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逝世后，他的夫人趙紉蘭歷時6年，才讓李大釗先生入土為安

“媽，爸爸什么時候才能回家？”——1933年初春，北京西城的一間舊瓦房里，小女兒李燕華怯生生地問道。趙紉蘭抬起頭，握住女兒的手，沒有回答。窗外乍暖還寒，她卻清楚地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已經不多，更知道丈夫那口棺槨仍舊停在浙寺的廂房里，風雨六年，至今無處安泊。

事情要追溯到1927年4月6日。當日下午三點左右，北平東交民巷警備司令部的警車在沙土路上揚塵而來，車門一開，荷槍實彈的憲兵沖進了蘇聯大使館圖書館舊址——那是李大釗臨時辦公的地方。李大釗摘下眼鏡，把它放進書桌抽屜，隨后被推搡著上了警車。據當時在場的一位學生回憶：“先生背脊筆直，好像是自己走上講壇，而非刑場。”

審訊持續了二十三天。鞭刑、高瓦數的電磁爐烙鐵、勸降承諾的優厚軍餉輪番上場，卻換來一句“我無供可錄”。4月28日清晨，京城貼滿了“即日處決李大釗等二十人”的布告。午后兩點，絞刑架樹起在草料場。行刑前，警監讓家屬見最后一面。趙紉蘭撲上去，帶著哭腔低聲說：“守常，我們回家吧。”李大釗只答一句：“照顧孩子，革命終會成功。”五分鐘后，他成為中國共產黨史上第一位被絞刑處死的領導人。

李大釗遇害當夜，警署用一口極簡陋的薄木棺匆匆裝殮，把遺體運到長椿寺偏院。棺材縫隙透光，雨水滲入，異味撲鼻。趙紉蘭趕到寺內，被守門的警差擋回。她默站良久，發誓一定要讓丈夫風風光光下葬。

然而誓言要落到現實，困難接踵而來。第一道坎是錢。李大釗把稿酬、講課費大半貼補窮學生，家中只剩一塊大洋。友人胡適、蔣夢麟等人湊了兩百銀元，又有木器鋪老板自降價錢，用優質楸木加五道生漆做了一副新棺。5月初，地下黨人夜里潛入寺院，悄悄完成了換棺——這是后來棺槨能在潮濕寺院存放六年而不腐的關鍵。

第二道坎是監視。趙紉蘭與三個孩子輾轉借住在多位友人家。北洋警探數次闖門查抄，連李大釗的手稿也不放過。為了避禍，她帶孩子回到河北樂亭老家，靠親友接濟度日。此后六年，她的健康每況愈下，胸口陣痛愈發頻繁，但始終不肯長住病榻：“得把老李的事辦完，我再躺。”

時局更添變數。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華北白色恐怖與日俱增。浙寺周邊駐軍換防數次，任何稍有風聲的集會都可能被驅散。趙紉蘭心里拔涼：若再拖，棺木恐怕要被強行遷走。1933年1月，她咬牙帶著子女返回北平，請求故交出面籌劃正式公葬。

胡適先去見北平特務機關負責人，以“濟世救亡之志不可埋沒”為由，爭得一紙“不干預私葬”的含糊口頭允諾。周作人、聞一多等人則忙于籌款、印制挽聯。除知識界外，北平車夫、學徒、印刷工紛紛捐出一角兩角，金額雖小卻動人心弦。短短三周，公葬基金已備齊。

4月22日拂曉，浙寺鐘聲未停，祭奠人群已在山門外排起長龍。趙紉蘭扶著長子李葆華，輕輕摸了摸靈柩——這一次，棺板溫熱，不再冰冷。九點，哀樂響起，《國際歌》隨之合唱，送殯隊伍緩緩上路。沿途自發加入的市民越聚越多，黑紗、紙花把寬闊的阜成門大街染成暗色。有人高喊：“李大釗不死！”喊聲此起彼伏，反動軍警坐不住了。

午后一點三十分，警棍、人墻和水龍頭突然出現。沖突激烈到難以形容，棺柩一度被撞得差點傾覆。幾位學生抱棺而立，口中大喊“不能倒，倒了就是第二次處決”。趙紉蘭護著孩子躲到路邊，嘴唇咬得發紫，卻始終不肯后退半步。最終，警察在輿論壓力下撤回，送葬大軍繼續向西山萬安公墓推進。

夕陽把地面拉出長長影子，抬棺的杠夫換了三撥，終于抵達墓地。就在下葬前，一輛騾車悄然駛到墓前，車上覆著棉被，掀開后是一方黑色花崗巖墓碑，正面鐫刻：“中國共產黨先驅李大釗之墓”。刻工把星徽與鐮刀鐵錘淺淺勾勒，避免過于醒目，以防夜里被毀。墓碑隨棺木一起落入墓穴，算是時代逼出的無奈折中。

最后一鏟土覆蓋棺蓋時，趙紉蘭眼里含淚，卻沒有哭出聲。她輕聲說：“守常，你該歇歇了。”四周肅穆，人們紛紛舉拳默哀。那一刻，沒有誰提及恐懼，連寒風都像被壓低了呼吸。

葬禮結束不到一個月，趙紉蘭病勢急轉直下。5月18日凌晨，她在昏迷中喃喃：“孩子，別怕，我去找你爸。”隨后安靜離世，年僅四十八歲。友人遵囑，將其葬在李大釗墓側，兩口青磚小墳緊挨，草木成蔭。

李氏遺孤自此互相扶持。長子李葆華參加抗戰期間的地下工作，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多地財政系統要職；長女李星華成為北京某中學的語文教師；小女兒李燕華則在航空行業從事材料測試。多年以后，談起父母，兩句評價最常被他們提起：父親是“鋼”，母親是“燈”。鋼不折，燈不滅，這大概就是革命信仰最質樸的注解。

把時間掐回1933年那場淬著血淚的葬禮，人們或許會意識到：一次隆重而艱險的出殯，不只為了安放一副忠骨，更為了告訴后來者——真正的理想不會隨肉體消亡，哪怕被拖延六年，仍能在眾人肩頭繼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