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群決而明，獨裁而昏！

在古代帝王的文成武功中，李世民絕對是首屈一指的存在。當然李世民的文治武功除了自身的才能，那就取決于他群策而決的理念。由于古代戰爭中將領都喜歡群體決策，因此李世民在日后的決策完美保持了這一特點。只不過李世民的才能是他發揚群體決策的作用，卻能在群體決策里善于總結和采納。比如貞觀時期，李世民不管事情大小都通過群體決策而制定國策，機密的事情就通過與心腹商議決策，普通的事情就庭議決策。這也是貞觀一朝興盛的原因，群體決策的目的不是選擇最優解，而是總結每個人的優點。

最典型的就是在與頡利的用兵上，房玄齡等一部分人主張與其決戰，而魏征等以國力為主不主張與其決戰。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唐朝與頡利決戰已經是必然趨勢了，但在庭議的過程中，魏征用損耗糧食和民力的數據支撐自己的觀點時，也讓唐太宗看到了貞觀頡利的花費有多巨大。于是唐太宗最后雖然采取了貞觀頡利的觀點，但也從魏征的建議里看到了巨大的花費，他更明白要取得絕對的勝利，就要做充分的準備。而在那時候庭議是非常常見的事情，比如唐太宗出征頡利雖然魏征等一大批臣子不同意，但唐太宗在貞觀頡利時對魏征等人委以重任，這些人還是會盡心盡力辦事。

我再比如三國時期，姜維九伐中原致使蜀漢國力衰竭，將軍廖化堅決反對姜維再次出兵伐魏，為此甚至不惜在朝堂上與姜維爭鋒相對。但姜維在北伐時依然重用廖化并以其為先鋒，而廖化也在北伐時積極配合姜維與曹魏作戰。再比如宋朝時王安石與司馬光針鋒相對，但有一天宋神宗詢問王安石，司馬光是個什么樣的人，王安石說道:“司馬光是個人品很好的忠臣”。而當王安石死后，司馬光請求朝廷以太傅的禮儀厚葬王安石。事實上，兩個人私下的關系也很好，這便是君子和而不同的由來。

再比如三國時期，嵇康取了曹家的公主，他為了對抗司馬家與山濤決裂。而山濤的表兄弟是司馬昭，因此山濤代表了司馬家的利益。甚至最后嵇康被司馬家活生生給害死了，但嵇康去世時沒有將他的兒子托付給他的哥哥，而是托付給了與自己誓不兩立的山濤，最終嵇康的兒子嵇紹成為了晉朝的忠臣。其實以古人的觀點來看，后來人的認知是很狹隘的。宋朝時人們問司馬光與王安石形同水火，但彼此兩個人都給與了對方高度評價，有一天司馬光的朋友問其原因。司馬光回答道:“朝堂之爭，公也。個人之情，私也。私不宜公，公不宜私。”

而貞觀時期經歷過一次貞觀王朝的衰退，那就是唐朝由群決變成了獨裁的過程。而這次事情就是張蘊古事件，很簡單的一個案例:那就是一個精神病犯了案被無罪釋放，而有人誣告張蘊古徇私舞弊。唐太宗一怒之下竟然當眾殺了張蘊古，最后查實這個人確實有精神病，而這次事件出現的插曲時房玄齡本來想勸諫唐太宗，卻被唐太宗活生生懟回去了。而這次事情最可怕的結果就是君主制露出了獠牙，臣子們看到如果他們惹怒唐太宗，自己也會成為第二個張蘊古。

也就是這時候開始，唐太宗雖然依然有群議的傳統，但臣子卻沒有痛斥時弊的決心和心氣了。他們除了符合唐太宗以外，絲毫沒有提出任何自己的建議，哪怕這個人是房玄齡和魏征，哪怕是他們看著大唐一步步落入到長孫無忌手里。這也是唐太宗后期錯誤不斷的原因，從貞觀高麗開始，雖然在軍事角度屢戰屢勝，但卻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很簡單，高麗地形寒冷，唐朝大軍在他們一觸即潰，而當大軍撤退后，他們一旦截斷糧道，那么唐軍必然在饑寒交迫中餓死。換句話說，這個地方可以攻克，但卻難以久守。

再就是長孫無忌一步步蠶食唐太宗的權力，而自從張蘊古事件以后這些大臣也只是作壁上觀了。尤其是李承乾、李泰事件以后，李治就成了必然選項。原因很簡單，這時候長孫無忌已經集大權于一身，如果立別人肯定會讓長孫無忌成為第二個霍光，因此只能立長孫無忌的外甥了。只不過長孫無忌沒有想到的是，出現了一個比他還殺伐果斷的武則天，這才讓長孫無忌陰溝里翻船。縱觀唐太宗的一生，他的輝煌來自于群議，不管是軍事還是朝政都是得益于群議。而在大臣們的心中大唐不只是李世民的大唐，更是他們自己的大唐。

而張蘊古事件以后，他們清楚的知道了這是君主制。原來大唐不是他們的大唐，而是皇帝的大唐，而他們的生死就在皇帝的一瞬間。因此既然大唐是皇帝的，他們為什么要冒著風險去勸諫呢？這也是唐太宗前后臣子最直觀的心態轉變，而結果就是唐朝開始走向衰落，而且唐太宗后期也是各種錯誤不斷，而臣子也因為不管勸諫導致他們的才能被埋沒。有時候我們在想一個問題，一個好的制度真的會讓每個人收益，臣子才能施展出來，皇帝成就美名，王朝也會不斷發展。反觀一個不好的制度，則會讓每個人都深受其害，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