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日寇判了死刑又死里逃生——共產黨員黃吟秋的“懸崖之上”

1906年1月11日，黃吟秋出生在遼寧省臺安縣城一個店員家庭。父親給一個小商號站柜臺，靠微薄的工資來維持一家五口人的生活。黃吟秋讀完小學后考入公費的縣立師范學校，在那里他結識了奉天特支派去的共產黨員李煥章，接受了很多新思想，畢業后在當地小學當教師。

1927年3月，經李煥章介紹，黃吟秋加入中國共產黨，作為臺安縣第一個共產黨員，他在臺安為黨做了許多宣傳工作，并組織過學生運動，后因暴露身份，于1931年7月通過關系到黑龍江省安達站第一小學任教師。

“九·一八”事變后，黃吟秋在哈爾濱同中共滿洲省委接上關系，被任命為安達黨組織負責人，在那里開展反日救國工作。

1923年冬，黃吟秋被調到滿洲省委秘書處工作。1933年至1938年3月他先后在湯原游擊三大隊、湯原縣委金河區、東北抗聯六軍、湯原縣委等地開展活動。1938年，黃吟秋接連兩次被捕入獄。在獄中，他受盡了各種酷刑而堅強不屈，在被敵人判處死刑后，更是視死如歸，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崇高氣節。

1938年春，春寒料峭，冰雪未消，一股黑色的風暴襲擊了湯原、依蘭、樺川、富錦、佳木斯等450公里平原和山川。3月15日佳木斯憲兵隊對中國共產黨地下工作人員進行大嫂捕。

在這次大搜捕中，中共依蘭縣委負責組織工作的劉振忠在雙合鎮被捕。黃吟秋得知這一情況后，立即于3月22晚間召開縣委緊急會議，同縣委書記劉振祥等研究如何營救被捕的同志和迅速通知轉移尚未被捕人員方案。

這時巡邏的警察突然闖進屋來，一個警尉氣勢洶洶地質問黃吟秋：“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先生，我是開小鋪做買賣的。”

“他是什么人（指劉振祥同志）?”

“他是電燈匠，是我請來修電燈的。”黃吟秋機智地回答。

敵人不大相信他們的話。一個警尉說：“暫時跟我們走一趟。”當晚便把他們送往日本憲兵隊依蘭憲兵分遣隊。

日本憲兵隊依蘭分道隊在依蘭縣城東北角，是一個鎮壓屠殺抗日軍民的閻王殿。他們被關押在日本憲兵隊拘留所。

深夜，兩個日本憲兵將黃帶到刑訊室。一個日本憲兵軍曹厲聲問道:“別人告你們開會，有不軌活動。”

“小買賣人，不懂什么叫開會。我請劉君來修電燈，隨便疇幾句家常話。”

“劉真的是電燈夫嗎？”

“確實是電燈匠，不信你們去了解一下嘛。”

劉振祥的掩護職業確實是雜修工。憲兵從他家搜到一把電工鉆子，又到鄰居那了解情況，大家都說他是修理匠，日本憲兵這才確信，第二天下午將劉釋放。

日本憲兵又將黃吟秋的妻子劉慧麗押到拘留所同黃見面。

黃非常難過而激動地說：“她是我的妻子，已經懷孕好幾個月了。她是個家庭婦女·男人的事，她什么都不知道，一一切事由我一個人承擔，和她沒關系…….”

“老黃，你放心吧，家里有我呢。咱沒干壞事，什么也不怕！”黃妻哭著說。

敵人對黃妻沒有審出什么，無法給他定罪，幾個開小鋪的又聯合起來到憲兵隊做保，當夜黃妻就被放了出來。

日本憲兵隊連夜對黃進行突審。一個憲兵作翻譯，日本憲兵少尉審訊道：“你的問題很嚴重，如果不講真話，會受到重刑。你懷孕的妻子也會跟你受罪的……”

黃深知這是日本憲兵對他進行威脅，咬定自己是干小買賣的小業主，別的一概不知。

日本憲兵少尉喊道:

“三賓的給……”

