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逆差大幅縮減25%？美貿易代表：這是“正確的方向”

12月4日在華盛頓DC的一場會議上，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直言不諱呼吁縮小與中國的貿易規模，還說美國對華商品貿易逆差已經降了25%，并表示這才是“正確的方向”。

有意思的是，他一邊強調美墨加協定（USMCA）是美國法律，一邊警告加拿大和墨西哥，別當中國、越南這些亞洲國家的“轉運樞紐”。

要理解格里爾的言外之意，咱們需要先看看這所謂的25%逆差縮小是怎么來的。因為根據中國海關總署2025年發布的數據顯示，2024年中美雙邊貨物貿易額達6882.8億美元，中國對美順差是3610億美元，比2018年的3233.3億美元還漲了不少。

格里爾這邊說逆差縮小了25%，另一邊海關顯示順差還在漲，究竟誰在說謊？

很簡單，雙方的統計口徑并不一樣。

原來美國計算貿易逆差時，把轉口貿易也算進了對華逆差里，而中國是按原產地原則統計。更關鍵的是，按貿易增加值核算的話，美國對華逆差會大幅下降——畢竟中國很多出口商品只是組裝加工，核心零部件或者原材料可能來自其他國家，中國只賺了點加工費。

打個比方，一部在中國組裝的手機出口到美國，售價1000美元，美國算全額逆差，但中國實際獲得的增加值可能只有100美元，這逆差水分可不小。這25%的逆差下降，到底有多少是真實的貿易調整，多少是統計口徑的“數字游戲”？可能格里爾自己也不是十分清楚。

另外根據美國商務部數據，2024年美國貨物貿易逆差總額達1.2萬億美元，同比增加13%，連續四年超1萬億美元。中國占美國逆差的比重從2018年的47.5%降到2024年的24.6%，可美國對其他國家的逆差卻大幅增加。這說明逆差問題根本不是中國造成的，而是美國自身經濟結構的毛病——制造業空心化、消費過度依賴進口，再加上美元特權讓美國能長期維持逆差。

格里爾的言論里，反復提到要加強美墨加協定（USMCA）的執行力度，防止加墨成為亞洲產品的轉運樞紐。這就讓人好奇了，USMCA到底是個什么協議，能讓格里爾如此看重？作為替代北美自貿協定（NAFTA）的新協議，USMCA里藏著一個關鍵的“毒丸條款”——如果三方中任何一方與非市場經濟國家達成自貿協定，另外兩方可將其踢出協定。明眼人都能看出來，這條款就是沖著中國來的，想捆住加墨的手腳，不讓它們和中國走得太近。

可問題來了，加墨真的會乖乖聽話嗎？墨西哥外長早在USMCA簽署時就明確表示，該協定不會影響墨中交往，也不會限制雙邊貿易和投資。加拿大外長也強調過，協定不應損害其他國家的正當權益，加方會根據自身決定推進與其他國家的自貿協定談判。畢竟，中國是墨西哥和加拿大重要的貿易伙伴，尤其是在農產品、礦產等領域，雙方合作有著實實在在的利益，怎么可能因為美國的一句警告就放棄？

更有意思的是，老格曾參與USMCA的談判，如今又抱怨協定存在“持續性問題”，還提到通過對外國汽車征收關稅來調整。可這關稅調整真的能解決問題嗎？

2025年3月有報道顯示，面對美國即將生效的關稅，日本、韓國和歐洲的汽車制造商正爭先恐后向美國運貨，墨西哥境內的車企也在提前備貨，試圖規避關稅影響。國際咨詢機構安德森經濟集團估計，若關稅生效，一輛新車的平均成本可能增加3500至1萬美元，也就是說，無論關稅怎么調整，最終掏腰包的還是美國消費者自己。

更矛盾的是，老格一邊說要縮小對華貿易規模，一邊又承認加拿大和墨西哥是美國最大的出口目的地。2024年數據顯示，美國對加墨的出口額占其總出口的近三分之一，其中農產品、能源產品占了很大比重。如果加墨真的聽從美國要求，減少與中國的貿易往來，必然會影響自身經濟，進而減少從美國的進口，最終受損的還是美國農民和能源企業的利益。這就好比想讓別人斷了一條財路，卻不讓別人減少對自己的采購，這種“霸道邏輯”恐怕很難行得通。

如此看來，格里爾之所以急著給中美貿易“瘦身”，還盯著加墨的轉運問題，本質上是在為特朗普的“制造業回流”和“供應鏈重塑”戰略站臺。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一直把“美國制造”當作核心任務，一邊通過減稅、補貼吸引企業回流，一邊揮舞關稅大棒，試圖讓產業鏈從亞洲遷回北美。可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

用希臘前財長雅尼斯?瓦魯法基斯的“超市經濟學”打個比方，美國就像一家發行通用代金券（美元）的超市，自己的自營商品（出口）賣得少，別人的商品（進口）買得多，本來靠代金券特權能維持平衡。可美國非要給別人的商品漲價（加關稅），想讓大家買自營商品，結果反而導致大家消耗更多的代金券購買更多進口商品，逆差又回來了不說，代金券的信用也岌岌可危。這波操作，純屬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中美貿易的互補性其實強得很。中國向美國出口電機電氣設備、機械器具、家具等商品，滿足美國消費者的日常需求；美國向中國出口大豆、棉花、集成電路等，中國可是美國大豆、棉花的第一大出口市場。2024年，美國51.7%的大豆、29.7%的棉花都銷往中國，要是真縮小貿易規模，美國農民第一個不答應。

而且美國在服務貿易和對華投資上賺得盆滿缽滿。據美國商務部數據，2023年美國對華服務貿易順差265.7億美元，美資企業在華銷售額高達4905.2億美元，遠高于中資企業在美786.4億美元的銷售額。美國只揪著貨物貿易逆差說事兒，完全不提服務貿易和投資的順差，這不是選擇性失明嗎？

不過話說回來，格里爾的言論也反映了美國對華戰略的糾結。一方面，美國想遏制中國產業升級，怕中國在高科技領域超越自己，所以要在半導體、人工智能等領域搞封鎖，想通過縮小貿易規模減少技術溢出；另一方面，美國又離不開中國市場和中國的產業鏈，畢竟很多商品一時半會兒找不到替代來源，而且中國在稀土、新能源等領域已經形成了競爭優勢。

這種糾結讓美國對華貿易政策反復無常。比如特朗普曾取消價值低于800美元進口商品的免稅門檻，結果美國郵政暫停接收中國郵政包裹一天后就撤回通知；對華加征關稅后，又給部分商品豁免，政策搖擺不定。這種不確定性讓大量美國中小企業暫停了對華業務拓展，反而抑制了自身的就業活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早就警告過，如果全球經濟陷入嚴重碎片化，總體經濟產出可能萎縮多達7％；如果加上技術“脫鉤”，一些國家的損失可能高達國內生產總值的12％。美國推動對華貿易“瘦身”，本質上是在人為割裂全球供應鏈，但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強行切割產業鏈只會兩敗俱傷。

格里爾的言論又提醒我們，美國對華遏制的戰略根基沒有變，未來可能會在科技、金融、規則等領域展開更復雜的博弈。但如果逆差背后的結構性問題不解決，恐怕光靠喊口號也管不了啥大用。

參考引用來源：

美國財經網站investinglive、中國海關總署、美國商務部、美國人口普查局與經濟分析局、聯合國統計數據、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紐約時報》、《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