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天下為公之大禹精神

天下為公之大禹精神

王健莫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一源自《禮記·禮運》的經典論斷,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取向,更是貫穿華夏文明數千年的精神主軸。從大禹治水奠定華夏文明根基時的原始公意覺醒,到孫中山以三民主義重構“天下為公”的近代轉型,兩種跨越千年的精神形態,既承載著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責任認知,更暗合著東方文明從本源到革新再到回歸的歷史邏輯。本文通過對比二者“天下為公”理念的內涵差異、解析社會責任意識的演進脈絡,論證東方文明回歸的必然性,揭示傳統精神現代轉化的核心密碼。

一、同源異流:大禹與孫中山“天下為公”的內涵分野

“天下為公”的核心要義在于“公”對“私”的超越,但大禹與孫中山基于不同的歷史語境,賦予其截然不同的理論維度與實踐路徑。二者看似同源,實則形成了“文明奠基期的生存公意”與“近代轉型期的制度公義”的鮮明分野。

大禹塑像(2025年5月13日蓬州閑士攝于被譽為“宜賓唯一,川南無二”的禹帝宮)

(一)大禹,生存危機催生的原始公意與治理共識

大禹所處的上古時期,“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的生存危機,成為催生“天下為公”精神的直接動因。這種原始形態的“天下為公”,并非抽象的道德理念,而是基于集體生存需求的實踐理性,其核心內涵體現為三重維度:

其一,公共事務的全民協同。大禹治水工程的規模與難度,遠超個體或單一部落的承載能力,“疏九川、通九道、陂九澤”的系統工程,要求打破部落壁壘實現跨族群協作。大禹通過“行山刊木”的地理勘測、“左準繩右規矩”的技術規范,將分散的部落力量整合為統一的治理主體,形成“四海會同”的公共協作機制。這種協作并非基于制度強制,而是源于“下民其憂”的生存共識,構成了原始“天下為公”的實踐基礎。

其二,權力行使的公共屬性。大禹在治水過程中積累的權威,始終服務于公共利益而非個人私利。“薄衣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黼冕”的自律品格,“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公而忘私,彰顯了權力所有者對公共責任的敬畏。更重要的是,大禹將治水過程中形成的組織體系轉化為國家治理架構,劃分九州、制定貢賦,使“天下為公”從臨時協作升華為穩定的治理共識,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的建立奠定了精神根基。

大禹像 梅凱 作 四川省方志館 藏(圖源:四川方志圖庫)

其三,文化認同的族群凝聚。大禹“天下為公”的核心成果,是打破了部落林立的離散狀態,形成了“九州攸同”的華夏族群認同。他通過“和三苗”的民族融合政策、“懋遷有無”的資源調配機制,使不同部落從“各掃門前雪”的生存競爭,轉向“天下一家”的共生共贏。這種基于文化認同的公意凝聚,成為華夏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精神源頭。

(二)孫中山,近代轉型驅動的制度公義與民權覺醒

進入近代,西方列強入侵與封建帝制腐朽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孫中山的“天下為公”理念,正是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制度回應。其以三民主義為載體,將原始形態的“天下為公”升華為兼具民族獨立、民權保障、民生改善的近代政治綱領,實現了從“治理共識”到“制度設計”的質的飛躍。

孫中山(圖源:團結報團結網)

民族主義維度的“公”,體現為對民族共同體的主權捍衛。孫中山突破了傳統“華夷之辨”的局限,將“天下”拓展為現代民族國家范疇,主張“團結全國力量反抗帝國主義欺凌”,同時倡導“濟弱扶傾”的國際正義,使“天下為公”具備了民族獨立與世界大同的雙重內涵。這種民族公意的覺醒,既是對大禹“九州一體”理念的近代轉化,更是對近代民族危機的現實回應。

民權主義維度的“公”,聚焦于政治權力的公共屬性重構。孫中山批判封建帝制“天下為私”的本質,提出“人民當家作主”的核心理念,設計“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建國路徑,通過“考試任官制”實現民意與專業能力的統一,賦予民眾罷免、創制、復決的直接民權。這種制度設計使“天下為公”從個人品格的道德要求,轉化為可操作的政治程序,徹底改變了大禹時代“賢能政治”的人治底色。

