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人不會騎馬，只會抱頭鼠竄：這就是康熙、乾隆對漢人的理解？

作者：金

有清一朝，滿人以騎射得天下，這也是清朝歷代皇帝一再強調并注重保持的民族特色。

無獨有偶的是，清朝皇帝如康熙、乾隆似乎認為騎射是本族獨有的專利，在他們眼中，漢人幾乎連騎馬都不會。

如李光地在《榕村語錄續集》中就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第二次南巡時，權臣徐乾學寫信給在南京的帝師熊賜履，其中攻擊李光地甚力。

之后，熊賜履向康熙進讒言，說李光地在學問上“一字不識，總是一味欺詐”，康熙說：“聽說他曉得天文歷法。”熊說：“一些不知，皇上試問他天上的星，一個也認不得。”

康熙大怒之余，急令李光地上天文臺，同時又急傳一欽天監官員前來對證。不幸的是，這位官員由于晚間飲酒已醉，驟然傳召下，結果在上山途中給跌死了。

事后，康熙還不知其情而一再追問該官員為何不到，侍衛奏稱“跌下馬來了”，康熙更加發怒，侍衛只得附耳報告“已死了”。康熙聽后，“即時氣平，言語也低了”。

下山時，康熙吩咐眾侍衛及隨從：“漢官不會騎馬，各衙門滿洲人員，夾著各衙門漢官走，莫使蹉跌。如有事，與你們說話。”

康熙對漢人官員（尤其科舉出身的文官）體弱且不會騎馬的印象，雖然距離事實不遠，但確實有些歧視乃至文化沙文主義的意思。

事實上，康熙的類似偏見頗為根深蒂固，其言論也頗為不少，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十一月時，康熙就給議政大臣、大學士、九卿等發了一通議論，其中就不無譏諷地說：

“天下承平日久，漢官但能作無實之文、說現成話，至軍務大事，并不能盡職。……朕因此曾屢向漢大臣言，漢官不能騎馬耐勞，設有緊急之事，邊塞地方必兼用旗員，方有裨益。

漢官或自謂清廉，不取不與，節用度日，……然漢人出口，一二仆從，何濟于用？遇勞苦之處，旋亦逃亡，縱令參處何益。彼亦但愿任咎卸事，將所得宦囊，回籍自娛耳。”

接著，康熙又舉出歷史案例并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現身說法：

“朕曾親統大軍，經歷軍務甚多。用兵無謀略學問，斷然不能。朕閱宋明馬政兵書，皆紙上空談，全無用處。……地方文官，有何效力之處？”

接著，康熙又以漢大臣張伯行的例子取笑漢人不會騎馬，不懂軍事：

“漢人率以塞外遼闊、地少水草、行走艱難、不能乘騎為辭，如滿洲蒙古，每歲塞外居住，漢人何以不能？此皆不習慣行走之故耳。

山陜督撫，賴是滿洲，如張伯行為之，必致誤事。張伯行任江蘇巡撫時，見漁船數只，疑為海賊，遂致張皇。如遇此等口外行走之事，早已乞休而去，何事何益？”

當然，凡事也不能絕對，康熙終究還算理智之人，也不能把話說得太絕對，因此，他又在最后補了一句：

“前李之芳為浙閩總督時，領兵親戰，豈可謂漢人中無其人？但如此等人，甚少耳！”

康熙說漢人打仗，若遇勞苦，難免有逃亡之虞，這個實在有些侮辱人了，而數十年后，一向崇拜乃祖的乾隆更是受其影響，直接就說漢人臨陣只會“抱頭鼠竄”了。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三月，乾隆在金川之役時大段引用了康熙的這段話，同時又加上了自己的議論：

“向者金川及近日甘省候選人員無不規避者，此不過用備差遣，并非責以軍旅之效。若使之臨陣，將抱頭鼠竄乎？可見惟利是圖，與國事漠不相關。”

康乾二帝，固然在開疆拓土上有豐功偉績，但其以騎射之威而邃然把漢人軍事貶得如此之低，未免也有些太過分了。

事實上，漢人旗人不過是分工不同、環境不同，旗人以當兵派差為主業，其他不能從事，而漢人務農讀書做官，自然文弱，豈待智者而喻之？

再者，凡事也不能絕對。清朝軍隊中，除了八旗外還有近60萬綠營兵，這些漢兵不僅是維護地方的主力，同時也是平定三藩的主力，并曾隨大軍征討噶爾丹，表現并不遜色。

以上這些，也是康熙所親眼所見的，如何能有意忽略呢？

事實上，在平定三藩時，八旗兵力不敷，戰局不利，對于八旗兵的疲弱，康熙也曾不無自嘲地說：“自古漢人逆亂，亦惟以漢兵剿平，彼時豈有滿兵助戰耶？”

而承平日久后，八旗兵失去昔日之驍勇，也是無可挽回的趨勢，雖然清朝歷代皇帝都厲加勉勵，以圖避免，但又有何用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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