來清凈，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而在次年，即儀鳳三年，張九齡在韶州出生。“這兩個人物構(gòu)成了嶺南文化王冠上的兩顆明珠——就在這個小小的地方，在這短短的時間內(nèi)。”羅韜說。

惠能的貢獻(xiàn)在于將佛教徹底中國化，讓我們的思想得到一次大解放。他主張在平等觀中得大徹悟——比如他說“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還說“若要修行，在家也得”。也就是說，修行沒有地域和貴賤之分，也不必區(qū)分“出家”和“在家”，但求本心。

（圖/六祖壇經(jīng)）

在羅韜看來，南禪對我們的思想解放非常重要。“不要迷信任何權(quán)威與教條，每個人都有佛性，都可以通過返回自己的內(nèi)心來‘明心見性’。沒有哪個人可以作為我們思想的統(tǒng)領(lǐng)，沒有哪個教條可以代替我們的思想。也不要太迷信書本和經(jīng)典，我們要自己到思想的海洋游泳，找到最核心、最微妙的要領(lǐng)和感悟。”

張九齡的意義則在于：融匯南北，以儒立身；經(jīng)世濟(jì)民，詩開盛唐。他是開一代詩風(fēng)的文壇領(lǐng)袖，為日后的嶺南文化奠定了基調(diào)。后人稱張九齡為“嶺南詩宗”，在整理嶺南詩文總集時，大多以他為始祖，如清代的《廣東文獻(xiàn)》《粵東詩海》《嶺南風(fēng)雅》《嶺南詩存》等。

“風(fēng)度得如九齡否？”

張九齡的《望月懷遠(yuǎn)》被譽(yù)為“五律中之《離騷》”。詩中寫道：“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

在羅韜看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是只有廣東人才寫得出來的名句——“你想想，要是在湖南、湖北，在陜西、甘肅，能‘海上生明月’嗎？要么就是‘湖上生明月’，或者只能‘春江花月夜’了。”

“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這一句，既可以從字面意義上理解，一對有情人對著同一個月亮，隔空遙望；也可以從將君主比擬為“美人”的傳統(tǒng)來理解，張九齡寫的是他與唐玄宗的關(guān)系。“他跟唐玄宗曾經(jīng)有過君臣甚相得的政治蜜月，這一點圣恩，張九齡是不會忘記的。但已經(jīng)回不去了。其實在唐玄宗內(nèi)心，也沒有完全忘記張九齡，每有重要的薦官的時候，玄宗都會問‘風(fēng)度得如九齡否？’。君臣二人之復(fù)雜感情，都寄托在這首詩中。”羅韜說，“故清代姚鼐評此詩為‘五律中離騷’”。

“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分也。”根據(jù)《資治通鑒》的記載，唐憲宗向宰相崔群詢問為何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亂”，崔群這樣回答道。

（圖/《妖貓傳》）

與《望月懷遠(yuǎn)》創(chuàng)作于同一時期的《感遇十二首·其一》，寄寓的是詩人的理想和人生感慨。首句中，詩人托物言志，通過描繪“蘭葉”“桂華”的美好，與自己的人格相映照；而后的“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點明桂花開了、蘭花開了，都是出于它們的本性，絕不是為了獻(xiàn)媚，不是為了取悅于人，不求美人把它們插在頭上。

羅韜認(rèn)為，唐初，宮廷詩仍上承齊梁余波，一味柔媚；張九齡、陳子昂寫這類感遇詩，與那種詩風(fēng)拉開了距離，從而轉(zhuǎn)移了整個氣候，開啟盛唐詩風(fēng)。后代詩評家說，對盛唐詩壇啟示最大的，先是陳子昂，緊接著是張九齡。然而，陳子昂身處邊地，不在中樞，官職也小，真正造成重要影響的，還得是作為當(dāng)朝宰相兼文壇領(lǐng)袖的張九齡。

張九齡的詩風(fēng)“雅正沖淡”，影響了后來的王維、孟浩然、儲光羲等詩人；陳子昂則另開一路，詩風(fēng)更見風(fēng)骨，后繼者有岑參、高適等。清人劉熙載在《詩概》中評價道，二人“獨能超出一格，為李（白）、杜（甫）開先”。

羅韜 為觀眾 解讀《望月懷遠(yuǎn)》

王維、孟浩然都對張九齡有很深的感情。孟浩然寫過《望洞庭湖贈張丞相》，希望得到張九齡的引薦，其中“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一句，寫出磅礴氣象下所隱藏的“潛龍在淵”的底蘊(yùn)。

王維則在張九齡貶謫荊州后寫有《寄荊州張丞相》：“所思竟何在，悵望深荊門。舉世無相識，終身思舊恩。方將與農(nóng)圃，藝植老丘園。目盡南飛雁，何由寄一言。”他感恩張九齡，也感慨知音再也沒有了，不如終老田園，做一個農(nóng)夫。因為此時李林甫當(dāng)?shù)溃瑳]人敢講真話，萬馬齊喑，更顯張九齡之可貴。

嶺南文化的兩座高峰

周可將張九齡類比于文藝復(fù)興時期的但丁，惠能則類比于馬丁·路德——二者都是偉大的宗教改革者。而這樣兩個人物齊聚在唐代的韶州，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筆。

羅韜補(bǔ)充道，正如陳寅恪在《金明館叢稿二編》中所說，韶州這個地方當(dāng)“南北之要沖”，也就是人流、物流、知識流合流的地方。張九齡之后，北宋宰相余靖也出自韶州。韶關(guān)的風(fēng)度樓、風(fēng)采樓，就是紀(jì)念這兩位宰相的。前者得名自“風(fēng)度得如九齡否”，后來被拆了；后者至今留存。

杜甫作《八哀詩》，最后一首寫的是張九齡。詩中寫道：“相國生南紀(jì)，金璞無留礦。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首句點明張九齡是嶺南人，他像“金璞”一樣樸素、未經(jīng)雕琢，但一點都不粗糙。第二句說他像仙鶴一樣翩翩來到人間，形容其風(fēng)度、人格都十分高潔、高貴。“評人品，評相業(yè)，評詩歌，整首詩就是一篇《張九齡評傳》”，羅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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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李白跟張九齡是否有交集，羅韜的判斷是：有可能見過。李白在《與韓朝宗書》曾說自己“三十文章成，力抵卿相”，張九齡比李白大24歲，“三十文章成”時的張九齡54歲，擔(dān)任秘書少監(jiān)兼集賢院副知院事，所以李白“歷抵卿相”時，沒道理漏掉張九齡。

但歷史上確實沒有留下二人有所交集的痕跡。羅韜猜測，可能是二人性格不合，張九齡崇儒而方正，李白則近縱橫家——“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孔丘？是你叫的嗎？還笑話人家！我好像看到張九齡嘴角一撇。”

羅韜總結(jié)道：“在唐代的韶州，一佛一儒，兩座高峰，給中國的思想史和政治史、文學(xué)史留下深深的印記，永遠(yuǎn)鑲嵌在嶺南文化的王冠之上。這就是韶州對于整個中國文化、也是對我們的嶺南文化的偉大貢獻(xiàn)。”

羅韜先生在講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