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濤走了,帶著一倉庫沒賣出去的煙花,和一句“下輩子見”。
他不是死于貧窮,而是死于絕望,那種明明守規矩、講道理、按程序辦事,卻硬生生被現實碾碎的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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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郴州那個傍晚,天空炸開的不是節日的歡慶,而是一個普通小老板用生命發出的最后一聲控訴。
39歲,兩個孩子還沒長大,父母尚在,200多萬貸款壓身,合法經營三年的煙花店,一夜之間被“一刀切”關停。
更糟的是,那些本該服務百姓的公職人員,不僅沒伸出援手,反而把手伸進了他的口袋,拿貨不給錢、辦事要好處、投訴沒人理。當所有門都關上,他只能選擇點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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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說,他太沖動。可你有沒有想過,一個愿意提前放煙花提醒鄰居避險的人,怎么會是莽夫?
那不是沖動,是走投無路后的清醒赴死。他不怕死,怕的是死后家人連個說法都沒有;他不敢找“逼他的人”,是因為他知道,在某些地方,普通人連喊冤都找不到門。
這起悲劇里最刺眼的,不是煙花爆炸的火光,而是制度執行中的“冷暴力”。政策調整當然必要,但禁燃區劃定是否經過充分聽證?對已持證經營者的庫存如何處置?有沒有過渡期或補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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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本該前置的問題,全被一句“空氣質量不達標”輕輕帶過。仿佛老百姓的生計,只是政策文件里一個可以忽略的注腳。
更令人心寒的,是“微權力”的濫用。七名被實名舉報的公職人員,從街道書記到基層民警,職位不高,卻足以掐住一個小店主的命脈。
他們或許沒直接下令關停,但日常的“順手拿幾筒”、辦事時的“拖一拖”、求助時的“踢皮球”,積少成多,就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這種“吃拿卡要”看似小事,卻是對法治最隱蔽的腐蝕,它讓守法者吃虧,讓老實人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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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慶幸的是,輿論沒有沉默,調查組已經介入。
但我們要的不只是追責幾個人,而是系統性反思:為什么一個合規經營的小商戶,在政策變動面前如此脆弱?為什么舉報信要等到人死了才被重視?為什么“依法行政”,在基層常常變成“依權施壓”?
小微企業主,是中國經濟最真實的毛細血管。他們不靠資本,不靠關系,就靠一雙手、一張營業執照,努力養活一家人。可一旦遇上“運動式執法”或“選擇性監管”,他們連討價還價的資格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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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濤的遭遇不是孤例,類似因政策突變、執法粗暴而傾家蕩產的小老板,各地都有。區別只在于,有人咬牙挺住了,有人像彭濤一樣,撐到了極限。
我們常說“優化營商環境”,但真正的優化,不在口號里,而在細節中。比如給政策留出緩沖期,比如建立受損經營者的申訴與補償通道,比如對基層權力運行設置有效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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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要讓普通人相信:“只要我守法,就有人為我撐腰。”
彭濤用生命點亮了夜空,也照出了某些角落的黑暗。希望這束光別白亮。
愿今后再無“下輩子見”,只有“今年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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