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上學邊懷孕的女生，越來越多了

時間，是當代女性規劃人生時最精密的那把尺子。其中，從生育到新手媽媽之間的兩年是被默認占據的“母職時間”。在學業上繼續深造是女性開啟未來的重要路徑，而在參加工作后生育，又極有可能意味著職場生涯的中斷。這段“母職時間”正與快速奔跑的學業進程、職場周期激烈碰撞，催生出一種無形的時間焦慮。

隨著越來越多人在“丁克”與“生育”之間徘徊，一群22-25歲之間的年輕女性正在嘗試一種更為“經濟”的算法：將生育計劃提前嵌入研究生生涯。她們試圖在大四之后，一段相對輕松的時間里完成生育這件“人生大事”，以換取未來職場中更少的中斷與更輕的牽絆。

當“母親”和“學生”的身份在同一個人生階段重疊，她們的選擇背后也是一代人對時間、機會與個人身份的全新計算。即便經歷過審慎考慮，對年輕的媽媽們而言，這段理想的“黃金生育期”仍是一場輾轉拉扯的長跑，沒有人告訴她們終點在哪，也沒有一條真正輕松的路。

“被錄取后發現懷孕，

我放棄了入學資格”

考研那天，張沐禾是背著吸奶器去的。

一場考試要持續三個小時。鈴聲響起，她快步走進廁所，鎖上門，從包里掏出吸奶器。乳汁涌出來的瞬間，脹痛的胸口漸漸緩和，她感到一陣輕微的眩暈。

這已經是張沐禾第二次考研。她第一次考研的初試結束在十二月底，緊接著一月，她發現自己懷孕了。這個孩子的到來，其實在張沐禾的計劃之內。在她看來，人生的節奏有它該完成的節點：在身體最好的年紀完成生育，是她認定的順序。

張沐禾考研的桌面，奶瓶就放在桌上。圖源：抖音@澄子大王

國際權威的生殖醫學機構指出，女性的生育能力通常在20歲后期到30歲出頭達到高峰。隨著越來越多年輕女性在二十多歲選擇繼續深造，跟張沐禾一樣，不少女性在碩博期間抱著“早生早好”“不影響未來事業”的想法，主動考慮生育。

隨著孕檢推進，張沐禾得知預產期正好在九月底到十月初，恰逢開學季。她算了算，等自己出了月子，上學期也差不多結束了。剛生完孩子就奔波上學，既不現實，她心里也舍不得。于是，當收到錄取通知后，她決定放棄入讀，留在家中保胎，第二年再戰。

當然，也有女性是在意外之中成為母親，面對突如其來的懷孕，她們在學業、未來規劃與生育之間，陷入拉扯與猶豫。

“當我看到驗孕棒上的兩條杠，整個人都懵了。”今年25歲的鄧思蓉回憶起兩年前的那個瞬間，聲音依然不自覺地抬高。

2023年，鄧思蓉如愿考上云南一所高校的文科研究生。她考研的初衷是自我提升，希望將來有更廣闊的就業選擇。那一年，鄧思蓉的專業課拿下全院第一。

發現懷孕時，鄧思蓉已經確定被錄取，只等通知書寄回家。那段時間，她每天健身、學習，整個人被新生活的期待填得滿滿的。直到有一天，她開始感到異常疲憊，食欲不振，經期也遲遲沒來。她有些不安，悄悄買了驗孕棒，結果兩條紅杠清晰地并排在那，像是命運投來的一個突兀的“破折號”。

她第一時間給老公發了消息，手指顫抖著敲下一連串“好害怕，怎么辦”。鄧思蓉的老公和她是高中同學，比她大一歲，已經工作。他也愣了好久，只能先去問父母的意見。

鄧思蓉接著給姐姐打電話，姐姐已經是三個孩子的媽媽，卻也不敢替她拿主意。最后，她撥通了母親的電話，媽媽嘆口氣，說：“要不，就生下來吧。”

鄧思蓉陷入長久的猶豫。不要這個孩子，會覺得殘忍；可一想到生下來，又擔心今后的生活節奏被打亂，“怕身體恢復不過來，怕讀研和科研就此擱淺”。

更讓鄧思蓉恐懼的，是隨之而來的劇烈孕反。短短幾周，她的孕吐愈發嚴重，幾乎沒法進食，整日頭暈、干嘔，體重從94斤掉到八十多，只能靠住院輸液維持。

鄧思蓉懷孕期間

轉折出現在八月。孕反終于好轉，肚子也漸漸隆起。有一天去做四維B超，屏幕上出現了那個嬰兒的小小身影——圓圓的腦袋、圓圓的肚子。醫生笑著指給她看：“TA在動呢。”鄧思蓉的眼淚瞬間涌了出來，“好可愛呀。”

鄧思蓉在B超中看到孩子

那一刻，她的心被徹底融化，徹底接受了即將成為母親的現實。

“婆婆搬到學校里，

和讀研懷孕的我一起住”