幾個打手上去將黃的雙手背扣在木樁上開始用刑。敵人先是打耳光，繼而又用煙頭燒，用皮帶抽，用木棒打。

曾被敵人判了死刑的共產黨員黃吟秋滿臉是血，多次昏死過去。打手們用涼水一次次地將他澆醒。酷刑并未使他屈服，他堅決不承認是共產黨，也不承認同抗日斗爭有什么聯系，咬定是普通小商人。

日本憲兵拿出最后一張王牌，把常與黃聯系的一個學生董福義帶到黃的面前。董貪生怕死，經不住敵人的恐嚇，只被打了幾個耳光就招供了。他當場指認黃是依蘭共產黨和抗日負責人。

面對可恥的叛徒，黃心想，在這種情況下，我只好公開自己的身份，保住黨的機密，同敵人進行公開的斗爭。

他大義凜然地站在敵人面前：“既然如此，那么我承認本人是共產黨員，是搞抗日的。只要你們日本人一天不走，我就抗戰到底！”

日本憲兵少尉驚喜地說：“喲西！你的好樣的。你的繼續講共產黨的領導是誰？”

“共產國際！”

“住什么地方？”

“海參崴。”

“你的領導人是誰？”

“趙尚志。”

“在什么地方？”

“在山里。”

“這里的地下黨，抗日救國會都有誰？”“各處都有，我還沒有聯系上呢？”

敵人一聽黃講的東西既籠統又都是公開的，有用的東西一點都沒講，認為黃純粹是在繞圈子。于是又對他施以更加殘酷的荊罰:壓杠子、灌涼水……黃為應付敵人的追逼，便說出一些早已轉移了的共產黨和已犧牲了的抗聯戰士。

日本憲兵隊派人按黃所講的進行了認真的核查，結果不是死了，就是找不到了。他們覺得上了黃的大當，對他進行加倍的迫害。

黨組織獲悉黃吟秋被捕的消息后，抗聯三軍總指揮李兆麟利用敵人想發財的欲望，從山里秘密帶信送給經營木業的日特石玉璞，讓他想辦法營救黃出獄，如不把黃保釋出獄，所經營的木業今后就要遭殃。石害怕抗聯，于是他積極用錢活動買通東亞大區特務久富、日本憲兵隊特工部長許基洛，說黃是一般抗日人員，保他出獄后安份守法，做一個良民。日本憲兵隊便釋放了黃吟秋。

可是黃從出獄的第一天起就被敵人跟蹤，他明白自己的險惡處境，只好在家養傷，暫時不去找黨組織，以避開風頭。為了生計，在他人的幫助下，開了一個小吃部，這樣做同組織聯系或許方便些。

省委很早以前托黃購買的一批電料，一直藏在縣城，到1938年5月間還沒有運送出去，他心里十分焦急。通過“蘭發電料行”王發利經理，用馬車將這批電料運到江邊旅館，準備派萬交通到此地接貨。馬車剛行至江邊，恰遇縣警務科搜查班。

一個警察問：“車上拉的是什么東西。”徒弟小徐回答說：“我們是蘭發電料行的，往哈爾濱送貨。”

敵人看看貨物覺得可疑，于是將王經理和徒弟小徐帶到縣警務科。在敵人的威脅拷打下，他倆供出了真正的貨主。同天黃吟秋第二次被日本憲兵隊逮捕。

1938年6月，日本憲兵將黃押送到哈爾濱道里監獄。敵人曾被敵人判了死刑的共產黨員從叛徒口供中得知黃的身份。所以他被定為重要的“政治犯”，戴手拷和腳鐐，關在兩人一間的重刑牢房里。黃深知自己隨時可能被敵人殺害，他對同室的難友說：

“我的案子很重，活著出去的可能性不大，咱們活一分鐘就要同日本人斗一分鐘。”

黃吟秋除放風外，與其他人接觸不上。他就利用半小時放風時間向難友們宣傳東北人民抗日斗爭的英雄事跡，教唱《抗聯進行曲》、《紅旗歌》等革命歌曲，以革命的樂觀、高尚的情操團結難友同敵人進行斗爭”。