民生主義維度的“公”,指向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孫中山敏銳洞察到工業化進程中貧富分化的隱患,提出“平均地權”“發達國家資本”的主張,通過土地漲價歸公、節制私人資本等舉措,實現“利國富民”的公共目標。這種對經濟公平的追求,是對大禹“度九山、定九州”資源調配理念的現代發展,更契合了近代社會對“公共福利”的新訴求。

二、精神傳承:社會責任意識的從自發到自覺的演進

大禹與孫中山的“天下為公”理念,不僅是不同歷史階段的精神標識,更構成了中國社會責任意識從“自發承擔”到“自覺建構”的完整演進鏈條。這種演進既體現為責任主體的擴大,更表現為責任內容的深化,為東方文明的現代轉型提供了內在動力。

(一)大禹時代,部落聯盟的集體責任與賢能擔當

上古時期的社會責任意識,以“集體生存”為核心,呈現出“自發協同”與“賢能引領”的雙重特征。大禹治水的實踐,本質上是一場全民參與的社會責任運動:部落首領貢獻領導力,工匠打造治水工具,民眾參與河道疏浚,形成了“人人為公共生存負責”的原始責任體系。這種責任意識雖未上升到理論層面,卻通過“胼手胝足、櫛風沐雨”的實踐,內化為華夏民族的集體記憶。

汶川縣大禹塑像(汪毅 攝,圖源:四川方志圖庫)

尤為重要的是,大禹確立了“賢能者擔重責”的責任分配原則。他“身執耒耜,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的躬身實踐,打破了“父死子繼”的血緣特權,確立了“選賢與能”的責任承擔標準。這種“德能匹配”的責任觀,使“天下為公”與“賢能擔當”形成綁定,為后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責任倫理奠定了基礎。但此時的社會責任仍局限于“生存保障”范疇,尚未涉及政治權利、經濟公平等現代議題。

(二)孫中山時代,國民意識覺醒中的責任重構

近代以來,西方啟蒙思想的傳入與民族危機的加劇,推動社會責任意識從“集體生存責任”向“國民權利責任”轉型,孫中山的理念正是這一轉型的集中體現。與大禹時代“被動參與”不同,孫中山強調“國民主動擔當”,將社會責任與個人權利實現緊密結合。

在民族責任層面,他將“反侵略、求獨立”從統治階層的政治任務,轉化為“四萬萬同胞”的共同責任,提出“振興中華”的全民號召,使民族責任意識突破了階級界限。在民權責任層面,他倡導“國民不僅是權利享有者,更是制度建設者”,通過“訓政”階段的公民教育,培育民眾的參政能力,使社會責任從“服從權威”轉向“主動參與”。在民生責任層面,他將“解決貧富差距”視為社會全體的共同目標,主張通過國家干預與社會協作實現“均平扶弱”,拓展了社會責任的經濟維度。

這種責任意識的轉型,本質上是“天下為公”從“精英主導的公共治理”到“全民參與的公共建構”的轉變。孫中山通過三民主義的理論建構,使社會責任從自發的實踐行為,升華為自覺的價值追求,為東方文明注入了現代性的精神內核。

三、歷史必然:“天下為公”的現代復歸與東方文明崛起

從大禹到孫中山的“天下為公”精神演進,不僅是中國社會責任意識的覺醒歷程,更折射出東方文明“本源確立—近代調適—現代回歸”的歷史邏輯。在全球化深入發展與文明沖突加劇的當下,以“天下為公”為核心的東方精神的回歸,并非簡單的傳統復現,而是文明本質的必然彰顯。

孫中山:天下為公(2025年1月30日蓬州閑士攝于成都市春熙路孫中山銅像廣場,圖源:四川方志圖庫)

