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數字化賦能新時代“楓橋經驗”
尉建文
“楓橋經驗”歷經60余年的發展,不斷與時俱進,煥發生機,發揚光大。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要充分認識‘楓橋經驗’的重大意義,發揚優良作風,適應時代要求,創新群眾工作方法”“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建議》對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作出戰略部署。近年來,隨著以人工智能、云計算、區塊鏈、大數據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迅猛發展,數字技術日益成為賦能社會治理的重要力量。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以數字化賦能“楓橋經驗”創新發展,不斷探索基層社會治理的新模式與新路徑,提高社會治理的智能化、科學化、精準化水平。
以數字化賦能新時代“楓橋經驗”,不僅意味著技術手段革新,更意味著社會治理方式變革,關鍵是要實現數字社會治理新技術新手段與基層社會治理深度融合。其核心優勢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有助于更好發揮人民群眾的主體作用。“楓橋經驗”的精髓在于發動群眾、依靠群眾,把問題解決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數字化平臺能夠實時收集民情數據,精準感知群眾訴求,推動群眾更加主動參與基層治理,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二是有助于優化“矛盾不上交”的治理機制。通過建設社會治理一體化平臺、網格化管理系統等,實現跨部門數據共享與聯動研判,有助于把矛盾糾紛化解在社會治理最早階段和最小單元。三是有助于建設社會治理共同體。數字平臺能夠促進政府、社會、市場協同,推動多方主體參與社會治理,有助于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以數字化賦能新時代“楓橋經驗”,必須堅持以黨的領導為根本、以源頭治理為前提、以多方共治為基礎、以依法治理為保障、以民生服務為導向,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現代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
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確保數字社會治理正確方向。黨的領導是“楓橋經驗”的政治靈魂。要建立健全黨委對數字化平臺的統籌領導機制,確保黨的領導貫穿于平臺設計、運行和優化的全過程。持續推動“智慧黨建”與基層社會治理的深度融合,將數字技術適當嵌入基層黨組織的組織生活、黨員教育和服務群眾工作中。積極運用互聯網、大數據等新興技術,創新黨組織活動內容方式,推進“智慧黨建”,切實把黨建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提高服務群眾水平。比如,北京市持續深化黨建引領接訴即辦改革,用黨建引領“一根針”串起城市治理“千條線”,將群眾訴求作為治理目標,讓群眾參與城市治理決策,以群眾智慧解決涉及群眾利益的矛盾和問題,形成了踐行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生動實踐。
推動源頭治理,實現關口前移。數字化治理的關鍵在于加強“前端預警”,實現源頭治理。利用數字化技術和手段,可以變“事后應對”為“事前預警”,從源頭上減少基層治理壓力。全面整合12345熱線、綜治中心等公共服務平臺數據資源,運用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算法,開發智能化風險預測預警模型,實現對社會矛盾風險的早期識別、智能研判和自動預警。建立線上線下聯動的預防機制,確保數字化平臺預警信息能被自動、精準地推送至相關責任單位和基層網格員,形成平臺數據閉環工作流,將風險隱患化解在萌芽狀態。比如,廣東省佛山市建成“佛山城市大腦”智能中樞,提供114項基礎能力支撐,建成燃氣、消防等9大監測專項,布設13120套傳感器對燃氣管網等風險點實施24小時監測預警,推動“救火型”治理向“防火型”治理轉變。
強化多方共治,構筑數字社會治理新格局。多方共治是以數字化賦能新時代“楓橋經驗”的重要目標。要推動數字化和網格化雙輪驅動,推動“一網統管”與網格化管理深度融合,實現治理主體之間信息互通和任務協同。以數字化平臺為紐帶,優化接訴即辦等工作機制,實現各項任務由平臺智能分流、限時辦理、全程督辦。同時,通過開發“隨手拍”“線上議事廳”等數字化工具,將“楓橋經驗”的群眾工作方法從線下擴展到線上,以共建共治共享構建社會治理共同體。比如,浙江省諸暨市打通“城市楓橋”等數字化應用與城市網格、線下社區議事平臺,加強線上線下協同聯動,形成上下貫通、整體智治、高效協同的新局面。
加強依法治理,筑牢數字社會治理安全底線。法治建設是以數字化賦能新時代“楓橋經驗”的重要保障。要完善數字化治理相關法律法規,加快研究制定關于基層社會治理數據采集、共享、開放、應用的標準和規范,為數字化治理夯實法治基礎。加強數據安全與隱私保護,確保數字平臺在面對海量數據和復雜網絡環境時,保持安全、穩定、高效運行。建立嚴格的數據分類分級管理制度和安全防護體系,采用先進技術手段保障公民個人信息和隱私安全,堅決防止數據濫用和泄露,確保數據應用安全規范。比如,上海市浦東新區發布《浦東新區公共數據授權運營管理若干規定(試行)》,規范公共數據授權運營管理,推進公共數據開發利用,有助于保障數據安全,并提高治理效率。
突出服務導向,提升數字社會治理溫度。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落腳點在于服務群眾。要依托大數據精準識別不同群體、不同區域的需求,推動治理模式從“人找服務”向“服務找人”轉變,主動推送個性化、定制化服務。完善線下服務渠道,健全兜底性的服務機制,為老年人、殘障人士等特殊群體提供“數字反哺”“適老化”服務,做到線上線下并行,讓治理更具人文關懷,讓數字文明成果惠及更多群眾。比如,浙江省的在線政務服務平臺“浙里辦”讓“數據多跑路、群眾少跑腿”,深度融入企業生產和群眾日常生活,已匯聚3638項依申請政務服務事項、2000余項便民惠企服務,集成駕駛證、行駛證、健康醫保卡等300余類電子證照,不僅提升了社會治理效率,也讓社會治理更有溫度。
(作者為南開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來源: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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