一次，在從監獄押往偽高等法院受審途中，他看到押解人員中有一個帶了槍的警察，就小聲地同劉忠民等幾個獄友說：“咱們不能糊里糊涂地死去，得同敵人拼他一下子。”他們悄悄商量如何奪敵人手中的槍。可當車開到偽高等法院時，那個帶槍的法警先下車，跑進屋送文件，他們被關進候審室。這次行動沒有得手，計劃落空了。

黃吟秋知道自己必死無疑，但他卻毫不懼怕，在偽高等檢察廳宣讀起訴書時，黃同敵人針鋒相對地斗爭，他慷慨陳詞，大罵日本法西斯侵略東北的暴行：“你們高唱的王道樂土’，是肆意屠殺中國人民掛羊頭賣狗肉’的無恥行徑！”他還質問日本人：“為什么協和會不協和！”

“日本人為什么比中國人高一等！”說完后，黃吟秋突然操起凳子，向檢察官牧野的頭上砸去，嚇得敵人目瞪口呆。

1938年9月，偽高等法院以“反滿抗日、鼓吹軍變罪”判處黃吟秋死刑。偽高等法院的判詞是:

“其罪狀極為毒辣、勝過數百名共匪之行動。當審訊之時，犯罪事安大半順服自供，但卻不肯自供重大罪行。其心中仍有抗日救國意識，對共產主義極為徹底，…故認為毫無悔改情，其罪行情節亦無酌量之余地。”

判了死刑的黃吟秋，被套上刑具，押回哈道里監獄。他拖著沉重的腳鐐走回牢房，開始寫上訴書。

黃判死刑后，抗聯三軍又對石玉璞施加壓力。石玉璞在山里經營木業，不敢得罪抗聯，深怕游擊隊將他的木業給“端了”。無奈只好再去積極奔走。他向日本人反復獻策說：“黃是共產黨的重要人物，可以用他來破壞抗聯及地下黨的活動。”

日本特務久富起初沒有多大興趣，他說：“黃這人心里壞了，頑固得很。”

后來在石的一再鼓動和賄賂下，久富聽信了他的話。

1938年12月末的一個風雪天，法警喊黃的身份號。黃吟秋以為今天要執行死刑了，他沉著地穿好棉袍，在走廊同難友們一一作別。一輛囚車停在獄門口。車沒開往刑場，而是開到高等檢察廳。兩個法警將黃帶到審訊室。一進門，他看到日特久富和一個不認識的日本人坐在那里吸煙。

久富開口說：

“你知道你已經出不了獄了嗎？”

“當然知道，我已被判了死刑，怎么出得了獄！”

久富又突然問：

“假如現在放你出去，能為我們做事嗎？”

黃干脆地說：

“那要看做什么事，我決不能做對不起祖國的事。”

久富笑了笑，接著又問：

“你認識石玉璞嗎？”

“認識”。

久富說：“石君很關心你的官司。”

黃沉默。

久富說：“我要到新京（長春）一趟，有機會還會來看你。”

那個日本人一直沒說話，只是吸煙。

黃又被押回監獄，眾難友吃驚萬分，都在為他活著回來感到慶幸。大家在放風時聽黃講了這次提審的經過。難友分析，敵人是叫黃吟秋出去后為日本人做事。黃堅決地說：“我出去后決不當漢奸。”

晚間，他秘密找到抗聯戰士共產黨員劉忠民，他說：“敵人放我出去定有陰謀，可我決不能做對不起中國人的事。”

劉忠民深情地說：“老黃你出去后，可不能忘了家（黨）。

黃堅定地表示：“我只要不死，保證給家里辦事！”

劉又囑咐說：“出獄后要警惕敵人，他們是不會放過你的，你能逃就逃吧！”

黃最后握著劉的手說：“我們都是布爾什維克，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為了黨，要堅持下去。

1939年1月9日早晨，兩個法警再次將黃押到高等檢察廳審訊室。除久富和那個沒有講話的日本人外，日本檢察官牧野也在場。

久富先說話:“黃吟秋，我們十幾天前在這見過面，今天我們再談談。”他吸口香煙，突然問黃：“你愿意死嗎？”

