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渭清晚年撰文懷念毛主席：沒有他，我們至今還會在黑暗中徘徊

1976年9月12日的凌晨，南京雨聲不停，江渭清在客廳里踱步，桌上的收音機剛剛播完噩耗——毛澤東逝世三天。燈光昏黃，他一句話都沒說，卻緊緊攥住一截用過的鉛筆，仿佛抓住一段不愿松手的歲月。

眼前閃過的第一個場景仍是1938年。那年冬天，新四軍江南指揮部移至皖南，槍支緊缺，彈藥更是捉襟見肘。江渭清奉命籌款，闖進張治中的官署時，他敲著桌面半開玩笑：“張主席，借兩千大洋救急，利息管夠。”張治中皺眉無奈，只得掏出銀票。消息傳到延安，毛澤東夾著信紙笑道：“渭清這人，借錢都能借出革命味。”一句嬉笑，日后成為二人交往中最輕松的調侃。

1949年4月，長江南岸烽火連天，江渭清隨接管組夜入南京城。新政府秩序尚未成形，他抓住每一個細節：銀行張貼匯率，米市標明限價，連菜場地磅也要求校準。部下疑惑：“勝利了，緊張什么？”他揮手示意別多言，心里惦記的是北平二中全會上毛主席那番提醒——“糖衣炮彈最毒”。后來回憶這段時，他常感慨：“沒有那句話，天知道咱們會松成什么樣。”

1952年春，江蘇省機構恢復，他任省委第二書記。蘇北、皖北連年澇災，鄉親們盼的不是口號，是糧食。他蹚著水堰踏遍圩田，拍著褲腿對技術員說：“治水先治溝，治溝再造幸福。”同年夏末，毛主席到江都考察，看見排澇閘口嘩啦作響，說了句“疏水治澇”，江渭清立刻記在小本上。三年過去，全省新修圩堤三萬里，工廠電機轟鳴聲首次壓過了蛙叫。

時間轉到1960年10月，杭州專列夜行。車廂里，關于“人民公社食堂”去留的爭論正激烈。多數人認定“集體就該一鍋端”，江渭清捏著茶杯默不作聲。良久，他幽幽一句：“半年吃掉一年口糧，這賬怎么算？”毛澤東側過身問：“你再說幾條。”他便歷數柴草匱乏、家畜銳減、婦女負擔加重。空氣仿佛突然凝固。三支調查組隨即南下各地，證實無一虛言，公共食堂的結局因此改寫。

然而風云驟變。1967年2月，他與多位地方大員被緊急召往京西賓館。運動的陰云壓在頭頂，連窗外梧桐都顯得沉默。兩年后，他被疏散至長沙馬王堆，日子清冷，靠種菜維生。一次，周恩來帶來毛主席口信：“渭清不要急，日子會好的。”這簡單的七個字，比任何慰問電都來得管用。他抿著自家種的小青菜，笑著說：“主席沒忘，我就能熬。”

1973年，中央文件上出現了久違的“可用”兩字，江渭清的名字后面劃著重點標記。他赴江西上任，發現工業鍋爐停擺，田間只剩半截稻茬。為摸底，他住進進賢縣一戶農家，鋪條竹席便睡豬欄旁。“書記，這地方太苦。”陪同人員勸他回城，他擺手：“沒泥巴味兒，怎么治爛泥田？”兩年后，江西工農業總產值增長一成多，省財政首次出現結余。

1993年12月26日，距離毛澤東誕辰整整一百年。冬夜靜得只剩鐘聲，江渭清披著那件舊呢大衣，在案頭鋪開信箋。他沒有鋪陳豪語，只摘錄了恩格斯悼念馬克思的原話，又添上一句：“沒有毛主席，我們至今還會在黑暗中徘徊。”寫罷合筆，燈影把他額頭的皺紋拉得很長，像一條走過無數次的山路。

有人不解，為何時隔多年還念念不忘？一名老戰士登門請教，他笑著遞過茶杯：“是他點了一根火，把我們帶進光亮；也是他告訴我，火把是用來照別人的，不是照自己。”對方再問細節，他搖頭：“具體的人和事會淡，可這份情理不會老。”

1999年6月12日清晨，江渭清在睡夢中靜靜離開。書桌那盞臺燈還亮著，旁邊壓著1993年的手稿，紙邊已經卷翹。下頁空白，只寫了一排小字：“治國先治心，治心不忘本。”沒有落款，也沒有日期，卻似乎在繼續那句未寫完的話——黑暗被驅散，光依然要有人守。