讀研與本科截然不同。除了日常課程，研究生還要承擔導師分配的項目工作，不少導師的科研任務堪比全職工作。對碩士媽媽而言，如何與導師溝通，成了她們無法回避的一道現實難題。

鄧思蓉在入學前，就主動向學校說明了自己的情況。老師們的態度十分體諒：只要身體允許，可以正常入學、上課；如果想請一年休學，也完全沒問題。

在開學后，成績優異的鄧思蓉選擇了學院院長作為導師。但在得知鄧思蓉懷孕后，這位院長婉拒了她。理由是手上的項目繁多，擔心鄧思蓉身體吃不消，并建議她考慮選擇科研任務較少、同為女性的導師，能更好地兼顧生活與學業。幾經權衡，鄧思蓉又聯系上學院里一位臨近退休的教師，最終才被接收。

張沐禾憑借出色的本科背景，被同門師兄主動邀請入組。她的導師是一位四十歲出頭的男學者，有個上小學的女兒，談起孩子時語氣溫和。但得知張沐禾懷孕后，他強調，無論如何，科研任務都要保質保量完成。

在北京讀研的妙妙，至今還記得第一次鼓起勇氣向導師坦白懷孕，對方溫暖地祝福道：“恭喜你，人生又多了一個新的角色”。學院里幾位女老師也會主動和她聊聊：“有孩子特別好，你的共情力會比別人更強。”

上課時，有老師打趣道：“妙妙真值得，一個人上課，兩個人聽——胎教都是研究生課程。”這些來自學校師長的小小善意，讓妙妙在那段忙亂的孕期生活里，感到自己并不是孤軍奮戰。

但在更多情況下，懷孕與讀研的沖突遠比想象更為復雜。

在社交媒體上，“碩士媽媽”的話題下常常能看到相似的焦慮。許多研究生在發現懷孕后，第一時間都不敢告訴導師，擔心被誤解或責備。

有人提到，自己因為懷孕被導師指責耽誤科研，甚至被勸退。母親這一身份，在競爭激烈的校園中，往往被視作一種“弱勢標簽”——生育不僅被認為會帶來體力下降，更意味著注意力與精力被迫分割。

懷孕期間的妙妙。圖源：小紅書@送婉瑤！啦！

妙妙讀的是兩年制專碩，所有課程都集中在她懷孕的那一年上完。教學安排緊湊，幾乎每一天都是滿課。偏偏孕反持續了整整五個月，從早到晚，幾乎貫穿了她整個上課日常。

那段時間的作息至今讓她記憶猶新。早上八點上課到中午十二點，下午一點半又接著上到五點，只有周三下午能稍稍喘口氣。平均一天要吐六七次。“膽汁都吐出來，還流鼻血，根本吃不下飯。”課堂上，她常一邊做筆記，一邊悄悄用手撐著額頭，忍著惡心把每堂課熬完。

9月份入學時，鄧思蓉最初還住在學生宿舍。宿舍是上床下桌的結構，夜里起身下床很危險。思慮再三，她在學校附近租了間房。那是一套九十年代的老舊兩室一廳，月租1100元。

到了10月中旬，婆婆也搬了過來陪她住。兩人一起去食堂吃飯，偶爾買菜自己做飯。有課時，婆婆會提前陪她慢慢走到教室門口，扶著她上臺階。

即便有了長輩的幫助，困難依舊不少。研究生一年級的課程最為密集，有時還要在不同校區間穿梭。鄧思蓉記得，有兩節課之間只隔半小時，而光是從一個校區走到另一個就要二十分鐘。學校的教學樓沒有電梯，英語課要在六樓上。

到了孕晚期，鄧思蓉每爬一級臺階都氣喘吁吁。后來實在吃不消，她只能頻繁請假。

生下孩子后，“戰斗”才真正開始

對碩士媽媽而言，“學習”和“生育”都有自己的時間軸。拿到學位雙證是一種“畢業”，順利生下孩子，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畢業”。

鄧思蓉的預產期落在寒假。但那一年，學校放假時間格外靠后，她咬著牙把期末考試全部寫完，中途甚至擔心會不會把孩子生在考場上。剛放假沒幾天，她就在一個寒冷的冬日下午，迎來了自己的兒子。

妙妙平時課程密、節奏快，畢業論文的要求也高。學院里以往懷孕的同學，大多會選擇休學或延畢，把壓力分散開來。但妙妙不愿妥協，她按部就班地跟著同年級的同學推進：中期答辯、預答辯，每一個環節都踏踏實實走完。

妙妙在醫院待產

張沐禾直接放棄了第一年的錄取，將升學的通道讓給了生育。她忙著生產、坐月子、與婆婆一起照料新生兒，直到11月份，才重新把考研資料攤開，拾回那條中斷近一年的學習線。

但對碩士媽媽來說，“卸貨”并不是上岸，而是另一段奔忙的起點。學業與育兒像兩股拉力，一左一右地牽扯著她，逼著她在有限的時間里不斷切換身份。

張沐禾覺得自己已經很幸運了，孩子好帶、婆婆承擔了大部分的照護任務，她除了喂奶幾乎不用操心別的。但即使如此，在備考的那段時間里，她也從未睡過一個整覺。頻繁起夜喂奶讓她明顯感覺記憶力下降，常常背完的知識點還沒來得及消化就從腦子里溜走了。

