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香港回歸前夕，卓琳向江澤民提出：我要代鄧小平去香港看看

1992年春節后的一個上午，深圳國貿大廈頂層露臺上風大得很，站在護欄旁的鄧小平瞇起眼，看向對岸密集的高樓燈牌，身邊人聽見他低聲說了一句：“那邊應該早點回來。”這幅場景后來被攝影師記錄，卻更像他解決香港問題最后的注腳——離1997年只剩五年，他卻已87歲。

將時鐘撥回1974年5月24日。毛澤東會見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思時，先談世界格局，再指向鄧小平笑道：“香港還有二十多年，你們去談吧。”一句話，把未來主動權安穩放進第二代領導人手里，也給了英方模糊而難以捉摸的信號。此后，北京數次刻意保持沉默，讓倫敦始終猜不透底線。

1977年7月，鄧小平第三次復出。他在接待港澳各界人士時提到“海外關系是個好東西”。這句聽似輕描淡寫的話，其實暗示北京愿以開放姿態平衡國際資本與國內發展，香港的價值被重新擺在決策核心。四年后，他圈出一句批示：“1997年，整體收回。”

進入八十年代，世界冷戰格局松動，中美關系升溫，中英自然也要重新排座次。1982年9月24日，人民大會堂那次著名的會見，撒切爾夫人還沒坐穩，鄧小平先遞上一句硬話：“香港不是馬爾維納斯，中國也不是阿根廷。”對話不足四十五分鐘，卻把談判天平迅速撥向北京。撒切爾夫人走下臺階時失足一跤，港媒攝影機全部捕捉到，她后來說：“鄧小平真是厲害。”這是外交場之外的半句真心話。

此后兩年，中英談判進入拉鋸。英方接連打“市場”“民意”兩張牌，北京則用“一國兩制”兜底，對內承諾保持繁榮，對外宣示主權不讓寸分。1984年12月，北京人民大會堂，《中英聯合聲明》落墨，香港回歸時間、方式、駐軍、自治權限一一寫清。22輪談判，到此封筆。

協議簽完，難題并未結束。過渡期內，港府推行政治民主化改革，意在為1997年之后留下制度鉤子。1993年10月，已退休的鄧小平在家中拿到匯報材料，只說了十個字：“另起爐灶，任何條件不答應。”同月，外交部向英方遞交照會，態度冷硬，氣氛再度緊繃。幾周內，香港金融市場短暫震蕩，很快恢復，倫敦清楚大局已定，籌碼所剩無幾。

1997年2月19日，午夜零點四十五分，鄧小平逝世。新華社訃告發布后，許多人第一反應是：他沒能親眼看到七月一日。對鄧小平來說，香港是少年時代就種下的牽掛——1916年他途經維多利亞港去法國勤工儉學，那是第一次在殖民旗幟下體驗“華人被管束”的尷尬。因此，收回香港不僅是國家戰略，更是個人宿愿。

臨近回歸，卓琳一直在思索一個問題：若他仍在，會怎樣走過回歸典禮的紅地毯？5月初，她托人向中南海轉交話，說得很直白：“我要替小平去香港看看。”江澤民批示“同意”，隨即把她列入中國政府代表團名單。

6月30日晚，九龍海面燈火通明。解放軍駐港部隊車隊靜靜待命，午夜前十分鐘開始進駐。升旗儀式現場，卓琳坐在前排，特首董建華簡短介紹：“鄧小平同志夫人卓琳女士在座。”掌聲持續了半分多鐘，她緩緩站起，朝主席臺方向點頭示意，隨后說：“老爺子，這里我替你看到了。”音量不高，卻讓同排不少人紅了眼眶。

7月1日零時，《義勇軍進行曲》前奏響起，五星紅旗與紫荊花區旗同時升起。幕布落下，燈光亮起，卓琳仍望著旗桿，直到工作人員輕聲提醒才離席。回酒店路上，她對陪同人員說：“任務完成了。”簡單五個字，把二十年談判、十三億人的期待與一位老人未盡的心愿歸納結束，無需更多修飾。

可別忽略一個細節：典禮結束當晚，香港股市遠期指數不跌反漲，許多外資機構立刻敲定新一輪擴張計劃。這說明“一國兩制”并非書面承諾，而是實實在在的現實判斷——市場比任何言辭更敏感。倘若沒有此前硬碰硬的談判，也就不會有這樣的信心溢價。

有人統計，從1842年南京條約到1997年回歸，中間隔了整整155年；從1982年第一次正式談香港，到1997年7月1日升旗，只用了15年。兩組數字形成強烈反差：前者寫滿被動屈辱，后者展示主動謀劃。時代不可逆，但主權可以奪回，這正是香港回歸在政治史與外交史上的最核心意義。

回歸之后，卓琳極少再公開露面。多年后，少數接觸過她的人提及那晚，她只留下一句評價：“這是一件該做、能做、必須做的事情。”短短十四字，再度印證了鄧小平當年的判斷——解決香港問題并不是誰給誰的恩賜，而是中國必須完成的國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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