“當然不了，人都想活著。如果一定讓我去死，那就死吧,也沒有什么可怕的！”

久富笑著說：“黃君你的勇敢的大大的！”

牧野檢察官帶著教訓的口吻說：

“黃吟秋，你的拘留今天的停止，出去后要安份守己，抗日活動的不行。你今天跟久富先生回去吧，要好好地行事。”

第二天，久富帶黃吟秋乘飛機去佳木斯。

黃吟秋到了佳木斯后，久富對他說：

“這次保你不死，主要是派你為日本人做些事，希望你盡快答復。”

黃吟秋已識破了敵人的詭計，他一心想找到黨，繼續抗日。

于是便以自己精神受到刺激，身體不好暫時不能行事來推托日本特務的威通。他深知自己的處境十分危險、嚴峻，面對的是陰險殘暴的日本特務，為了盡快找到黨組織，得到黨組織的幫助，就得想方設法與敵人周旋，以拖延時間。

此時，黃吟秋得到了妻子在依蘭去逝的消息，他萬分悲痛同時想到何不借此機會請假回依蘭找黨呢？便同久富講了回依蘭處理妻子喪事，久富同意他回依蘭。

在妻子的姐姐家，他給省委寫了封密信，要求回游擊隊工作，請求黨組織對其進行審查。然后通過省委一個叫韓秀的交通員將此信轉交給北滿臨時省委負責人馮仲云同志。

農歷五月初六，久富帶信讓黃速回佳木斯。黃于五月初九回到佳木斯。這時交通員韓秀將省委書記馮仲云同志的復信交給黃，黃十分激動。北滿臨時省委書記馮仲云指示他：“在敵人心臟里利用合法環境做不合法的工作。”

黃吟秋接到這一指示后，考慮到開旅館接觸人較多，環境復雜，很容易掩護，便于為抗聯工作。于是答應了久富的要求。他積極籌備，不久“福星旅館”開業了。

久富把“福星旅館”作為日特的情報交流聯絡點。旅館對外正常營業。黃吟秋利用旅館的有利條件主動接觸利誘敵人。他在旅館內開設大煙館、設賭局，不久就掙了不少錢。日特在旅館內吃喝玩樂，黃又給他們許多錢。特務們拿了黃的錢也就不交給黃什么情報任務了，一個勁兒地叫黃好好干，多掙錢。

黃當“福星旅館”經理時，日偽正在北滿地區大舉捕殺共產黨員和抗日戰士，圍剿抗日根據地。

黃吟秋利用其特殊身份在這個時期掩護和救助了許多抗日工作者和家屬。如；丁寶樣、高顯文、李鳳山、鄒同棟和老交通員李升等。“福星旅館”既是日特活動據點，也是我抗聯的聯絡網和接待站。正像黃吟秋常講的那樣：“敵人想利用我們，咱們也得利用他們。”

1939年初夏，抗聯部隊和地方黨組織為了保存實力，避開日寇的瘋狂圍剿，將主力部隊轉入前蘇聯境內休整訓練。抗聯的同志把黃的情況向前蘇聯情報部門做了匯報。

同年4月初，前蘇聯伯力遠東情報機關派前蘇聯諜報人員金福曾(又名金振東）等兩人越境搞軍事情報。他們先在鶴崗落腳干力工，不久，同來的人叛變投敵，供出了金福曾的身份。

在這緊急關頭，金想起越境前有關人員曾介紹：如在滿洲遇到情況可去佳木斯“福星旅館”找黃經理，他是自己人。金福曾通過旅館的“茶房”丁寶祥找到黃吟秋。黃怕敵人搞名堂，對金進行了多方盤問，并仔細查看了金的密件，確認金是蘇方的情報人員，便讓他暫避于旅館地下室小鍋爐房，別人如問，就說是新來的燒鍋爐的工人。黃根據金的要求搞來了“三江省軍事布置圖”、“三江省協合會組織及活動內容”等重要情報。

