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東：北京率先試行《電子商務協定》的實踐挑戰

來源 | 海上法學院

作者 | 楊東，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

北京數字經濟與數字治理法治研究會會長

北大法律信息網簽約作者

2024年12月，經過五年多談判，中國、歐盟、澳大利亞等71個世貿組織成員確認達成《電子商務協定》。該協定涵蓋數字便利、開放、信任、包容四大支柱，既囊括數字貿易核心規則，又在電子傳輸免征關稅等方面實現突破，是全球數字貿易領域的重要規則成果。為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商務部等五部門聯合印發《支持北京市率先試行世貿組織〈電子商務協定〉工作方案》（下稱“《工作方案》”），支持北京市率先試行該協定。依托北京在數字經濟基礎、貿易便利化水平、國際合作資源等方面具備獨特優勢，通過率先試行既能為協定生效積累經驗，也能為全國數字貿易高質量發展探索可復制路徑。

《工作方案》的主要內容與法治創新

《工作方案》的法治價值與實踐亮點集中體現于其系統化對標高水平數字貿易國際規則，并以此推動國內治理體系現代化。作為中國對接《電子商務協定》的核心舉措，該方案搭建了國際規則落地“最后一環”，打通了從參與世貿組織規則制定到國內政策實施的整體鏈條，是中國從規則接受者向共同塑造者轉變的法治擔當的具體實踐。

在制度設計上，方案以41條具體措施構建了貿易數字化、數據治理、數字消費保護、電信開放、國際合作五大方面的法治保障框架，兼具規則適配性與實踐可操作性。一方面，圍繞電子可轉讓記錄應用、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功能拓展等內容，實現了《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電子商務示范法》等國際規則與我國《電子簽名法》《海關法》的銜接適用；另一方面，通過數據出境“綠色通道”、個人信息保護合規審計等機制，將《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原則性要求轉化為可落地的實施路徑，有效破解數字貿易中規則沖突與落地梗阻等法治難題。

在此基礎上，方案另一突出亮點在于務實推動數字貿易治理現代化。依托北京市貿易數字化基礎，方案進一步推動交易、通關、支付等環節全流程數字化，以數字賦能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同時，通過建立健全數據要素交易制度、推動公共數據開放、平衡個人信息保護與數據跨境流動等舉措，構建起適應產業發展的現代化數據治理體系，系統性釋放數據要素價值。在權利保障層面，方案凸顯“多元主體權利均衡保護”的法治邏輯：對企業，通過優化外匯業務數字化流程、擴大增值電信業務開放，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優化法治營商環境；對消費者，依托在線投訴協作機制與非應邀商業電子信息監管，強化知情權、選擇權與救濟權的法律保障；在區域協同方面，通過京津冀“單一窗口”互聯互通，為全國統一大市場下的規則協同提供實踐參照。

此外，方案積極擴大數字貿易國際合作機遇，支持北京市拓寬與世貿組織成員在數據流動、標準制定、數字物流等領域的合作，為企業“走出去”提供更多制度型便利。整體來看，《工作方案》既是對國際規則的內化與銜接，也是對國內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升級，彰顯了中國通過法治方式參與和引領全球數字治理的大國擔當。

國內治理與規則落地的雙重挑戰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要“積極擴大自主開放。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以服務業為重點擴大市場準入和開放領域，擴大單邊開放領域和區域”。《工作方案》的出臺標志著中國在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上邁出了實質性一步，但其成功與否首先取決于能否有效破解內部治理與規則對接過程中的各項挑戰。這一試行方案的核心在于如何將國際規則嵌入本國發展實際，推動國內治理體系的多層次、多領域的協同優化與制度創新，同時為國際數字治理貢獻具有中國特色的實踐方案與制度智慧。

就數據要素治理所面臨的具體挑戰而言，筆者曾作為全國人大財經委《電子商務法》起草專家組成員并曾主持2019年商務部重大項目“跨境支付應用及安全策略分析”，深切感受到盡管我國在相關領域的立法探索已具備前瞻性，但完善數據治理體系仍是一項重大的系統性工程。

一方面，當前我國仍存在跨部門、跨層級、跨領域的協同難度高與規則細化不足等制度短板。在數據跨境流動等典型場景中，由于涉及網絡安全、產業發展、貿易便利、出入境管理等多個領域的行政職責，相關事權分散在不同政府部門，導致難以形成治理合力。另一方面，從業務內容上來看，數據跨境對現有數據管理制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加之需要依托新興技術支撐，目前仍處于探索階段，尚未形成一套已經達成共識的規則和標準。同時，《工作方案》的落實和貫徹不僅要基于試點城市相關實踐，其試點政策制定更需具備全國視野，在試點實踐中凝練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為國家層面的制度設計提供普適性參考。

