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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埃姆蘭·埃蒙(Emran Emon)
編譯 | 朱依林
編譯審核 | 王嬌楊 張謙和
本期編輯|曹寅聰
本期審核 |朱依林 陳玨可
編者按
本文圍繞孟加拉國在2026年大選前夕所面臨的外部干預與主權挑戰展開系統分析,指出外國介入主要在政治主權與敘事主權兩個層面削弱國家自主。外國非政府組織所謂的“選舉援助”“民主推廣”活動看似無可指摘,但其實質往往是在配合西方國家更廣泛的戰略與地緣政治利益。烏克蘭、緬甸及斯里蘭卡等國的經驗表明,外來民主干涉或將造成政治極化、制度依附與民眾信任侵蝕等深層后果。發展中國家若在外部力量介入下,無法保持制度自主與話語主權,其民主進程內生合法性將被外部驗證取代。針對這一困境,一要確立嚴格的透明與監管機制,防范隱性影響;二要強化本國選舉、媒體與公民社會等制度韌性;三則要以戰略外交維護主權平衡,在合作中堅持平等與尊重。文章強調,孟民主建設應扎根于自身的社會與歷史土壤,真正的民主源于自我決定而非外部監督,其政治成熟的標志不在于外來認可,而在于以人民為核心的自我確立與制度自信。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以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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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網絡
隨著孟加拉國2026年大選的臨近,該國正處于政治期待、公眾不安、國際關注日益增長相交織的微妙關口。在這一緊張氛圍中,外國非政府組織,尤其是總部位于美國的國際共和研究所(IRI)和國家民主研究所(NDI)的再度出現,引發了孟社會關于外部影響干涉本國主權的新一輪討論。這些長期以“民主推動者”自居的機構,已經在“能力建設”“選舉援助”和“民主推廣”等旗幟下恢復了活動。然而,核心問題仍然懸而未決:來自外國合法的民主支持應當止于何處,而境外勢力干預又是從何開始的?
國際共和研究所和國家民主研究所對于孟加拉國而言并不陌生。早在20世紀90年代,它們就已涉足孟加拉國,組織培訓課程、研討會和公民項目,參與者涵蓋政黨和民間社會團體。盡管它們宣稱的宗旨是“加強民主制度”,但其在全球范圍內的表現卻評價不一。這些組織主要由美國國會由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和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資助,在烏克蘭、塞爾維亞、委內瑞拉和緬甸等國扮演著頗具爭議的角色——其行動往往契合美國的宏觀戰略和地緣政治利益。
在孟加拉國,它們過去的活動曾一度遭到質疑。2000年代和2010年代初期,孟加拉國政府當局多次以“不當政治干預”和“危及國家安全”為由,對其運作進行限制或暫停。如今,據報道,這兩個機構正在再次擴大其影響力——通過資助青年領袖項目、與非政府組織和記者合作,并準備派遣選舉觀察員。盡管這些舉措表面上無可指摘,但在政治格局本已兩極分化的孟加拉國,其潛在影響顯然難以被視為中立。
西方的“民主推廣”鮮少真正超脫政治。實際上,此類舉措往往充當軟實力工具,用以推動更宏觀的外交政策目標。在區域強權競爭日益激烈的南亞,孟加拉國對美國而言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在中國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與印度日益增強的戰略自信共同重塑地區地緣政治的背景下,美國通過國際共和研究所和美國國家民主研究所等機構強化規范性影響力。通過融入孟加拉國的民主制度,這些機構為美國提供了一種微妙而有強大的影響力杠桿——以塑造政治規范、扶持特定群體并培育長期意識形態趨同的方式,延展其戰略觸角。
對于孟加拉國這樣的發展中民主國家而言,這種影響力構成了一個復雜的困境。該國的政治體系長期以來受一黨主導、選舉抵制與街頭對抗等特征所塑造,在制度層面依然脆弱。外部行為體介入這一脆弱的生態系統,可能會扭曲而非加強民主進程。當國內合法性與外國認可糾纏在一起時,民主就有可能淪為依賴。
外國干預主要從兩個關鍵方面削弱國家主權。首先是政治主權。通過設定選民教育、選舉運作和公民參與的框架,外部組織可以巧妙定義何為“可接受的民主”。即便缺乏直接的黨派傾向,這種做法也常常使那些意識形態更符合西方期望的行動者享有特權,而將其他行動者邊緣化。其次是敘事主權。通過與當地媒體和公民社會合作,外國非政府組織重塑了民主語境下的政治話語,使其與華盛頓的政策敘事相呼應。這些敘事在被回傳至西方政治中心后,又會影響其外交立場與援助決策,從而形成一種自我強化的依附循環。