金福曾在旅館住了一個月。同年11月中旬封江之后，黃派丁寶祥護送金過江回前蘇聯送情報。他們兩人整整走了三天三夜終于越境到了前蘇聯。丁因病在前蘇聯住了幾個月，帶一封前蘇聯情報機關給黃的信越境回國。后來金福曾又回來三、四次，均在黃的掩護下住在旅館中。

1941年春，金最后一次來旅館，黃吟秋為他搞到佳木斯市地圖、江橋位置圖及偽滿洲國的許多報紙刊物，還有一些市區重要地點的照片等，金越境回前蘇聯后，再也沒有回來。可以說，“福星旅館”也是前蘇聯情報機關在北滿的一個重要聯絡點。

1940年5月間，抗聯某團團長張和奉命帶領一個小分隊護送北滿省委負責人馮仲云到前蘇聯去。

越境前，張和的腳不慎扎傷，難以繼續前行。馮仲云決定，張和暫時回鄉下養傷，傷愈后再去找抗聯部隊。

張和身帶一支步槍和一支手槍離開了小分隊，藏在佳木斯東部抗日積極分子王文舉家中。由于叛徒劉振峰告密，佳木斯憲兵隊將張和同志逮捕。王文舉馬上跑到“福星旅館”找到了黃吟秋。

黃吟秋沉思了一下，對王文舉說：“你快些把大槍背我這來，手槍留著自己用，你這就回去，越快越好！”

深夜，王文舉將大槍用麻袋包好，藏在一車山柴中。到了“福星旅館”把步槍交給黃，黃把槍存放在地下室鍋爐房中。

次日早晨，黃吟秋打電話給日特久富，說：“憲兵隊有點不像話了，把剛剛攜槍投降過來的人給抓起來了!”

久富問：“來降的是什么人？”

黃吟秋：“是抗聯的一個士兵叫張四哥，他的一支大槍就放在旅館地下室里。不信你來看看。”

久富放下電話，來到“福星旅館”地下室，看見確有一支“三八”步槍。久富火了：“這件事我的不知道。”

他馬上打電話給憲兵隊長：“你們昨天抓的姓張的，是來我們這里投降的，還帶了一支大槍在我們手里，你們抓的不行，這是我們特工策反的成績，出了問題你們憲兵隊要負責任，我的總部的報告！”

憲兵隊也知道久富的厲害，怕他向上級報告，所以很快就把張和釋放了。黃吟秋通過關系給張和辦了一個良民證，說：“你到鄉下找抗聯去吧！”

黃吟秋在“福星旅館”當經理兩年多，按照中共北滿臨時省委的指示，忍辱負重，嚴格保守黨的機密，積極為黨工作，掩護和營敷了許多抗聯干部戰士及前蘇聯情報人員。

1941年春，黃吟秋借故辭去“福星旅館”經理職務，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臺安。

1945年10月后，黃吟秋任臺安縣民主政府民政科長，參與建立基層民主政權。新中國成立后，先后在東北烈士紀念館、松江省文教用品社、四平紡織廠等單位工作。1961年在國家困難時期，組織職工發展生產。1974年從四平紡織廠離休。

然而，由于黃吟秋的歷史復雜，經歷曲折，黨籍一直沒能恢復。他在給中紀委領導的一封信中說：“我酸甜苦辣的一生，經歷了疾風暴雨，酷暑嚴寒的摧殘。我內心深處有一個強烈的愿望，在我未閉上雙眼之前，回到黨的隊伍中”。信中充分表達了黃吟秋對恢復黨籍的迫切心情。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共四平市委經過認真地調查、核實，弄清了黃吟秋的全部歷史問題。

1985年2月9日，經中共中央和中共吉林省委批準，同意恢復黃吟秋黨籍，黨齡從1927年3月算起，按四平市政協副主席待遇，定為十二級干部。這個決定送到黃吟秋手上時，他已經躺在病塌上數月之久了。黃老老淚橫流，感慨萬端，千言萬語化作一句話：“黨啊，我終于回到你的懷抱了！”他把第一個月的工資全部交了黨費。

1989年8月11日凌晨，黃吟秋同志走完了83年的人生旅程，辭別人世，骨灰安放于臺安烈士陵園。

緬懷先烈，致敬英雄黃吟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