從更高維度上看，本次試點的重要意義更在于其作為中國參與全球數字治理博弈的戰略支點，特別是中國如何嵌入國際層面數據要素價值的激烈競爭。筆者此前針對Libra等全球穩定幣就曾經撰文指出，國際層面針對以電子支付數據為代表的數據要素競爭，正日益成為世界競爭的核心之一。

正因如此，推動國內規則和國際標準準確對接從而向世界貢獻更好的中國智慧是這場試點的另一項核心任務。這意味著《工作方案》的實施需要關注具體采取何種策略，將其在數據分類分級、個人信息保護、在線消費者權益等領域的實踐，轉化為多邊框架下被廣泛討論和接受的國際規則提案。這一問題在現實中已有映射，在數據跨境流動問題上，由于WTO相關規則的絕對落后，而區域貿易協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和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規則相對超前，形成“失衡并行狀態”，不可避免地導致了規則的碎片化及規則間的重疊與沖突，加劇了數字鴻溝影響下國際貿易秩序的不平等現狀，形成數據跨境流動條塊分布、畫地為牢的國際貿易格局。有鑒于此，我國不僅需要參與傳統國際組織多邊體制，更需要基于中國海量的數字經濟場景革新國際法律關系和合作架構。

數字貿易治理現代化的

中國方案與全球愿景

首先，需要強化對貫徹落實《工作方案》的思想指引。“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優勢，制度競爭是國家間最根本的競爭”，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二者是一個有機整體，相輔相成。完善數據治理體系，系統化對標高水平數字貿易國際規則，既是對國家治理體系的完善，也是對治理能力的考驗。它絕非單一部門或單一領域的局部開放，而是需要從中央到地方，涉及商貿、數據、網信、工信、司法等多個部門，共同推進系統性、集成性制度創新，打破傳統的行政壁壘和“政策孤島”，構建起縱向貫通、橫向協同的新型治理格局。

其次，在數據治理中，要擅長針對具體問題結合理論勇于創新，建構中國數據法學自主知識體系并將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以規則嵌套問題為例，其深層次挑戰源于工業經濟與數字經濟底層規則邏輯的根本性差異。傳統WTO規則體系建立在以“控制”為核心的關稅與市場準入邏輯上，而數字貿易的治理則更強調對數據“利用”所產生的價值創造與公平分配。面對新型問題，應當充分吸收國內學界的前沿理論成果，將以共票（Coken）理論、第五科學范式、“利益—權利”雙元共生數據權益保護范式等中國原創的數據要素理論融入數據基礎制度的設計中，構建起符合數字經濟發展規律、能夠有效平衡價值創造與分配正義的制度框架。在數據跨境流動的規制中，數據作為具有價值創造能力的關鍵要素，要求對數字貿易的治理過程中需重視數據的內在特性。TikTok被罰5.3億歐元案揭示了現有規則框架在應對復雜跨境業務時的適配困境，凸顯了從“籠統合規”轉向“精準引導”的迫切性。具體而言，《工作方案》中提到的“負面清單”模式需結合數據分類分級機制，形成差異化、精細化的法律工具，并與標準合同、認證等路徑明確銜接，構建企業可清晰遵循的“合規路徑”。

最后，針對規則對接和標準互認的難題，可以善用對等與互惠原則。從實踐來看，當前數據治理和數字貿易的相關立法呈現出區域性立法快于國際立法的特點，這意味著在規則對接過程中，一方面要保障好數據治理制度同國際上普遍適用的制度相對接，同時也要讓我國逐步輸出蘊含中國特色的的數據治理規則。對此，應當持續發揮我國基于電子支付所建構的海量數據和豐富場景的國際競爭優勢。可以通過在試點城市單方面認可特定國家和地區（如東盟、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已達標的數字認證體系，來換取對方對我國同類標準的對等承認，以“法律互認”的小循環，帶動“規則輸出”的大循環。隨著中國參與、中國主導的國際數據合作逐步豐富，應當進一步推進筆者此前提出的，由中國主導創設世界數據組織（WDO）這一聚焦建構國際數據規則的創新嘗試。WDO并非旨在替代WTO等傳統國際組織，而是作為數字時代國際規則的基礎性制度支撐，專注于應對平臺—數據—算法三維結構下的新型法律關系。其構建路徑宜采取區域性組織全球化的漸進方式，例如基于世界互聯網大會等既有平臺，擴大成員范圍、拓展職能邊界，逐步發展成為具備規則制定、爭端解決、數據空間治理等功能的全球性、開放性綜合組織。WDO的設立，不僅能為WTO數字貿易談判提供底層制度支持，也能在共票機制與數據空間架構基礎上，推動建立公正、包容、共享的全球數據治理新秩序，從而實現中國在全球數字治理中從規則“接受者”向“引領者”的定位轉型。

*原文刊登于《上海法治報》2025年12月8日B1版“法治論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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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王睿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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