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深秋,沈陽火車站的站臺被晨霧裹得模糊,一個十三歲的小姑娘攥著信紙站在候車室的角落,她叫李敏,卻更習慣別人在背后輕聲喊她“嬌嬌”。那天,她準備把第一封中文信寄往華北,信封上的收件人寫的是“毛主席”。
從出生算起,她同父親真正相處的時間只有三年。1936年冬天,陜北保安城一間沒有門板的空屋里傳出嬰兒哭聲,接生的同志忙得滿頭大汗,毛澤東卻笑著調侃:“跟雞下蛋似的,痛快!”鄧穎超探頭看了看,脫口一句“真是個小嬌嬌”,小名就這樣定下。
戰爭催促長征的腳步,也加速了別離。1939年,賀子珍赴蘇聯治療舊傷,嬌嬌隨行。離開延安那天,毛澤東一路把孩子緊緊摟在懷里,一聲不響。臨登機,他突然退到人群后面,轉身時眼睛已微紅。嬌嬌記得飛機轟鳴蓋過了父親的嘆息,記得冷風灌進袖口,卻沒有看清父親轉身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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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兒童院生活并不盡如人意。營養短缺、語言隔閡、孤獨感同時襲來,肺炎差點帶走她。賀子珍抱著孩子從病房跑回宿舍,用土豆換來牛奶,又熬過幾個不眠之夜,奇跡才出現。可還沒來得及喘口氣,兒童院院長以“歸隊”為名,上門逼人。爭執中,賀子珍被送進精神病院,嬌嬌重新被領回集體生活,像孤兒一樣排隊吃飯、就寢。
在那段灰色歲月里,兄長毛岸英常掏出一本《火種》給她講中文生字。他指著墻上那張熟悉的畫像說:“這是爸爸。”嬌嬌撇撇嘴:“哪有爸爸丟下女兒不管的?”質疑埋在心里,卻在東北回歸后爆發成一封直白到近乎魯莽的家書——“到底您是不是我的親爸爸,我是不是您親女兒?請趕快來信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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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窯洞的燈亮了一個通宵。毛澤東讀完信,邊笑邊搖頭,隨即提筆:“你是我親生女兒,我是你的親生父親。盼你早日回來。”電報加急送往東北,嬌嬌撫摸那一行行方塊字,心里第一次浮現“爸爸”兩個字的溫度。
1949年盛夏,北平西郊機場。中山裝、布鞋、兩鬢微白的父親敞開雙臂,嬌嬌小跑過去,撲進懷里輕聲喊:“爸爸。”毛澤東拍拍她的肩膀:“我家洋寶貝終于回來了。”自此,中南海多了一位講俄語的少女,也多了一道歡快的背影。
語言關成了首要難題。育英小學課堂里,嬌嬌看著黑板上的“橫撇捺”直撓頭。毛澤東夜間批閱文件后,常推開門走到女兒桌前,親自示范“永字八法”。他說:“字寫好了,心才靜得下來。”桌面上,父親寫下一行毛筆大字“敏而好學”,又解釋“敏”字的出處。幾天后,他為女兒正名——李敏,“既提醒你‘敏于學’,也繼承我用過的化名‘李德勝’。”
學業之外,毛澤東強調勞逸結合。舞會上,他拉著女兒旋轉幾步,發現她僵硬地只會“踏點”,便笑道:“三人行必有我師,去找人學。”沒多久,李訥、孔令華輪番當教練,嬌嬌的步子輕快起來。下一次舞會開始,她主動領著父親跳了第一支舞,毛澤東揚眉:“這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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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李敏在中南海草坪舉行婚禮,父親只說一句:“自己的路得自己走。”1963年,夫妻倆搬到兵馬胡同簡陋小院,煤爐子一嗆就是滿屋黑煙,饅頭蒸成硬塊,她卻自嘲“吃得少,活得好”。探親歸來,她告訴父親這些窘狀,毛澤東點頭:“靠自己,什么都能辦到。”
1976年8月,病榻旁氣息已弱。李敏輕呼“爸爸”,毛澤東費力睜眼,“嬌嬌,你來看我了?”又問:“你今年多大?”李敏答“39”,父親搖頭,“38。”隨即用拇指和食指比了個圓圈,嘴里輕聲說了什么。因為聲音太低,誰也沒聽清。多年后,朋友猜測那圓圈或許是想讓女兒照應母親“桂圓”賀子珍。李敏聽完怔在那里,悔意無聲而沉重。
同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電話那端傳來消息時,李敏只握著話筒哭,淚水滴在地板上砸出碎小水漬。父親沒有給她留下財富,卻留下了兩句話:“敏而好學”“靠自己什么都能辦到”。這些話成為她日后行事的準繩,也成為家族下一代口耳相傳的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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