新學期開始后，鄧思蓉先請了一個月假坐月子，隨后便和婆婆一起把孩子帶到學校附近居住照顧。但只要鄧思蓉剛坐下準備學習，兒子就會湊過來，把她手里的筆拔掉，不停地去摸她的書，總要把注意力從她身上搶回來。奶奶怎么哄都沒用，他只認媽媽。很多時候，鄧思蓉只能一邊抱著他、一邊讀論文，效率很低，讓她覺得自己快要撐不住了。

兒子趴在鄧思蓉的學習資料上

讓鄧思蓉瀕臨極限的是畢業論文中期答辯。按照流程，每個學生要講十多分鐘。

到她上場時，兒子忽然大聲哭起來。她站在講臺下面，一手抱著兒子，一手緊攥著講稿，急得眼眶發酸。最后，她讓別的同學先上，自己則抱著孩子在走廊里來回踱步，把兒子一點點哄睡。

鄧思蓉成了最后一個上場答辯的學生。進入提問環節時，一位老師溫和地對她說：“你的情況比較特殊，我們都知道。你先下來吧。”隨后只問了幾個最基本的問題，便匆匆結束了她的答辯。

“當時真的覺得天都塌了，特別崩潰。”那天晚上，鄧思蓉推著嬰兒車在校園的小路上慢慢走。路燈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長，她看著車里睡著的兒子，心底涌上一陣又一陣失落。

她忍不住問自己：當初選擇把他生下來，真的是正確的嗎？

錢、家人和導師，

哪一環斷了都走不下去

為了保住學業與育兒間脆弱的平衡，碩士媽媽幾乎都走向了同一種答案：協作。

有人向家人尋求幫助，有人依靠月嫂，而她們則站在最核心的位置，做指揮、當大腦。

張沐禾的孩子現在在老家生活，由公公婆婆日常照護。她每天都會和孩子視頻，看他握著手機在客廳跑來跑去，聽他奶聲奶氣地叫“媽媽”。每隔兩周，張沐禾都會回家三天，陪玩、讀繪本、帶著去打疫苗。漸漸地，她發現老人們對孩子看手機管得不嚴，只要自己在家，她便會第一時間把手機收走。

分工則更加清晰。喂奶、洗澡、喂飯這些瑣碎事務，她盡量不親自做，而是把精力留給“帶孩子看世界”的部分，帶她認識生活中的事物，參與早期教育。合理分工讓她能把更多時間投入學業和科研，“我在事業上不想做取舍，我是一個很有事業心的媽媽。”

妙妙抱著女兒畢業

婚育對女性而言一直是風險項，懷孕也被看作職場中的不穩定因素。因此，不少人把“讀研期間把孩子生完”視作一種聰明的提前布局。張沐禾、妙妙和鄧思蓉的許多同學，都羨慕她們，至少不用在求職節點再承受婚育焦慮，“起碼以后不會被問什么時候休產假了”。

在張沐禾的寢室里，舍友們甚至會認真討論讀研期間懷孕生子的可能性。有趣的是，其中有人連戀愛都還沒開始。

但孩子的存在同樣影響著碩士媽媽們的未來規劃。

張沐禾從小就是“別人家的孩子”。在高手云集的山東，她一路讀重點班，高考又進入國內頂尖的藝術院校。她坦言，自己后來選擇報考這所排名低于本科院校的雙一流高校，一大原因是離家近。雖然未來的職業方向她尚未完全確定，但她心里其實早有了傾向：大概率會回老家發展，陪在孩子身邊，這樣對家庭、對孩子都更穩妥。

碩士畢業那年，鄧思蓉留在家里全職照顧孩子。研二沒有課程，她看著身邊同學一個個投入復習、奔赴各類考試，甚至陸續考公上岸，有時心里不免泛起羨慕。

那段時間，她幾乎把所有力氣都耗在帶娃上，根本抽不出時間再投入備考。

現在，她把希望放在明年，等孩子再大一點、有更多自己的時間，她就重新走入職場，或者再試一次考公考編。但無論怎樣，她的方向也很明確：不會離家太遠。

“如果能重新安排，我肯定還是希望讀完研、工作穩定、收入穩定以后再生孩子。”鄧思蓉說。那樣她也許不會那么緊繃，也能給孩子更充裕的生活與陪伴。

碩士媽媽們都不約而同地提到，在生育的決定上，足夠的儲蓄、家人的協助、學校與導師的理解，這三者缺一不可。同時，生育者自身的成熟度同樣關鍵。妙妙說：“一定要問問自己，你能不能成為那個你小時候渴望依靠的大人？”

當被問到“如果沒有當媽媽，現在會做什么？”鄧思蓉認真地想了很久。最后，她輕聲說：“可能會在更遠的地方，做更多的事情，就是另一種人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