其影響遠不止停留在抽象的主權層面。當民眾感到民主受外部力量主導時,對政治制度的信任就會動搖。年輕選民作為選舉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任何操控跡象尤為敏感。當他們看到由外國資金支持的組織頻繁介入政治人物與媒體領域時,往往會懷疑選舉是被“操控”而非公平競爭的結果。此類認知將逐步侵蝕信任,而信任正是民主制度賴以維系的根基。
此外,外國勢力的干預往往會加劇國內政治極化。相互競爭的政黨利用非政府組織(NGO)關系來抹黑對手,給反對派貼上“受外國支持”或“反主權”的標簽。這種做法進一步加深了原有分裂,誘發新的不穩定局勢,而這種不穩定又常被用來作為外國持續介入、以“穩定民主”為名的理由。其結果形成了一個自我循環:干預滋生不信任,不信任加劇動蕩,而動蕩又為進一步干預創造了借口。
來自其他國家的教訓也印證了這些擔憂。在烏克蘭,美國資助的非政府組織在“橙色革命”(編者注:橙色革命是2004年11月至2005年1月期間烏克蘭發生的一系列和平大規模抗議和政治活動,起因是公眾普遍認為2004年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存在舞弊。)和“親歐盟示威運動”(編者注:2013年11月至2014年2月期間在烏克蘭發生,最終升級為尊嚴革命)期間發揮了關鍵作用,推動了政治運動的開展。盡管這些運動呼吁民主改革,但其實質與西方的地緣政治利益相契合,最終導致沖突升級為大國對抗。在緬甸,西方主導的“民主促進”賦權于少數精英,卻未能推動包容性治理,導致民眾的希望幻滅與軍方的強烈反彈。在斯里蘭卡,內戰后受西方影響的治理改革疏遠了民族主義群體,造成了持久的政治裂痕。由此可見,民主無法被整套移植,它必須植根于國家自身的社會與歷史結構中,方能得到發展。
在孟加拉國,民主制度仍處于鞏固階段,外部干擾的風險仍十分巨大。2026年的選舉不僅將決定該國的政治領導格局,也將成為檢驗孟加拉國民主認同成熟度的關鍵節點。孟加拉國必須捍衛這一歷史時刻,防止其被外部力量轉化為地緣政治競爭的舞臺。
平衡參與和自主需要三管齊下。
一是在透明度與監管上堅決不予妥協。所有接受外國資助的組織都應公開其資金來源、項目范圍及合作伙伴關系。凡涉選舉的項目——無論是培訓、公民參與,還是選舉觀察——都必須在選舉委員會制定的明確法律框架內開展,以確保問責機制的有效運行,并防止隱性干預。
二是強化國內機構建設。健全的國內機構是抵御外部不當影響的最佳屏障。一個透明的選舉委員會、賦權的公民社會以及獨立的媒體體系,無需外部監督即可維護民主的完整性。孟加拉國與其將選舉教育外包給國際非政府組織,不如投資建設本國的公民培訓項目、青年政治參與機制以及選民意識提升活動。
三是戰略外交應當引領孟加拉國的國際交往。與民主伙伴的合作固然重要,但這種合作必須建立在相互尊重與主權平等的基礎之上。孟加拉國應明確表明立場,歡迎伙伴合作,但拒絕家長式干預。孟加拉國在與外國政府的對話中必須強調,促進民主應當是對本國政治進程的支持,而非操控。
即將到來的選舉季將考驗孟加拉國應對內外壓力的能力。該國的政治歷程,正是由其人民的堅韌所塑造——從爭取獨立的斗爭,到追求經濟發展。來之不易的主權不應被外部援助的幌子而削弱。真正的民主應建立于自我決定,而非監督之上。
歸根結底,民主并非是通過外國援助或非政府組織培訓所送來的禮物,而是國家與其公民之間的契約。孟加拉國的民主承諾并非建立在外國的監督,而是建立在國內的信念之上:即政治合法性源于人民,而非外部認可。
隨著2026年大選臨近,孟加拉國正站在一個決定性的歷史關口。挑戰不僅在于再次舉行選舉,更在于確立一個更深層的原則——孟加拉國的民主必須由其自身的經驗、制度與人民共同塑造。使得孟加拉國既可以參與國際事務,又不喪失自主權;既可以歡迎合作,又不損害自身尊嚴。
若孟加拉國能夠成功維持這一平衡,2026年的選舉將不僅是權力的更替,更將成為在隱性干涉盛行的時代下對國家主權的一次莊嚴重申——宣告孟加拉國的民主,縱然不盡完美,卻是真正屬于自身的民主。而正是在這種自我確立之中,政治成熟的真正標準得以顯現:一種非借用、非強加,而是自主書寫、自信生長的民主。
作者簡介:埃姆蘭?埃蒙(Emran Emon),孟加拉國知名專欄作家。
本文編譯自《每日觀察家報》雜志2025年10月31日文章,原標題為
Influence of foreign NGOs in Bangladesh's 2026 elections,原文鏈接:https://www.observerbd.com/news/55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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