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軍事能力如何？1936年周恩來答斯諾：不是個高明的戰術家

“1936年7月9日晚，窯洞里油燈搖著微光。”斯諾壓低聲音，“周先生，蔣介石會不會在戰場上給你們帶來意外？”周恩來把茶盞合在掌心，只答了一句：“戰術上，他常常失手。”

一句評語，引出一個繞不開的人物。蔣介石確實靠刀兵起家：1926年誓師北伐，1930年中原鏖戰，中央軍旗號亮遍大江南北。可表面風光背后，指揮上的失誤已經累積。武昌、南昌兩座城，便是早期警示燈。

北伐軍攻武昌時，蔣介石堅持“七十二小時破城”。竹梯不合尺寸，炮位又抬不上蛇山，三次沖鋒都是人肉往城墻上撞。傷亡堆成臺階后，才改圍困。硬攻四天，圍城四十余天，才算把武昌扳下來。速度與代價懸殊，軍中議論頗多。

傷痕未平，進江西又重蹈覆轍。孫傳芳在南昌準備充分，蔣介石卻限定“一星期奪城”。第一師孤軍猛撲，城是進去了，卻被對方反包圍堵在贛江與城墻之間。葉劍英帶的第二十一師原可策應，命令遲到，只能望江興嘆。首輪奪城得而復失，第二輪調兵又忘了先切斷南潯鐵路補給，結果連戰連退。蘇聯顧問加侖見面便說：“此病不除，難保江山。”

戰術挫敗并未妨礙蔣介石在戰略層面的宏圖。他強調“無國防即無國家”，主張把社會整個拉進戰時體制。黃埔軍校、中央陸軍學校、各分校接連擴建；空軍、裝甲兵、工兵、輜重兵一并設立；后方西南大三角——川滇黔——被規劃為長期抗戰的基地。思路不算落后，甚至有幾分超前。

不過，集權指揮的弊端跟著放大。蔣介石習慣越級發電報，從南京行轅到師團陣地，一紙手諭層層傳下，等口令抵達前線，局面往往已換了模樣。郭汝瑰回憶：“命令晚到半天，就像給昨天的戰場開藥方。”底層將領畏懼軍法，不敢隨機應變，只能硬著頭皮照做。

這種僵硬到了解放戰爭階段變得致命。1946年初，他設想三個月“肅清匪患”，具體口令卻寫滿教科書式條款——中縱隊每天二十公里，側衛與尖兵位置一律按照德國條令。實際山地行軍能否達到速度？無線電會不會失靈？誰也沒空多想，先按表格走完再說。

淮海戰役前夕，杜聿明拿著一份“先打陳毅、后打劉伯承”的方案往返南京、徐州之間。顧祝同簽了，又被蔣介石喊停，因為東北錦州吃緊。十幾萬中央軍就在原地空耗時間，等到粟裕完成兵力集結，局勢已無法扭轉。杜聿明事后苦笑：“計劃不是不能贏，而是永遠等不到執行那一刻。”

有意思的是，蔣介石對人才的看重與對下屬的不信任并存。他要求軍官“達到超一級指揮水平”，卻又時時把指揮權抓在手里。李宗仁在回憶錄中直言：“大家寧可讓委員長親自調兵，這樣輸了也怪不到我們。”這樣的氣氛，想打靈活機動的仗幾乎不可能。

須指出，蔣介石并非全無長處。抗戰八年，他堅持后撤西南，保存實力；重慶到昆明的駝峰空運、滇緬公路的苦撐，都與他的持久戰設想相關。此外，他把軍事、經濟、教育納入一體的“全民國防”觀念，后來被不少國家借鑒。

問題在于，他把“忠誠”置于專業之上。軍隊成了政治保鏢，而非單純的戰爭機器。各派系互相盯防，資源浪費嚴重。內戰拖長后，后勤、財政、人心三條線同時告急，再高明的戰略藍圖也落不到實處。

再談戰術。蔣介石愛用“口袋陣”“鐵三角”等固定套路，卻很少根據地形臨機轉化。典型例子是魯西南戰役，他命令“堅壁清野、誘敵深入”，主力卻被迫在開闊平原上同對手對壘，失去地利后損失慘重。戰術指導冊可以復制粘貼，敵我態勢卻無法復制。對手抓住破綻，一擊即中。

士氣這一項，也被他嚴重忽視。北伐時期的中央軍士兵平均年齡二十二歲，沖鋒時唱著軍歌；到1949年，編成表面上仍有百萬人，其實逃亡、繳械、被俘接連不斷。戰斗意志的滑坡，與指揮層的反復無常脫不開關系。

有人問，是否可以把蔣介石定位為合格的戰略家而失敗的戰術家？大體如此，但要加一句：戰略必須落地，落地離不開執行系統。當最高統帥既寫作戰計劃又搖鈴指路，基層自然難以形成自主判斷。日本軍官田中隆吉在回憶錄里提到：“對手的兵并不差，命令體系拖累了他們。”這是外人旁觀的直白印象。

回到那盞窯洞里的油燈。周恩來只評價了戰術，卻沒有否認蔣介石在戰略上的寬闊視角。換言之，他是一位懂得布局，卻常常親手拆掉自己布局的人。粗看是個人習性，深究則是舊式軍閥體制與現代戰爭邏輯的沖突。在槍聲漸息后，這種矛盾留下了清晰注腳，也讓蔣介石的軍事才能成為后世爭議不休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