(一)文明根性的延續:“公”本位對“私”本位的超越

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核心差異,在于“公本位”與“私本位”的價值分野。西方文明從古希臘城邦制度出發,形成了以個人權利為核心的價值體系;而華夏文明從大禹治水的集體實踐出發,確立了“公為天下之基”的價值內核。這種根性差異,使“天下為公”成為東方文明的獨特標識。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雖吸收了西方民主思想,但其核心仍未脫離“公本位”的東方根性。他提出的“平均地權”并非西方社會主義的階級斗爭,而是“均平扶弱”的傳統仁政思想的現代轉化;“民權主義”中的“考試任官制”,更是對大禹“選賢與能”理念的制度重構。這種“西學為用,中學為體”的改造,證明東方文明“公本位”根性的不可替代性。當現代西方社會面臨“個人主義泛濫”“社會撕裂”等困境時,以“天下為公”為核心的東方價值,為解決現代性危機提供了新路徑,其回歸成為歷史必然。

(二)實踐驗證的支撐:從治理智慧到制度優勢的轉化

大禹與孫中山的“天下為公”理念,雖處于不同歷史階段,但均通過實踐驗證了其治理效能,為東方文明的現代回歸提供了實踐支撐。大禹治水的成功,證明了“跨族群協作、順道而為”的公共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其“劃分九州、制定貢賦”的舉措,構建了中國早期“大一統”國家的治理框架。這種“公共利益優先”的治理智慧,經過數千年傳承,演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如重大公共危機中的全民協同、區域協調發展中的資源調配,均可見大禹精神的現代影子。

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實踐雖未完全實現,但為東方文明的現代轉型指明了方向。其“民族獨立”的目標在新中國成立后得以實現,“民權保障”的追求轉化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等民主實踐,“民生改善”的理念演化為脫貧攻堅、共同富裕的國家戰略。這些實踐成果證明,“天下為公”理念能夠實現傳統與現代的銜接,其蘊含的社會責任意識能夠轉化為文明崛起的內在動力。

(三)時代需求的召喚:全球化時代的文明共識建構

全球化時代的文明沖突與利益博弈,迫切需要一種超越民族國家私利的價值理念,而“天下為公”正是東方文明貢獻給世界的解決方案。大禹“協和萬邦”的民族融合思想,孫中山“濟弱扶傾”的國際主張,共同構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傳統思想淵源。與西方“零和博弈”的霸權邏輯不同,“天下為公”倡導“萬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共生理念,既符合東方文明的價值傳統,更契合全球化時代的共同需求。

這種文明回歸,已在實踐層面展現出強大生命力: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摒棄了西方殖民主義的掠奪邏輯;全球治理中的“中國方案”,始終以“公共利益”為核心,彰顯了“天下為公”的現代價值。這些實踐證明,東方文明的回歸并非歷史懷舊,而是對時代需求的主動回應,是“天下為公”精神在全球化語境下的必然彰顯。

四、結論:“天下為公”的現代轉化與文明傳承的核心密碼

大禹與孫中山的“天下為公”理念,雖處于不同歷史階段,卻形成了一條貫穿華夏文明的精神主線。大禹以生存危機催生的原始公意,奠定了東方文明“公本位”的根性;孫中山以三民主義重構的制度公義,實現了傳統精神的近代轉型。二者共同推動的社會責任意識從“自發”到“自覺”的演進,為東方文明的現代回歸提供了內在動力。

成都市春熙路孫中山銅像,劉開渠設計(2025年1月30日蓬州閑士攝于成都市春熙路孫中山銅像廣場,圖源:四川方志圖庫)

東方文明的回歸,本質上是“天下為公”精神的現代轉化:它不是對大禹原始公意的簡單復制,也不是對孫中山理念的機械照搬,而是萃取“公意共識”與“制度建構”的雙重智慧,融合傳統民本思想與現代民主理念,形成兼具民族特色與世界意義的價值體系。在這一過程中,社會責任意識的全面覺醒是關鍵紐帶——只有讓“天下為公”從精英理念轉化為全民共識,從歷史傳統轉化為實踐行動,東方文明才能真正實現從“跟跑”到“引領”的跨越,為人類文明進步貢獻中國智慧。

本文內容系原創

轉載請注明:“來源:方志四川”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作者:王健莫(筆名不勿一,1970年7月生,四川犍為人,原成都晚報社職工,現任四川省新文人畫院院長、四川文化網掛職副總編)

配圖: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